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幽幽的峡谷浅滩上，起一声清脆的号子，转眼间便被随之而来气势磅礴的附和声所掩盖。河道边的岩石上，一群皮肤黝黑的精瘦汉子，身体前倾，奋力地拖动着江面上的木船。这便是长江航道上最原始行船、走货的画面。千百年来，巴人曾依靠这样的方式，傍水生存。
江水，则给这片大地带来了生机与希望。对于生在巴渝之地的人们，江水与活着，本就密不可分。江中宝地
很多人说，重庆古时叫做“江州”，这的确不假。甚至从字面上理解，以“江”名州，极符合它被江水三面环绕的地理特征。
其实，江州并非行政区划中的“州、郡”，而是一个地名。古汉语“州”与“洲”同意，《说文》中这样解释：“水中可居者日洲。”所以这个地处嘉陵江流入长江的汇合地，被两江环绕的半岛，取义“江中之岛”，故名江州。后在其之上设渝州，而后改为恭州。公元1189年，宋光宗赵悖继位，作为光宗继位前的封地，其继位后以双重喜庆为意，将恭州改名“重庆”。清康熙年间，王士稹曾赋文形象地描绘重庆的地形：三江合流，曲折如巴字，渝城孤峙江中，宛如龟之曳尾。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城市的兴旺，就像是朝代更替，许多曾经文明、发达的地域，在历史长河中相继衰败。而在上下近3000年的历史中，重庆(巴渝)的文明没有间断，没有衰败。
千年的繁华，归根溯源是拜两江合流所赐。嘉陵江流域面积广阔，它在岷江、沱江之后流入长江，除川东、川东南一隅外，整个四川的江水都汇合到重庆。
诗仙李白曾经作诗《蜀道难》，高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所言非虚，要想进入四川盆地这块被大巴山、巫山、大凉山包围得严严实实的天府之国，确实难如登天，但唯一的捷径，便是沿江而上人巴渝。公元757年，58岁的李白便沿江而上，进入三峡，第二次入川，最终到达涪陵。
于是，在陆路交通还停留在牲口与人力为主的古代，相对高效和快速的畅通水路，自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延续千年的活力与生机。
沿江繁华
江水给重庆带来了千年的繁荣，但它却并非想象中的温顺与驯服。在重庆至巫山这段千里川江上，航道弯曲狭窄，明礁暗石林立，急流险滩无数。曾经的江上木船，只能靠人力推挠或拉纤航行。而江上船工靠江而生、与江抗争的生存方式，也是重庆沿江地域繁荣景象最底层与最根本的推动力。
川江行船，为了统一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共同劳作的协调性，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水上歌谣一一川江号子。船工们借着号子，即兴而发，不仅唱自己的生活，也会歌吟长江两岸的自然风光，甚至是岸边的社会风貌。
在这里我们便从一首流传甚广的号子说起。
长江上水码头要数重庆，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
朝天门大码头迎客接圣，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
临江门卖木材树料齐整，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
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金紫门对着那府台衙门，
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
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对着那真武山鱼跳龙门。
号子中唱出的，是旧时重庆的真实写照。自明初筑城，重庆便有十七座城门，九开八闭。在开九门(实际使用的城门)中，仅有通远门一座接通内陆，其余八门全都通向江边码头。
但有意思的是，在面临江水的八道城门中，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六门临长江，仅有临江门、千厮门两门面临嘉陵江。究其原因，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的重庆，依靠舟楫之利，成为川中货物的集散地，但两江相比，嘉陵江虽同样水域宽广，但只限连通四川内部。而沿长江而下，能直通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区域。所以，重庆大部分商帮、商号都集中在下半城。甚至官署、府衙也大都集中在下半城的主干道上，川东道署、重庆府署、巴县署、重庆镇署、右游击(都司)署等，一直从陕西路排到南纪门。从清同治年间的重庆地图上，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嘉陵江沿岸的建筑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长江沿岸。
清光绪十六(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下半城变得更加繁荣。外商纷纷前来，洋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报关行以及火柴、颜料、煤油等公司，大量地出现在太平门到东水门一代。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宜昌沦陷，长江水运中断，船舶最远只能通到三斗坪。而因为战争需要，四川和西南的陆路交通网逐渐建立，陆运代替了水运，重庆最为繁盛的区域才由下半城转到上半城。
码头文化
江水与码头带来了川流不息的往来客商、力哥水手，也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水流沙坝”的码头文化。
重庆的码头曾经拥有一片令人艳羡的场景，江边樯桅如林、船篷相连，岸边店铺相依、人来人往，可谓日日都是赶场天、天天都是庙会节。
每天，天微微亮，码头上便油灯闪闪、炊烟袅袅，卖早食的小摊上远远地传来叫卖声。傍晚，各地来的客船、货船停靠码头，人们穿过跳板鱼贯而上。这时，路边小贩又会扯开喉咙叫卖鸭杂碎与水八块。无论是水手、码头工人还是游客、商人，都喜欢买一串用竹签串起的鸭肠或几个鸭舌头，蘸上作料，拿在手上边走边吃。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无人问津的边角食材“牛下水”(牛的内脏)，被省吃俭用的码头工人奉为上品。新鲜的牛下水用水加上辣椒、牛油，用火一煮，就着白饭几口下肚，出得一身大汗，吹一吹江风，别提有多惬意。后来，有人学着这样的做法，架上一口大铁锅，用牛油和辣椒、花椒等熬出一锅上好的汤，煮下牛肚、腰片、肝片、小菜下锅，这便是最初的重庆火锅。
当然，码头上最鱼龙混杂、也最热闹非凡的地方当属茶馆。江边易遇涨水，所以江边茶馆大都是用楠竹为材料，搭建简易窝棚，一旦涨水被淹没，随时可弃之不顾，待到退水之时，重新搭过便是。
不过，茶馆虽简陋，却是经行码头的客商水手必去的地方。等船的客人需要找地方歇脚休息，几个铜板要一杯沱茶是再好不过的选择；水手与船工下船休整，也可以要一杯茶，吹着江风小睡片刻。正因如此，江边茶馆几乎都“配备”有靠背的楠竹躺椅。
茶馆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就是断案、讲理。码头人家自有码头人家的规矩，要是与人发生纠纷，通常不找衙门，而是邀约对方，再请来德高望重之人(乡绅、袍哥大爷等)一起到茶馆说理，有一个说法，叫“吃讲茶”。而最终词穷理亏之人，多以付茶钱作为惩罚。当然，几个铜板一杯茶钱并不算贵，但往往一同说理的双方多则会有几十人，所以也有账可算。于是，在重庆的码头，请人喝茶就别有一番深意。江边茶馆还是民间曲艺的摇篮之一，在茶馆等船、休息时，大都能听到方言说唱与故事评书，内容多以《三国》、《水浒》和历史典故为主。
渡江生活
两江像一条腰带，将重庆环抱在其中，养育一方水土。但它们同样也是两道难以逾越的天堑，让重庆只能牢牢地固守渝中半岛这片弹丸之地，阻隔着人们从江这头到江那头。
在打通两江“防线”之前，重庆主城的概念仅仅是渝中区上、下半城，而两江对岸大都属于未及开发的边缘地带。人们过江，必须依靠渡船。
旧时的渡船，多为小型木船，由官方或者私人控制，求渡之人与船家 谈好船资后，上船渡江。小型木船摆渡过水流湍急、宽达数里的长江江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在没有严格管理条件下，有的渡船贪利高索船资，逾额多载，在盛夏洪流泛滥的时期，事故在所难免。清道光十四(1834)年，巴县知县杨沛为解决渡江困难，邀县绅廖春瀛等人出资，制造木船36艘，在海棠溪至太平门渡口设立义渡(免费渡口)。
义渡设立后，由于管理不善，反而出现了更多弊病，勒索乘客之事时有发生，甚至一度被政府取缔，引得廖春瀛后人与政府署衙发生多次纠纷。在之后的百年中，海棠溪义渡渡资时免时收，随时更改。海棠溪义渡只是重庆众多渡口的其中之一，它“纠缠不清”的经历，侧面反映了重庆人渡江之难。直到1938年1月1日，重庆市轮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租用民生公司的民庆、民约等客轮，开通了储奇门至海棠溪的第一条轮渡航线。随后，又相继开通了朝天门至野猫溪、朝天门至弹子石、朝天门至溉澜溪等共6条渡江航线。重庆由此进入轮渡时代。
1949年后，轮渡仍然是重庆人渡江最主要的工具。由于当时许多厂矿的工人们需要从主城跨江上班，每天清晨与下午的上下班高峰期，轮渡的热闹劲堪比如今的公交、地铁。
老式轮渡有一个特别的信号装置――口哨。每天，人们赶到渡口，等待渡轮来到，在听到工作人员吹响第一声哨响时，便通过闸门，从跳板上船。听到第二声哨响，便表示船员开始解开缆绳，直到第三声哨响起，轮渡才正式起航。曾有不懂事的小孩，私自乱吹口哨，引得大家提前上船，挤成一团，在烈日的烘烤下等候长达近半小时的喜剧事。
机械化的轮渡相对于木船更加快捷与高效，但轮渡航行仍会受天气与江水的极大影响，在大雾天或洪峰来临时，都不适宜通行，若勉强通航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1961年6月30日，长江出现186.62米的最高洪峰，仅仅过了13天，在7月13日，重庆水上交通运输公司编号为411的客轮便在朝天门至弹子石航道出现翻沉，酿成121人死亡的惨剧。1966年1月，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才结束了重庆主城无大桥的历史。1980年，石板坡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渝中、南岸与江北才被完整地联系起来。不过，上世纪80年代，轮渡仍是重庆人渡江的重要交通工具，重庆市客轮总公司共有轮渡近40艘，过江航线多达19条。直到上世纪90年代，跨江大桥逐年增加，轮渡才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如今，在22座跨江大桥的连接下，重庆人与江的缘分，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