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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舒 望舒琐絮

时间:2019-02-15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二OO五年是诗人戴望舒百年冥寿,可他‘九五O年去世时,才四十五岁,正值壮年。   诗人―生的诗作只有九十几首,但写得很认真,很精致。一生出的四本诗集,每本的容量都不大。严格地说,在他抛开了旧诗过深的影响之旧感情、旧词藻,真是具有“新诗”之貌的,当从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始。
  “望舒”二字,是诗人的名字,源于《离骚》。屈原浪漫于诗的想象,是天上地下,云车飞驰,玉龙飞腾,以月神御者望舒为前导,风神飞廉殿后,随月神御者而“路漫漫兮”的行程,恍如一路都撒下草籽而茁壮了“望舒草”的。从“五?四”后的诗苑看,望舒的诗无疑是花,整体之典雅,还可以看作高洁的兰。可是,从他对“新月”唯美的反叛,以明白如话的散文入诗,似乎有点平民的草根气息,也不妨看作“草”吧。但他的“散文”明显有异于早期的白话诗,追求全感觉的意象之繁复、交错和境界幽深迷离之艺术张力的表现,结构了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忧郁的语音之重奏和变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精神所物化之人世图的真实一角。
  望舒,与我们这一代同新的共和国一道成长的文艺工作者,是隔代的前辈作家。不仅年龄隔代,他的文学,也离那时的我们较远,不像早逝的鲁迅,和那时还健在的茅盾。视其为非“主流”的作家。文学本来就是个人化的艺术,若无个人的个性化,是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卜品。但艺术的个人,远离,或拒绝与人世间的社会生活融合,同样,社会、广大读者,也会对等地与之疏远,,从这个角度看,他与今日“主旋律”的距离,除抗战时少量的作品,说他是“非主流”也不为过,实事求是。可是,一花独放的教训,生态失衡的诗苑,也易形成另种形式的漠化。半个世纪前,似乎在繁忙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建设中,还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只是简单化地没有再向新的一代提供阅读,为此,在那个时候,我的同代人,知望舒者,太少太少。
  其间,我算有幸,在同辈之中,较早接触到望舒的作品。那是一九五五年刚结束“肃反”运动,全国商品统一降价,工资上调,这在人们刚经过一场“运动”的紧张,尤其自身的经历得到审查、弄清了问题,是真正的身心为之解放的愉快,处处都是会心的微笑。因为它是每个在职人员要经过“审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那微笑,也是全民的微笑。此时,文艺似乎也不能老是那么一副老面孔,也得寻求适时、适地、适度的开放。
  这时,一本《戴望舒诗选》的出版计划出台了。现在“开放”了,也许无需作那多考虑。当时,虽然臧克家的《新诗选》重印时也补进了徐志摩的两首诗,也只能作那么点表示,出他的《诗选》还不到时候。徐志摩与望舒,一开始,思想倾向就不相同,若将徐志摩仅仅看作“新月”诗人之“新月”还好说,涉及他诗的范围之外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等复杂的关系,当时就不是那么好说的了,即便有人说得清,那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望舒不同,读书时就是一位进步青年,参加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反动派作过斗争,抗战时在香港日本人的监牢里受尽折磨,为了迎接新中国,冲破险阻北上,虽是病逝,也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肯定了他的爱国、进步。出他的《诗选》,首先考虑个人的政治没问题,运作起来就顺手多了。
  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是雪峰。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中,望舒他们不可能,也没办法到上海街头散发革命传单了,在施蛰存松江老家的一间小厢楼里政治避难。雪峰来到,又办起《文学工场》。他到之前,“曾写信向他们求援,说有个落人风尘的女子与之相爱,需要四百元为之赎身。为成全雪峰的好事,可叫他们煞费苦心,后来知道这笔钱是为革命所需而编造的故事,同雪峰也更亲密了。”没有想到,这时的雪峰又为死去的望舒出诗。《诗选》的选编、作序者艾青,同望舒是老诗友,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俩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桂林,相约在两地合编一份诗刊《顶点》,同时在港、桂两地发行。望舒和艾青,不像他同施蛰存,以及《现代》的同人,交往有那么深的渊源,诗风也相异。抗战时,国难当头,两位著名(这里的“著名”可不是现在所滥用的“著名”,而是真格的)诗人,相约合作编这份诗刊,难得的诗谊,是彼此都能欣赏。这件事,有位不仅没有署名,别人也没提到的徐迟,他那时还在外文局《人民中国》工作。一九五六年冬,他首先在作家协会理事会倡议在我们诗国当有一份诗刊,并为之呼吁、奔走、创建,创刊号以毛泽东诗词为头条而轰动的《诗刊》之前,很多人对他还缺乏认识。他同望舒的关系自然深多了。艾青在“运动”中,有人借“反胡风”、“反丁玲”扯上他而受到冲击,情绪不是很好,《诗选》初选的选目也是徐迟提供的。艾青的序言,五十年后来看,对望舒的评述中肯,经得起时间检验。
  天时、地利、人和,《诗选》慎重又顺利地出来了。杏黄的封面,中间留了一个小白框印上书名的小册子,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并不显眼,却引起文艺青年浓厚的兴趣,很快又重印。随着紧接而来的“大跃进”中的全民“诗歌运动”,这本书的影响,理所当然的被冲淡了。
  可这本薄薄的《诗选》,在我心里,始终是新诗中很厚重的一部选集。选诗过程中,偶尔碰到徐迟,他说话时,常是说到这又忘了那,有时沉默了一阵,又会“良沛,我念首望舒的诗给你听”,念完了,还要对这首诗的艺术、背景等等,一方面是当着我在一边琢磨,同时对我也是印象很深的诗教,无法忘记。
  十年动乱的结束,我的看法,它是以“四五”的“天安门诗歌”为前奏的。人民群众对新诗热爱的亲密状,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带给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新诗之繁荣、发展,也是空前的。
  由于历史诸多、复杂的原因,“五?四”后在“现实主义”之外的“非主流”而上另册的诗人之诗风,早为国内读者生疏,他们的诗文,文科师生甚至在《新文学史》上读过对他们的“批判”,却没看过他们的作品,极不正常。同时为了恢复新诗史原本的面貌,我用心选编了戴望舒,虽然他诗风的“现代”而无法列为“主流”,但在政治上是过硬的爱国者,这样,在较宽松的政治空气下,容易说过去。
  当时,望舒解放前的四本诗集,都不太好找。虽然后来在编选过程中不得不更多求教望舒生前好友冯亦代、吴晓玲同志,他们手头却没有这些诗集。其间不可能不想到施蛰存同志。以望舒为代表的诗之“《现代》派”,就是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而来。三十年代初,望舒与施的妹妹施绛年还有过婚约,虽然在望舒上法国的几年,婚事发生变故,但两家关系之深,是无疑的。当时家用电话还不普及,他在上海,联系不是很方便。也是尽量设法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但他那里“这些诗集早弄掉了”。经人提醒,不靠望舒的旧交,而找现代文学研究有关藏书很丰富的大家唐?同志,我们折腾了多久的事,对他来说,真是举手之劳,几分钟 他就找出来了,后来朱湘的诗集也是他提供的。在那种情况下,无法研究、考虑版本的问题,只要找到就好,也只能照排付印。这些大概就是施蛰存后来在一处,说有些错、漏字的遗憾之故。因为《诗刊》复刊后,严辰同志请卞之琳写了一篇介绍徐志摩的文章,反映很好。为此,望舒这本《诗集》,除保留五十年代艾青的序,也请卞先生再写一篇序,一九四九年,他同望舒是一同从香港冒充邮件押递人员乘船北上的,风雨的历程,相互对人对诗,该有更深的了解。不用多说,卞先生肯定会从另一角度,也会是另一种风格的序文。
  望舒诗的短长,不用我多嘴,从编辑的角度看,这本书这么编,应该是本不错的书,经过一番劳动,还有几分高兴。可是,高兴早了,问了几家出版社,议论这一选题时,兴趣都很浓,要他们接下这部书稿时,无人干脆、痛快的拍板。大家都在嚷着“解放思想”,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解放”。叫嚷“突破禁区”,哪些禁区是可以“突破”的,这些人还是在“口袋里卖猫”。有一次,见巴(金)老说到此事,那比唐?同志就干脆,找书所需要的几分钟都不费,“你告诉李致,说我答应的就行了!”李致同志是巴老大哥的幺儿,因为连生几个女儿,怕幺儿难养活,就过继给巴老,喊巴老“爸”。除这种关系,李致也是作家,尊重巴老,相信他“四爸”于新文学中的权威。而且在四川负责出版工作。有巴老这句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当时的印制条件下,书是印得很漂亮的。更重要的,是特受读者欢迎,一出来就脱销,当月就重印,以后连续印了好多次。当时,五十年代一度实行的版税已废了。“文革”中连稿费也不给了。“拨乱反正”中算恢复了稿费制,由于书一上市行情看好,这本才百来页的薄本书算了一千多的稿费。那时,大多公务员只是几十块的工钱,还要养家糊口。所以那一千多要抵现在好几万。拿到这笔钱,我同冯亦代同志商量处理办法。因为望舒去世后,望舒母亲是在冯家养着,若过去还有遗留的债务,我想可以用它来解决。否则,怎么分配,也请这位熟悉望舒家庭内部情况的老友拟出一个方案。过了几天,他问我可知道望舒的墓在“文革”中当“四旧”捣毁了。问话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当即我们同意用这笔钱修墓。到万安公墓一了解,旧墓不存,但公墓管理部门的档案里,对每座初建位置的地图是很精确的,保管完好,未被损毁。而且,里面的工程,不论巨细,公墓内都有专业队伍也只能包给他们,包工包料。即使没有这项规定,离城老远的,多跑两趟也不易,请石工、运石料,是无法干的,何况人家也不让你自家干。公墓也是公营的,还不兴讨价还价,咱也不会还价,开出的价钱是一千七左右,用这笔稿费还差四百左右。也是冯亦代出主意,请“作协”补助一点。可上“作协”找谁,咱摸不着门。一问荻帆,他说他跟严辰说一声再找李季就行了,没什么问题。那时,严辰是《诗刊》主编,荻帆是副主编。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新诗之繁荣,也将《诗刊》在“作协”推至在――个引人注目的地位。李季又是诗人,好像没有几天,钱就批下来。跟万安公墓签了合同,荻帆同望舒三女儿咏树,分头到茅盾家,请他题写了墓碑。“诗人戴望舒之墓”几个字,也是茅盾生前最后留下的绝笔。
  从一九八一年一月《戴望舒诗集》出版,:二月支出稿费,到三月底才四五十天,虽然有些程序,事儿也办得很利落。四月五日,是清明,《诗刊》组织了冯亦代、艾青、高瑛、吕剑、邹荻帆、邵燕祥、周良沛前往扫墓。家属有望舒女儿戴咏树,中新社派出记者甑庆如同往并向外发了消息。海外华文报纸多用了这条电讯,广为关注,读者将它看作中国改革开放对外送出的文艺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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