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丽 生于20世纪60年代。祖籍陕西横山。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青年文学》《诗刊》等海内外报刊发诗歌散文小说四百余首(篇)。《中国文学》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大篇幅作过专题介绍。作品荣获“人民文学”诗歌奖、陕西省505诗歌奖、西安(连续数届)文学奖等数十项大奖。90年代中期被读者评为全国十佳青年诗人。出版诗集《我的情诗》《一地花影》等数部诗文专著。
我的拾粪生涯
在距离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十多年的2008年深秋,我和女友结伴到我的家乡陕北横山一僻远的山地村庄小住了几天。我们见到了久违的小毛驴,见到了很多的山羊和绵羊,还见到了一群一群在立起的玉米秆下面刨食晒太阳的公鸡母鸡。走在水泥硬化的村路上,总能看见路面上洒落一些黑珍珠一样的羊粪和一粒一粒结实硬朗的驴粪蛋儿。每次远远看见这种东西,我都兴奋地大呼小叫着拉上女友,疾步奔过去,蹲下身子,不管不顾地用手拣拾着羊粪珠子;用鞋底将分散的驴粪扒拉在一起,我的精致玲珑的红柳粪筐和小巧可爱的粪铲便会跨越三十五年的光阴,适时来到我跟前,一起分享这久违的兴奋和喜悦。
女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继而哈哈大笑。她小我近十岁,我经历过的事情她没有经历过,她不可能理解我的“怪异”举动。
1975年我上初二。和初一时一样,我们仍然没有课本,开不了课。
头一年我先在校办粉笔厂做粉笔。做粉笔很好玩,我们把兑好的石膏液倒入金属模型里,待凝固成形,小心翼翼地摊在平板上,放在户外的太阳下晒干即可。这种劳动简单而愉快,只是闻不惯用来清洗和润滑模型的油汁,润滑油是由食用麻油和煤油混合而成,味道极其怪异,我一闻就恶心得想吐。后来我申请转到另一个校办五金厂,说是五金,其实是用薄薄的生铁皮卷制一些小油灯壶和削土豆皮的刮刀。这项工作就不好玩了,琐碎、麻烦,铁皮割得手指头生疼,厂房里整日喧嚣砂轮打磨铁皮刺耳的尖叫声,所以耳膜也疼。制成的灯油壶和削土豆的刮刀比较粗糙,难看,市面上不见出售,至今搞不清它们去了什么地方。
到了初二,学校要求我们暂时结束对工人叔叔的支援,转向对农民伯伯的帮助,具体活计是――积肥。那时化肥还是稀罕之物,庄稼所需肥料大都来源于厕所和动物粪便。在我生活的陕北小县城,街上常有拉粪的驴车、担粪的农民,也有两人抬着一大方斗稀粪穿街而过。那时的瓜果特别地香甜,粮食特别地有滋有味,那时的苍蝇也特别地肥大。
拾粪的第一件事准备粪筐和粪铲;粪铲大样儿似铁锨,只是比铁锨小一些;粪筐是用红柳枝编织而成,大都是圆的,也有椭圆型的,但圆的玲珑好看,也好使。初二分两个班,我在甲班,这两样东西是乙班的邵炳琴送给我的,她家住在离城二十里外的邵家洼村。邵炳琴是我在校乒乓球队的队友,她平时住校,人饿得皮包骨,两只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我常从家中偷出玉米馍给她吃。
头一年的劳动模范奖没有争到手,这一次再不能落空,刚开始积肥就目的明确,起点高,有动力。第一次拾粪是和同班同学闫世艳结伴而行,闫的父亲是县汽车站站长,家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俩是从小耍到大的玩伴儿,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天我们将齐腰长的大辫子梳洗得油光闪亮,在印花棉布衫外套上雪青套袖,手拿铁铲,腕挎红柳筐兴致勃勃地拾粪去了。
出门就直奔那条从县城通向农村的石子大马路。这条马路上来往的牛羊和小毛驴最多,小毛驴尤其多――农民赶着驴车把小米、土豆、荞麦和爪果桃李运到县城的集市上卖掉,又赶着驴车,把买的煤油、火柴、食盐、棉布和麻纸拉回农村的家中。那时不兴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手扶四轮车也不多见,那时兴的是驴拉车,小毛驴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我们紧跟在一头驴或一群驴后头,眼睛密切注意着驴尾巴下面的动静,一有情况就连忙将粪筐接上去。驴粪蛋儿一般如婴儿拳头大小,外表光滑闪亮,呈黄褐色,有一股青草腐败的霉烂气味儿,不怎么难闻。
远处,一队毛驴慢悠悠地走过来,慢悠悠地洒下一些黄褐色的粪蛋儿,零零星星地铺排在青灰色的马路上,点缀得煞是好看,我和闫世艳高举铁铲,欢呼着跑过去,用鞋底将粪蛋儿扒拉到铁铲上,再集中丢进筐里。我心中有理想,就急吼吼的,动作比闫世艳快捷多了,拾到筐里的粪自然比她的多,我有时过意不去,主动分几粒过去,她不怎么拒绝,但说出的话散淡而大气:“无所谓的事儿,我拾零粪纯粹是为了好玩嘛,也为着能和你说说话,散散步,才不是为了那张巴掌大的破奖状。”还有一次她又说:“当积肥模范,如果能奖一块花手绢或圆珠笔什么的,还值得争一争,只给一张破奖状不值得,也没意思。”我在一旁听得一点点渺小下去,又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在众多竞争对手中,我悄悄划掉了闫世艳的名字。
傍晚担水时碰见了闫世艳,问她明天还去拾粪吗?她想也不想地说:“明天不去拾了,我想睡个懒觉。再说我家花盆里的指甲花也快开败了,我得捣碎明矾、大蒜和花瓣儿,好好染一染指甲。”我一阵惊喜,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你不去我也不去了,一个人拾着没意思。”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挎上粪筐,手拿铲子,急急地朝马路上寻去。远处,灰蒙蒙的,一个小花点儿正向这边快速移动,看清了,也是一个腕垮红柳筐,手拿铁铲的拾粪女子,再一看,竟是闫世艳,两人愣怔了一下,也没打招呼,就悻悻地走开了。看来那张巴掌大的破奖状,闫世艳她是在乎的。从那以后,我们虽然常在一起担水拣柴,一起染指甲,刺绣小手绢,但再也没有结伴拾过粪。
我们班积的肥全部堆放在教室背后的一大块平地上,一人一堆儿,每一个粪堆上竖一块白色的硬纸牌,上面写着粪主的名字,颇似坟墓和墓碑。我们看着各自的“坟墓”,一点也不惧怕,也没有生和死的苍凉感,只是急切切地盼望“坟墓”快些高大起来,可是从面上看堆与堆区别不大,至少拿眼睛量不出来,谁都在乎那张巴掌大的奖状。我急得不行,就盯上了我家的猪圈和鸡窝。从粪水横流的猪圈和低矮的鸡窝里把粪取出来,是一件既需技术又需力气的活计,我两样都不行,弟弟们太小,不顶事,叫几个男同学来帮忙倒是个办法,又怕他们要分一份去。没法子,只好邀父亲出山。父亲当时是县委副书记,从早到晚开不完的会,下不完的乡,十分繁忙,我不管这些,在我看来,父亲的事情都没那张奖状重要。我是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平时自然宠爱有加,凡是需要他们时,我一般不会低声下气央求他们的,我只要一生气,他们准会忙忙照办,这会儿我又生气了,父亲就又答应了。父亲太忙,只有晚饭后的一点点空隙。饭菜端上来了,父亲胡乱扒拉了几口就起身到猪圈鸡窝里起粪去了。父亲先用铁锨和镢头把粪一点一点挖出来,再拌以少量黄土即成上好的肥料。父亲是县上的头头,怕别人误解他出风头,捞政治资本,就选择夜深人静时节,用架子车把粪送到学校。送粪的晚上,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特别明亮,父亲肩膀上拽一根粗大的麻绳,两手架在车辕上,身子向前深深地倾下去,那样吃力而艰难地拉着车,我在侧旁奋力推着,车上高如山峰的粪土快触到我的脸颊上,我一点也不觉得脏和臭,只感到生活是那样的甜蜜美好,前边的父亲是那样的高大英武。
因嫌脏,我一般是不会到鸡窝里取蛋,端着猪食到猪圈里喂猪的。在积肥的日子里,我三天两头视察猪圈鸡窝,像地主老财周扒皮一样把头伸进鸡窝里,看见黑乎乎的猪粪就兴奋,看见五颜六色的鸡粪就欣喜,连忙用小铲子扒拉出来收集好。就连院子里零零星星的一点儿鸡屎也不放过,仔细铲将起来。一时间,我们家里里外外出奇的干净、明亮,真正是一尘不染哪。
一夜之间,我的“坟墓”突然高大起来,竖在上面的名字也比别人的高出许多,远远看去,实在是威风得很哪,其他同学眼馋得要命,但并不是谁家都有喂着猪养着鸡,也并不是谁都有一个宠着他由着他的父亲。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粪的代用品,有人拎着麻袋到无定河对岸的苗圊里扫树叶,拿回来洒了水沤上几天,拿来滥竽充数;有人用垃圾、煤粉、锯木渣冒名顶替。粪堆在疯长,我们几个货真价实的粪主也快急疯了,强烈要求成立打假、质检小组,不但看数量,也要比质量,人有优劣之分,粪也有甲乙丙丁等,诸事万物都有一样。打假的质检小组的成员都很负责,公正严明,六亲不认,班上有个男生叫董春生,人生得清秀白净,有洁癖,随身常带一块花手绢,时不时甩着手绢这揩揩那擦擦,指甲缝永远是干净透亮的。一日有人举报董春生的粪里有假,两组成员立马吆喝上董春生和大家伙儿直奔现场,验明正身。组长用木棍在粪堆上扒拉开一块儿,见里面有大量未腐的树叶、煤粉拌以少量什么动物的粪便,大概是洒了水,稀拉拉,粘糊糊的,很脏。大伙儿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时难定明确的等级。董春生的脸红一阵绿一阵,人在原地转圈圈,突然他扑倒在粪堆上,双手捧起一大掬粘粪,挨个儿捧在大伙儿鼻尖下,一叠声问:“你闻闻,臭不臭?臭不臭?”
在打假和质检搞得紧锣密鼓的日子里,我们对各类动物粪便的外形和质地也有了一些了解:众粪中长得最漂亮的要数羊粪,羊粪外表光净闪亮,紧凑坚硬,呈椭圆形,大似蚕豆小似沙枣核儿,是粪中的美少女,黑珍珠,味道中有“悠然见南山”之清明气息。有羊粪的山野和草地上,我们一般不用铲子和扫帚,就用双手拣拾,困了累了,就席地而坐,和同伴儿用羊粪珠子玩起了跳子儿下棋的游戏。拣到特别光鲜干净的大羊粪珠子,就一粒粒积攒起来,包在花手绢里,分赠给要好的同学。我们那时常吃的一种小红杏就叫“羊粪珠子”,一毛钱买一百粒,吃起来水灵香甜,好杏儿才配有个好名字。
粪中质地最好的是鸡粪,鸡吃得好也吃得少,吃起食来细嚼慢咽的,加之鸡肠小肚,消化系统十分精致。鸡肉细腻有营养,鸡粪也细腻有营养。鸡粪一般不去养大田里的庄稼,只奶园子里菜蔬瓜果和花盆里的花卉,鸡粪性温含磷量大,用鸡粪奶过的瓜果蔬菜花卉,一般不会生病生虫子。
粪类中评为甲等的是羊粪和鸡粪,其余依次是驴粪、牛粪和猪粪。牛粪的外形也不错,像一只花瓶的底座,黑色的花纹,一层层,累累地叠上去。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红是红,黑是黑,真是好看,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鲜花会开得更加娇艳动人。不知为什么,我们都不太理睬狗粪,即便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也不去拾狗粪,大概是用狗粪比喻人类的地方太多了吧,有些忌讳和敏感。班上有个男生叫李文革,偷了我几铁锨粪,被我发现后,就当众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那一年冬天期末,我被评为积肥模范,得了一张巴掌大的奖状,奖状的纸质粗糙脆薄,黑灰颜色,四围饰有红花绿柳和小红宝书,我至今收好了珍藏着。
9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在一个朋友家见到当年初中各门课本,书不怎么厚,里面的内容极其陈旧、僵化,每一页都杂以长短不一的标语口号和最高指示。学与不学区别不大,说不定不学比学还要好一些。所以我一点也不为那一年的空白感到悲哀和遗憾。
我怀念我的拾粪生涯,那是一段无知而有趣的快乐时光。
七十年代的穿
60年代太小,少不更事。70年代长大成人,我对70年代的日常生活记忆犹新:粮票、布证、“的确凉”、阿尔巴尼亚香烟、朝鲜领短袖衫、木壳收音机里的样板戏……
我是70年代中期的红人儿:十三四岁的我是校办粉笔厂的技术能手;光荣的积肥模范;县体校乒乓球队主力队员;舞台上扯下狐皮帽露出大辫子的小常宝;高举红灯杏目圆睁的李铁梅,京剧唱得字正腔圆,假嗓子几可乱真。没有人知道,整个70年代,我都在深深迷恋着一件“的确凉”夏衫。苹果绿、粉红色、淡紫色的“的确凉”像一面旗帜,飘扬在我少女略显苍白的天空,成为我日常生活里最为凄迷哀婉的一幕。
由于我母亲在县百货公司布品台站柜台,我有机会亲近各种花色的棉布。放学回家路过门市,母亲还没有下班,我走进去立在柜台外面侍等着母亲。木质的台面上摆放着各种花色的棉布卷,古画一样卷成结实的圆柱体。有灰、黑、蓝色的咔叽、华达呢,更多的是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花布。有一种布深蓝底色上横七竖八悬挂着一些白色的月牙儿,像雨水洗过的青草,又像李清照填写的“如梦令”。我喜欢得不行,央求母亲为我做一件罩衫,母亲要我等待。母亲说要等到一卷布卖得剩下最后的零头才给我做。零头布每尺布证减半,钱也便宜些。我从初秋一直等到深冬才穿上用零头布缝制的棉罩衫。我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一块七零八落的零头布,经她精心裁剪、弥合,缝制出来的罩衫和整幅布缝出来的没有什么两样儿。这件罩衫我从十四岁一直穿到十八岁,底边和袖口弥接过三次,胳肘处都打了两块大补丁,还是舍不得脱下来。我还喜欢一种花布:大红底子上飘浮缤纷复杂的焦牡丹,花与花之间翔舞着五彩明艳的炎凤凰,有着乡间办喜事时响吹细打、火树银花的热闹气氛。母亲后来用这种花色的零头布拼凑成被面,给我缝了一床被子。
我十三岁就能分辨清咔叽和华达呢,不看质地和纹路,是听声音。母亲站在柜台里用木尺飞快地量布,末了拿起剪刀在贴近木尺末端的布边上剪了一个小豁口,用手“撕拉”一声,布就扯了下来。都是黑灰蓝颜色的厚布,声音粗嘎些的是咔叽,略显清越纤细的便是华达呢。这两样布都是用来做制服的,和我不搭界,我自然不喜欢。布品柜台设在门市的暗角处,我侍等在柜台外面,饿得发昏,张开鼻翼嗅到阵阵绵密清香的土腥味儿。我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抚摸着柳暗花明的棉布卷,咻咻嗅着棉布温暖体贴的气味儿,快乐得忘掉了饥饿。
后来上市的涤卡,比咔叽、华达呢耐磨挺括得多,做制服也更显严肃庄重。尤其是做裤子,拿熨斗能熨出两条火车道一样笔直的裤线,穿上好几天都不会消减,所以大受欢迎,售量供不应求。穿上涤卡制服,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不严肃正经的人也立马严肃正经起来,在这方面涤卡能力非凡,功不可没。涤卡算得上70年代称职的模子。我还小,还不到要求自己严肃正经的年龄,自然也不喜欢涤卡。但我喜欢凡尔丁,一种平纱单色的毛织品,质地薄而挺括。我穿过一条宝蓝色的凡尔丁裤子,炎热的夏天,凡尔丁裤子能抖动出阵阵凉风。
凡尔丁之后就是“的确凉”。
有一天水果柜台的赵阿姨穿了一件神奇的夏衫来上班:苹果绿的布料薄如蝉翼,能隐约映出里面汗褂儿淡粉色的满天星;领子和肩膀看上去棱是棱角是角,十分挺括平正。她解开紧袖口的白色玻璃扣子。随便向上一翻,袖口就那么散散地,翅翅地张着,怎么活动也不见掉下来,棉质的紧袖衫袖口得翻上去两圈才不至于脱落下来。
赵阿姨喜滋滋地招呼大伙儿过来检验检验,她说你们使劲儿地揉,随便怎么搓揉它横竖是不起皱的。母亲走过去撩起她的一角衣襟,拿在手里揉成一团,一松手,衣襟迅急恢复原样。赵阿姨说衣服是她丈夫去省城开会时买的,很贵的,不是纯棉也不是丝织,是什么质地谁也搞不清,穿着的确凉,哦对了,它的名字就叫“的确凉”。
我没敢去揉,只是悄悄贴近赵阿姨的后背,使劲闻了闻,果然没有绵密清香的土腥味儿,的确不是棉质的,是什么料子不去管它了,总之是的确凉,的确好。的确好是我看见的,的确凉是赵阿姨说的。能焉焉的赵阿姨这次没有夸张,撒谎,薄得都有能映出里面汗褂儿的花色,能不凉吗?连眼睛都看得凉丝丝的。
我已有一条宝蓝色凡尔丁裤子,再配一件粉红色或淡紫色朝鲜领“的确凉”短袖衫,我将是夏天人人注目的女孩啦。母亲则向往和赵阿姨一模一样的苹果绿紧袖衫,母亲有一件白底碎黄花棉线汗褂儿,被苹果绿“的确凉”浅浅淡淡地映出来,一定很好看,只是“的确凉”太远也太贵,我们穿不起。
后来母亲的柜台上又多了些“的确凉”布卷,有苹果绿、粉红色、淡紫色,也有素格子碎花的。布的颜色十分纯正清淡,格子和碎花儿也印得极为细腻清晰。棉布在这方面就不如“的确凉”,棉布的颜色太浓太酽,印花也有些粗糙,浓艳,像老女人脸上的脂粉;“的确凉”则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下走着的少女:清爽、洁净,光光鲜鲜的。只是我们还是穿不起,连零头也穿不起。我每天把手指洗得干干净净,一遍遍抚摸着“的确凉”布卷,能随意忘情地抚摸着,我也是高兴的。
一次门市进回几匹月白色“的确凉”,母亲一下子就给父亲扯了两件上衣的布料。父亲当时正出风头,三十四五岁就当上了县革委主要领导。县上各种重要大会的主席台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街边高音喇叭里也不时传出他雄浑高亢的声音。我不高兴,质问母亲为什么一下子就给父亲做两件,而我们连零头布都不能。母亲说你父亲是台面上的人,穿戴不能太差的。她像瓦西里哄他妻子一样哄着我: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的确凉”衫子也会有的。缝制衣服的那天,我躲在门背后面无声地哭,母亲不理睬我,头伏在缝纫机上整整踩了一天。
我父亲正值盛年,一米八的个头魁岸挺拔,长相体态颇似早年的毛泽东,是全县公认的青年才俊。我母亲年轻时长得十分漂亮,和父亲结婚后一气生了七个孩子,加上营养不好,操劳过度,人变得又老又瘦,早脱了当年的人形。世人赞美我父亲的德行才貌,同时也惋惜我母亲的落花流水。我对父亲的一切不屑一顾,觉着还是母亲好,什么都好,如果配上一件苹果绿“的确凉”夏衫,她会更好。我平日有意亲近母亲疏远父亲,人前人后都在赞美母亲,以此报复父亲的春风得意。
以前从不见父亲照镜子,用香皂洗脸,自从穿上月白色“的确凉”衬衫后,父亲开始照镜子,用“海鸥”牌香皂洗脸也洗头发,他把一头微卷的浓发梳洗得乌黑发亮,纹丝不乱。有时他照了前面还要看看后面的发茬领子是否齐整好看,我母亲就连忙拿出另一面小圆镜替他举在脑后。我看着父亲不悦意,也连带讨厌他的月白色“的确凉”,我隐约感到了什么,想说给母亲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母亲她太善良太单纯太爱我父亲了,她认定牺牲和奉献就能得她所要的幸福,而我父亲未必这么想。我为母亲感到悲哀。
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母亲早在80年代初英年早逝,父亲也老了,腿也残了。那两件月白色“的确凉”衬衫早已随着他的峥嵘岁月灰飞烟灭。现在想起来,我仍然伤心、难过,感到切肤之痛,为母亲也为我自己。有一次我又想起这件事儿,父亲恰在这时从老家打来长途问我最近好不好,我在电话里冷言冷语,恨声恨气,父亲吓坏了,叠声问:“亚丽你哪里不舒服,是不是病了,病了?……”我握着话筒满脸是泪,但还是不能原谅他的月白色“的确凉”。
70年代过完了,我梦中的粉红色、淡紫色“的确凉”夏衫一直未能成真,我只拥有三条用下脚料拼成的“的确凉”领子,除了粉红和淡紫色,还有一条是纯白色。三条领子不分春夏秋冬,轮流翻飞在衣领外面,翻飞在贫瘠和禁锢的上面。在一片灰黑蓝弄潮的海洋中,三条“的确凉”领子救生圈一样圈住了我一生中明媚亮丽的花季。
后来从字典上知晓“的确凉”其实叫的确良。字典上讲:“的确良,涤纶的纺织物,有纯纺的,也有与棉、毛混纺的。的确良做的衣物耐磨,不走样,容易洗,干得快。”80年代以后上市的布料太多太滥,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穿过和没穿过的大都无印象,没感觉。想来想去还是“的确凉”好,凡尔丁好。
纸的惦念
有一个编辑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讲,他们的报纸实行无纸化编辑,以后我的文章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发过去。放下电话我半天回不过神来。我把散落在桌子上的纸拿起又放下,我不知道对它们说什么好,我相信纸也是有灵性的,它从我的神态中肯定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纸不长腿脚,不生翅膀,纸有多么自尊也不能自己走开。
很少有人真正喜欢纸,他们只是喜欢用纸制作的各种物品,比如书籍、报纸、字画、纸杯、花环等等,并不喜欢纸本身。
我是个偏爱纸张的人。小时候家人让我到街对面不远处的杂货店里打一瓶醋或酱油,我都是推三逶四地不大愿意去,可我十分乐意到离家二里外的大百货公司买糊窗子的麻纸和砌本子的粉连纸。那些大粉连纸像棉布一样平铺在商店的木板柜台上,买之前,我喜欢用手来回抚摸这些纸,纸光滑而湿润,有着一阵一阵雨后泥土的清香味儿。摸着摸着就会摸索到纸里面的一根稻草,一粒谷壳,心里说不清的高兴,脸上就有了笑意。不买纸的时候,我也愿意独自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到百货商店的柜台前看看摸摸那些纸。龙是从众多动物中抽象出来的神奇的生命,是中国人崇拜的图腾;纸凝聚了大地上各种植物的精华和灵气,纸被我看见,被我触摸到,纸是我一个人的图腾。
1970年我念小学三年级,我的书包里只装几个用粗糙大粉连纸手工砌成的作业本,我的同桌杨小红的爸爸是县武装部的部长,所以杨小红的作业本漂亮而高贵,是用机器裁剪出来的,精致齐整,纸质细腻洁白,封面还拿牛皮纸包裹着,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大叠16开天蓝色格子纸,全班50多名同学,只有杨小红一人奢侈地拥有这么漂亮的格子纸。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孩,我不能想象我会伸手向什么人要东西,可当杨小红把一叠蓝格子纸从书包里拿出来,故意放在桌面上炫耀时,我竟然厚颜无耻地向他伸出了手:“给我一张好吗?”吝啬而顽劣的杨小红不但没给我,从此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他来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一大叠格子纸拿出来郑重其事地放在桌子的右上角,然后才依次取出书、本子和文具盒。还不时看看我又看看那叠纸,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我实在受不了这份折磨,就央求他能不能把纸放进桌子兜里,他哪里肯听,还一脸坏笑地说:“我是专门放在你面前眼红你。”课间休息时杨小红临出外面玩耍时还忘不了警告我:“纸我都数过了,你别想着偷走一张。”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小红功课一窍不通,而我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一遇考试,杨小红就从将军变回了奴隶,涎着脸央求我给他照抄几道题,我自然拒绝,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我们谈成了一笔交易:每考一试,我让他照抄,他得给我5张蓝格子纸。那些日子里,我做梦都盼着考试,考一次试,意味着我能得到5张心爱的白底天蓝色格子纸。十五年后我在老同学的聚会上见到了刚从新疆归来的复转军人杨小红,他给我大谈苏联的飞毛腿导弹、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分析世界军事力量的新格局。我听得云里来雾里去,心里一片茫然。我在意的是另一样东西,我老想问他现在还有没有那样的纸了,但问也是白问,我不懂得飞机不懂导弹,我没法交换到他的蓝格子纸了。
印象中纸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一夜之间满世界汹涌的皆是红宝书、大字报、传单、纸帽子、告密信、批判稿、交代材料……所有的人都走上街头抓革命去了,唯纸厂工人在没命地促生产。数不清的纸,各种质地的纸遭遇到空前绝后的践踏和浪费,像门板一样大的粉连纸上只写一个毛笔字;飞机飞过去,天空飘满了密密麻麻的纸;一面墙上反复张贴过多少张纸,恐怕谁也说不清。我摸过那种叫作大字报的纸,由于墨汁太浓酽,下笔太狠太重,加之浆糊的污染和风吹日晒,纸变得僵硬、脆薄,绉巴巴脏兮兮的,纸自身的秉性和灵气荡然无存,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革的是纸的命。
人在这个充斥着电、金属和塑料的世界里很容易走丢的,所以人人在寻找留住自己的办法,我留住自己的办法是,在一些有着泥土味儿清香的纸张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想写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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