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海关总署宣布，1月份出口数据和进口数据双双出现负增长，同比降0.5％和15.3％，几乎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同时，1月份贸易顺差达到272.78亿美元，创出了6个月来新高。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维持再度遭疑。
华盛顿智库机构的权威中国问题专家鲍泰利(PieterBottelier)在接受《大经贸》专访时表示，欧元区持续恶化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经济的缓慢发展均突出表明，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稳定上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正如在‘十二五规划’中所集中提到并明确解释的，中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目标必须提到前面来。实现这些目标是当前最迫切的事情。”
鲍泰利是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的学者，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自1999年起开始担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高级客座教授。
经济导向亟待转变
大经贸：正如您所说，2012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具体到中国经济，您的解读会是什么?
鲍泰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改变因素。为全球需求作出最大贡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所以，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开始显著下滑，那将会对全球造成极大影响。这是我们在2012年所不希望看到的。但它始终还是会有所减缓，可能会降至8％或8.4％。在2013年后，下降幅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至7.5％。不过，即使是这样，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别忘了“十二五规划”中官方所设定的目标，即经济年均增长度为7％。但第一年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9.2％，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里，GDP的年均增长率将低于7％。我不知道设定这么一个目标是不是会让中国感觉舒服点，因为当GDP增长率低于7％时，或许会导致另外一些事情的发生。
大经贸：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会迎来新的拐点?
鲍泰利：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2009年和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太高，经济过热。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必须回落，而对于这种经济回落，人们不必太悲观。过去5年，中国的人口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继而抬高了生产成本，这意味着，中国以往的综合优势已经成为了诸多不同的现实问题。可以看到，在这种形势下，温州和珠三角的很多企业都被迫倒闭。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泡沫过大，需要降温。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拐点，而是一种调整，让经济增长率回归到可持续发展水平。
大经贸：有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关于这一点，您的看法是什么?
鲍泰利：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有所改变。在过去10年，主要的经济拉动力来自于出口和投资。经济确实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因为这种类型的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中国的出口不可能每年都保持20％的增长，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将会成为未来50年世界上唯一一个出口国。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会由消费需求来拉动，如何将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成消费导向型经济，这是现有的经济模式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使经济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消费的增长。这其中分日用品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指的是政府的支出，例如社会服务、医疗、教育、退休金、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安全网络等，这一部分存在着空间。但是，主要的带动力还是要来自于日用品消费。尽管在中国，日用品消费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问题在于，GDP的增长更快。也就是说，在GDP增长中，日用品消费所占的比例在下降，2010年这个比重仅为35％，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低的比率。因此，提高日用品消费是一个关键，正常来说，应提高至50％或60％。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可能中国要花50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但这是必须要实现的。
大经贸：那在目前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具体如何来推动国内的消费增长?
鲍泰利：我认为，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最佳途径，一是执行最低工资规定，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三是让市场决定利率和更灵活的汇率。
经济改革也需自下而上
大经贸：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中，除了经常提到的自上而下的路径，我们是否，忽略了其他同样能够带来改革动力的路径，例如自下而上?
鲍泰利：我很赞同你的观点。我想，在中国，最重要的政府层面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大部分经济决定都是来自于这些地方政府。过去很多时候，中央政府说你应该这么做，但到了地方，什么变化都没发生。一旦地方政府确定，这是未来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所在，他们可以把地方的制造商和企业家组织起来，促使整个经济模式朝着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方向发展，改变就会发生。因此，我认为，上层是给出信号，而真正的决定权在于地方手里。
大经贸：您曾经在《中国能否在进行经济再平衡时抵抗通胀?》一文中指出，持续的金融压制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仍旧是早期再平衡策略的关键环节在实施时的阻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存在，甚至恶化，应该如何着手改变?
鲍泰利：在我看来，接下来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三点是：首先，减少政府对官方金融利率的控制，让市场决定国内的利率；其次，使汇率管理弹性化；最后，改革财政体制，以此来减少地方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对土地买卖或长期土地租赁的依赖，缩小国内较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以及当地基建的支出要求和地方政府在当地可用的预算资源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