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去青海湖参加首届国际诗歌节．会上有个主题是讨论诗歌中人与自然、与世界如何和谐相处?我没有发言，但写过一篇书面稿，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对待山水的态度，二是现实中诗人身体位置的自我调整。记得文章里我举了两个例子，唐朝的张志和跟罗伯特?布莱，前者是肃宗时的一名高级官员，三十岁时在回乡为父亲奔丧的过程中，突然不辞而别，坐了条叫舴艋舟的小船，开始四海为家。此人写过一部书叫《玄真子》，是专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可惜现在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组叫《渔歌子》的诗，总共有五首，诗中他想解决的，正是诗人现实位置的安放问题。也许在他看来，保持自由、清贫、健全的人格。与大自然时刻保持亲密关系，正是一个诗人应有的本份。后者是上世纪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中年时候辞职去父亲明尼苏达州的乡下农场定居。在那里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安排的：白天帮父亲干些零活．或去附近森林中散步、读书，晚上时间用于写作。他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在当代，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优秀诗人，以下三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二是要热爱大自然，三是要保持皮肤一定的湿度。而他所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自己理论的有效实践。这两人的选择虽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但在正确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上，却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范例。我这么说，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放弃工作去隐居，去学陶渊明采菊种豆，或者去学林和靖梅妻鹤子，整天进行精神思考，其他什么事都不干。在互联网日益普及发达的今天，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即使寄居红尘，庸庸碌碌，身不由己，这样的追求与向往，总不能一点没有吧?相反，如果满足于眼下的现实生活，灯红酒绿、车马喧哗，脑子里想的都是与名利有关的事情，很难指望会有精神、大气的作品问世。即使有本事写出来，其气味也是相当可疑、暖昧的。传统印象中，诗人一般头上好像都有某种特殊光环，包括诗人自己，也从未养成将自己视作普通人的习惯。口中标榜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什么的，表现在日常行为上，就是诗酒风流、放荡不羁。更要命的是还往往伶牙俐齿，自我标榜，做什么事都能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虽说后来在商品经济的打击下相对老实了一点，但自命不凡的心理还是克服不了，或者说舍不得放弃。尤其其中的某些人，整天就看见他戴了一顶诗人的高冠在那里招摇，想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就是记不起来。也就是说，浮现在公众脑海里的，只是他的诗人身体，而不是他的诗歌作品。身体上升了，精神就下降；身体下降了，精神就上升，这个道理相当简单，可有人就是不懂。从这一点来看，以上提到的两位诗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应该也就在这里吧?因此，如果说要构建诗歌中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这两位同行一生的作为，可资我们借鉴的地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