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旭澜先生(下用习称旭澜师)近两年不见了,今年3月,我与一个弟子说起“怪想念他的”｡他说:“这好办,等王彬彬由日本回来,请潘先生来一次南京就是了｡”果然王彬彬由日本回来即成全了我,但让我在适当的时候也打个电话｡他说,“潘先生年事已高,一般不愿出去｡”5月5日,王彬彬来看我,我俩商量让旭澜师于6月9日､10日来南京,那时博士生答辩已经结束,大家都空下来了｡又说他与旭澜师通过话,我“以后任何时候去上海,他都欢迎,他家也可以住”｡5月7日9时许,我给旭澜师打电话,是他女儿潘向黎接的,说:“他出去了,您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请潘先生6月9日或10日到南京来玩几天｡”等到第二天下午我又给旭澜师打电话,是他家保姆接的,又说“他出去了”｡但按照我对旭澜师的了解,他会回个电话的｡我有所疑虑｡直到5月29日与王彬彬到苏州大学答辩,他才告诉我旭澜师病了的消息,说“还没有对外人讲”;又说我7日给旭澜师打电话,他就在那里｡我对王彬彬说,“下次你如果去上海,我与你一起去看他｡”王彬彬说,“好的｡”但我有一句话到嘴边没有说,“不知道家里同意不同意?”
知道旭澜师病重的消息,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记得1958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中文系五五级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让我修改闻一多专节｡我对初稿很不满意,花了一周时间写成了二千多字的稿子｡审稿的是旭澜师,他看了我的稿子后很欣赏,说了四个字:“简明扼要”｡我知道这是旭澜师对我的鼓励｡后来我确定研究现代文学,跟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可见老师的一句话,有时候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旭澜师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住在第十宿舍,跟周斌武先生住一个房间,我个把月去他那里一次,跟他海阔天空地聊一会儿天,从中收益颇多｡有一次我提到鲍正鹄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课“讲得真好,深入浅出,洋洋洒洒”｡他说,鲍先生是“真正的近代文学专家”｡还说起鲍先生夫人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徐有一次在画完一匹马以后,又专门画了一幅送给她｡
到了新时期以后,我多次到上海,总要去看看旭澜师｡1986年夏复旦大学召开“新时期文学研讨会”,记得不少复旦校友参加,盛英､李辉等都来了｡《文学评论》的彭韵倩也来了｡我做了新时期十年文学与“五四”十年文学相比较的发言｡会上有人提出“国家不兴诗家幸”,旭澜师还对这个典故做了说明｡后来出版了这次会议的《十年文学潮流》的论文集,也把我的发言提纲收了进去｡
旭澜师原治现代文学,我们年级的现代文学史,就是他与刘国梁､秦家琪等开的,后来就专治当代文学｡他历时八年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就是一部可以传世的杰作｡责编朱建华是我的学生,曾与我谈过旭澜师在这本词典上倾注的心血,不少条目都是他亲自重写､改写的｡小朱说,“这样负责的主编,真是少见｡”任何辞书都不能无错,但相对而言这部辞书的错误,还是比较少的｡
旭澜师传世之作至少还有《艺术断想》与《太平杂说》｡前者属于艺术短论｡就一个问题说开去,探幽发微,写得洋洋洒洒,颇有见识,散珠碎玉似的熠熠生辉,令人百读不厌｡我在一篇文章中将《艺术断想》与王朝闻的《以一当十》相提并论,并说是我历来喜欢的小题大做文章的“典范之作”,“潘先生的文章始终贯穿着艺术辩证法,在这一点上还胜王作一筹｡”
《太平杂说》系文学随笔｡从中可以看出旭澜师对太平天国史料确实下过硬工夫,在一些大问题上颇有不人云亦云的见解｡因而引起文学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难得的是文章以随笔形式出之,从不掉书袋,写得舒卷自如,若行云流水,可读性很强｡这同另一本随笔集《小小的篝火》有异曲同工之妙｡
1998年底,旭澜师给我打电话向我推荐一个人,就是王彬彬｡我说,“我知道王彬彬是你的学生,在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工作｡”他讲了王彬彬的一些长处,我知道旭澜师荐人向来谨慎,向我推荐这是第一次｡于是说,“我这里没有问题,你与老叶也是朋友,你给他也打个电话｡”他一会儿给老叶打了电话,老叶表示同意｡我说,“这事情就定下来了｡”当晚我即给丁帆打电话,小丁说,“这个人的道德文章我了解,完全可以进｡”于是以与我的名义向学校力荐｡1999年11月,王彬彬就来中文系报到了｡他先送我最初出版的两本著作,我抓紧时间看完,对他以六个字相评:有思想,有才气｡后来他又送我《城墙下的夜游者》与《文坛三户》,看完以后更证实我给他的六个字并非妄评｡
从2000年到2004年我每年去一次上海｡2001年秋由浙江开会路过上海,我去见他,他带我到三楼看章培恒老师｡晚上三人在附近就餐,他们聊得颇为愉快,我在一旁听得饶有兴味｡晚餐快结束时还见到大学同学邓逸群,她也在宴请来看她的弟子｡还可一提的是这年5月份,我与丁帆去扬州大学参加研究生答辩,正巧旭澜师携夫人､思和兄携夫人应曾华鹏兄的邀请来扬大讲学,思和兄刚被任命为系主任,急于回去组阁｡这次旭澜师､华鹏兄､思和兄和我还合影一张｡
我与旭澜师最后一次相见是2004年4月26日,我由无锡疗养到上海,在他家聊了近两个小时｡他问我,“怎么这么瘦?”我说,这次到无锡疗养,才检查出了糖尿病,只有106斤｡他说自己只有九十几斤,早些年最重的时候是115斤｡师母还拿出她小女儿编的一本关于糖尿病的书,要我看看｡旭澜师请我吃午饭,尽管我一再阻止,他还是点了不少菜｡
真是“人有旦夕祸福”｡王彬彬成全我请旭澜师来宁的“想法”,本以为十拿九稳可以实现了,谁承望最终等来的却是失望,永久的失望……知道旭澜师病重的消息,我就一再争取去上海探望他一次,好说歹说家里人就是不同意｡要是在两年前未患脑梗时,我很任性,如遇这种情况,提个包就走了｡到6月28日与老同学徐俊西通话,俊西说“他已经昏迷不醒,你去看他也没有什么意思了”｡29日上午给潘向黎打电话,说明想来而又不能来的苦衷｡她说,“我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天气这么热,你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吧｡”
旭澜师5月5日住院,7月1日凌晨辞世｡这些天,我琢磨了一副挽联:
兰摧蕙折 况平生风义兼师友
史识文心 更绝代华章树楷模
谨以此悼旭澜师｡
200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