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中期，国家处于相对太平的状态，乱世之中的悲歌不再可闻，而代之以怨刺。在这个时期，讽谕文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元末文人们的作品相比，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似乎显得朴素了些，没有特意进行调侃，也还未突出以文为戏的风格。但是这种尚显拙朴的讽谕文却也别有特色，并且亦是在元末讽谕文兴盛之世来到前不可忽视的准备阶段。
关键字：元代文学 讽谕文 平民化 怨刺
元代中期的划分可以延 为界，在有一些著作中将延?时期看做元代散文的鼎盛时期，但亦有人认为中期的散文不如其前后的作品，如漆绪邦的《元文概论》中即对延?、天历时期的文章评价不高，称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不及初期和后期。①讽谕文的情况与散文相似，但也有所不同，元代中期讽谕文的风格较之元初的讽谕文有明显的转变，文人的关注重点不再是元初时的国仇家恨，而更注重实际的生活。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中仍然有怨刺之语，但是讽刺的矛头指向的是更广泛而零碎的事件，以生活中的小怨居多，虽然也时常有将讽谕的锋芒引申至更高的层次的作品，但与元初遗民文人们沉痛、悲慨的情感已经完全不同了。
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中不乏有价值的作品，这个时期创作过讽谕文的文人亦不在少数，如“元文四大家”之一的虞集的《海樵》即为一篇极具有寓言色彩的讽谕文。其中有一些作者有多篇出色的作品，如谭景星，他讽谕文的风格都是以平民百姓为主角，通常能够反映一些风俗，且故事性较强，文中的人物带有下层平民特有的机智、狡猾，表现出一种拙朴的智慧，也有对平民阶层淳朴美德的赞扬，题材多样且具有生活化的特点，如《赠工金者序》中以铸金喻铸人，比喻形象、生动且有底层社会生活的特色。又如王德渊的《角 说》，既富有戏剧化的色彩，又反映出有趣的地方风俗。这些文章大都以现实的生活为基础，故事真实可感，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一、更注重反映现实生活
相比元初的作品，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中以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多，涉及的人物也多为市井平民。此时的文人们已经在元代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不再对异族统治者抗拒，不似元初文人对于作为汉民族的自尊遭到彻底的伤害时那么无法容忍。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
元代社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市民阶层，市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涵盖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如手工业者、市井游民、优伶以及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等。②由于成分的复杂，这个阶层的故事也更加丰富和热闹，元杂剧中经常涉及市民阶层的生活，以此为题材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讽谕文也同样较多地涉及千姿百态的市民生活，如谭景星的《陈憨》《陶兀》等，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具有个性突出的特点，且有很明显的世俗化描写。又如王德渊的《鲁盗说》，故事发生地点即为市井之中，人物的性格特征、行为模式都很有小市民之风：
鲁有盗，方其姓者，工穴垣。脱赦，更名迁居于曹，僦贾肆而业，怡声伛体，口不二价。一日，悬楮币二千于门曰：“何人所遗，吾拾之于路，待主求访而还之耳。”如是月余而主不至，乃易为畸零，散之丐者。曹人初不识，而皆贤之。鲁人闻而议之曰：“殆将改过迁善已乎？”君子曰：“不然。改过迁善者，平行而达，不求人知，今乃骤为要誉不近人情之事，以自标异于前，是必作手法于后。”久之官库失物，踪及其门，尉执之，城中往保者近百人，以为必无是事。既而罗掘得赃，众遂骇散。王子曰：此 纩者，小盗欺一城，犹有欺天下之大盗焉。宇文融拜相，献括田富国之说，以结主知。李训拜相，首荐裴度、令狐楚、郑覃，以收士大夫之望。王莽拜相，建言褒宗室，给致仕官禄三分之一，施恩鳏寡，以收人心。当时天下望致太平，终之奸计得施，荼毒四海。处女脱兔，莫救已然，如鲁盗者，复何怪哉！③
对鲁盗施诡计骗取一城之人信任的描写是这篇讽谕文最出彩的地方，鲁盗以牺牲小利的方式表现出自己诚信、慷慨的假象，令众人不再计较他过去的污点，以为他已经改过自新安分做小生意了。但这种行为只是这名曾经的盗贼施的障眼法，其目的是日后获得更大的利益，他这一举做得漂亮，以至于当官库被盗时，众人还替他的人品担保，直到发掘出赃物，众人才傻了眼，发觉全城百姓都被这一个假装洗心革面的盗贼骗了。鲁盗的行为奸滑，带着市井小民特有的小聪明，这种行为非常有小说、戏剧等俗文学的色彩，正是元代讽谕文的一大特色。
另外，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中也能体现出一些社会现象及民风民俗，如黄 的《贾谕》中提到文人尊严的问题，同时有对商人叫卖、讨价还价的描写，描写生动形象。又如王德渊的《角?说》记叙了一场社中的角 戏，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当时的风俗，其中一方作弊的手段简单而聪明，即收买观众以喝倒彩，从心理上打败对手，“众方嫉在东者之能，甘在西者之赂，聚为议论矣”④，在西者利用了众人对在东那位出色选手的嫉妒心，这样的小计谋颇具底层平民的风格。再如谭景星的《茶之水》，描写了水灾中打劫灾民的恶行，在讽刺这种现象的同时表现出人民遭受的苦难。从这些作品来看，元代中期的文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图景，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自然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在主动地了解这个阶层，逐渐接受平民的视角，并以此为契机创作出有新意的作品。
二、由悲怆的基调转为怨刺的风格
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中鲜见沉重的国仇家恨，比起元初的讽谕文，风格要轻松得多。但讽谕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作者有不平之情，在太平的年代，既然无深沉悲慨的主题可以使用，文人们便转向对生活不满的怨忿。元代中期讽谕文中的抱怨与不平通常都是就生活中的琐事而发，进而上升出对时政的不满或对自身命运的感叹，这种方式初看似乎与前代文人们的手法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仍然有所不同，元代中期或是末期的多数讽谕文，如果涉及政治性的讽刺，作者在意的是现实社会所受的影响，能够在描写平民故事的同时从下层人民的切身感受出发上升出某种论断。对个性的强调是元末作品中一种突出的特点，元代中期的讽谕文还不常见这种有意识的对个性的要求，但是作品中已经能够流露出这样的倾向，这一时期的讽谕文里，会有对人物形象较富于立体感的塑造，如谭景星《陈憨》中的陈憨、李存《赵叟》中的赵叟等。这种变化也离不开俗文学对讽谕文的影响，同时也看得出文人们侧重点的变化，反映出他们与下层社会的融和。
怨刺的风格代替了悲慨的基调也与文人们心态的变化有关，前面提到，在元代中期，文人们不再处于元初的社会动荡之中，也没有国破家亡的痛苦，所以他们表现出的不满都是和平年代中种种琐碎的怨气。人处于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心境，但是文人喜欢用文学作品来抒发胸中的郁闷这一点是相通的。在传统诗文中，文人有时会偏爱写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正所谓“为赋新词强说愁”，如同韩愈说的“不平则鸣”，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下，作品宣泄的往往是不平之声。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也是如此，虽然天下局势趋于平稳，不管是否活得低人一等，文人们的生活总归是相对安稳的，但是即便如此也少不了不满，没有不满讽谕文也不会出现了。既然没有国仇家恨供文人们表达悲痛，那么他们就要发泄对现实的不平，生活中任何一种令人看不惯的不好现象都可以在他们的讽谕文中表现出来，进而会以文人一贯的风格把问题扩大化、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比如从某种现象联想到社会体制的问题，断言这是整个时代的不幸。
再者，元代统治者对文人的禁锢较少，对文人的忽视虽然造成了文人地位的下降，但是也赋予了他们一定的自由，所以他们可以较多地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于是作品中便常常充满怨气。而这种不时发出的怨言同时还具有时代特色，由于当时的文人们与下层社会的接触较多，所以他们的怨气多少带上了世俗的特点，有平民化的特色。如上面提到的《鲁盗说》一文，从一个盗贼的事件引申出对统治者的不满，事件本身是一个颇为幽默的市民生活中的小故事，而在作者笔下就能生发出弦外之音，将其与作者自己的怨忿之情联系起来，故事也就具有了人为赋予的高度。
元代中期的讽谕文处于过渡时期，总体来说不如前期和后期特色突出，但是这个时期的讽谕文并非全无优点，从元代讽谕文整体发展来看，元末讽谕文的兴盛并不是突然性的爆发，很多特点在中期已经开始形成和积累。如果说元代中期没有自身的特色也是不公道的，实际上这个时期从事讽谕文创作的作者并不比前期少，只是褪去了民族矛盾的色彩后，元代中期的讽谕文不像元初的作品那样带有鲜明的怨恨和悲怆，但这并不意味着讽刺性的降低，相反，元代中期的讽谕文具有不同于初期作品的讽刺效果，讽刺的手法也更为丰富和多变。元末作品常用的艺术手法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被文人们所使用，不过由于是初始阶段，中期作品中这些方法运用的方式不同于元末的讽谕文，作品的侧重点也不同。例如，中期讽谕文中虽然也使用调侃、滑稽等手法，但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加强文章的讽刺效果，这些手法都是作为辅助的手段存在；元末作家则在这个基础之上，还会关注这些手法本身的意义，注重它们给文章形式带来的变化，并发掘出其中的乐趣。元代中期的作品通常拥有平实的语言，但对故事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表现并不欠缺，而且作品涉及的人物、题材都比元初讽谕文更丰富。许多作品透出更明显的市井气息，十分生活化。元杂剧的盛行使元代的雅文学开始向俗文学借鉴，从而使讽谕文中含有俚俗化的内容，并且多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进行调侃，这些在元代中期
的讽谕文中开始有所体现，而在元末讽谕文中达到顶峰。所以说，元代中期的讽谕文并非处于衰落的状态，而是一个平稳的过渡，虽然不见得有非常突出的特色，但良好地衔接了从元初到元末之间的发展变化，也足以为元末讽谕文的兴盛奠定基础。
① 漆绪邦：《元文概论》，《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1期。
② 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月版，第161页。
③④ 王德渊：《鲁盗说》，《天下同文集》。
作 者：赵欢，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