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把他点灯熬油呕心沥血泼洒出来的一堆文字梳理了一番，欲出个集子。是夜，我接过手稿约了约，沉甸甸地使人心酸，使人勾连起早年的一个幻想。我幻想给兄画一幅像，这幅画像在我构思了将近三千六百个日和夜之后，终于画出了一个奇高奇瘦的“人”字。
我笑着把那个奇写的“人”字拿给兄看，他先是惊疑，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待兄恍然悟出这东西即他时，便不再言语，燃起一根香烟(兄在平时是不染香烟的)，在朦胧的烟雾中轻声地说：“画吧。任你去画。”我不再嬉笑，不再把兄的瘦长条个儿、瘦长条脸、驼背、八字脚当做乐儿，郑重其事地将东西似的“兄”珍存了起来。
父亲意外而又意料中走的那年，兄不是这个样子。那时，他十四岁，生得浓眉大眼，虎虎气势招人喜爱，更得父亲欢心，整日影跟神随，走召公、到法门、去闯生活大世界。可是父亲走了，在那个秋风扫落叶的晚上，背着文革巨大的精神折磨结束了他一个庄稼把式和乡里人的生命。
兄不明白世事的悲凉。
但悲凉的世事压得兄的背从此再直不起来，腿也弯了，一双四十三码的大脚就往外撇，走起路来一摇一摇，给人的印象好辛酸、好苍凉。
兄辍学了。十四岁年纪的人儿，一夜间变得成熟了。这种精神上的成熟和肉体上的稚嫩极不相符，可兄似无感觉。在与母亲相依为命地从老宅搬出来，到村口“新院”遥望星河的时候，西北风裹着霜雪盖地铺天而降，用树枝撑起的窗洞任母亲怎么封堵，也挡不住寒流的渗透，缺吃短烧的母亲便只有唉声叹气。兄什么话也没说，也未向母亲告别，拿了一根绳子，头也不回地上了乔山。
兄以后的人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生活注定了他的生生不息，锲而不舍。
两日后，兄犹如一只刺猬，蜷缩在一捆柴火下面，让人感觉是柴火垛颤颤地进了门。
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捆一大捆的山柴积在借来的架子车上。
乔山上有豹、有狼、有冤魂野鬼，儿啊，儿是咋过来的?母亲苍白的头摇着，两眼噙着泪水。兄却抹抹脸上的污垢和血痂，很自信地笑了。
兄的生命力不值钱。兄的生命力却呈现出少有的旺盛和适应性。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力，几乎包含了广大中国农民不弃生命之苦，一代一代，像泥土、像日月一样追求生命的精神。他没有伟岸，也没有清高。他的人生决定了他的世俗，他的无奈。
兄用他在乔山上炼就的一副肩膀，一双手，又学会木匠和漆匠。到他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是那一带叫得响的匠人了。兄为人盖房、打家具，吃百家饭，睡百家屋，兄的肚子装满了百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兄的脑子里沉淀、起浮；再沉淀、再起浮。到二十八岁那年，兄感觉到那些个故事的躁动和鼓舞，他是该把他们讲出来了。
兄十四岁失学，兄为炼就讲故事的本领吃尽了苦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决定干的事，总是一丝不苟。因为他知道，从做木匠到讲故事，是一段很长的距离，是他精神和人格的一种飞跃。要实现这一飞跃，不脱几层皮，不掉几斤肉，是不可能的。那几乎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八百里秦川厚土赋予了他一身的豪迈，他赖以生长的乔山又给了他无尽的灵气。尽管乔山与众多大山比起来，只是一个土疙瘩。可它还是山，一架无法抹掉的山。从《染红脖儿的小鸭》到《渭河五女》到《白土壕》到……兄只管一路讲着他的故事。
讲故事的兄做了“写”家(当地人语)。
做了写家的兄依然是个驼背、弯弯腿、八字脚；依然世俗，依然无奈；依然不得伟岸、不得清高。他无法“洋”起来，即使穿西装打领带，依然是个土包子，因为给他勇气的乔山就是个土包子。
兄便是书的作者吴克敬，我即是兄的婆娘陈乃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