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著名学者，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怅望古今》、《唐诗的美学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等。
吊诡的变脸
据报道，《百家讲坛》开播伊始，曾先后邀请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诺贝尔奖得主及霍金介绍当代科学前沿的新进展，也请过叶嘉莹、周汝昌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一些专家演讲哲学美学、书画艺术、古典诗词、中外文化、宗教伦理等专题，但都没有火起来，据说曾有几个在学界久负盛名的学者的演讲，因过于专门化，节目未播出就被内部枪毙了。良好的愿望、纯正的内容、专业的演讲，最后导致栏目在中央电视台的“末位淘汰制”中几乎被叫停。
刘心武开讲《红楼梦》，可以说是《百家讲坛》策划理念的一大转折，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吊诡的大变脸。从此后该栏目思想锐减，声色大开；专业淡化，娱乐猛增；学术告退，收视攀升。内容从古今中外科技自然社会人文的真正百科，收缩为中国传统文史一科；风格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兼容并蓄，演变为文化评书的固定套路；主讲人由学界泰斗、各科专家撤换为能领会节目策划者意旨且有表演才能的知道分子；听众对象也由渴望进入大学课堂的学生下降到仅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各色人等。
对此变化，肯定者认为栏目走出了困境，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学人们也选准了与社会和大众结合的方向；羡慕者以这些一夜走红的文化明星为榜样，纷纷效尤，还有人认为人文学者不应该再作冷僻专门无多少销路的专业研究，而应该走出书斋，与媒体相结合，这是个人成名之路，也是学术发展之途。反对者则对近期走红的几个演讲者大加批判，言词激烈。十博士以卫道者的姿态征集签名，抵制于丹，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与网络一时议论蜂起。一档本来极普通的电视文化节目，酿成了2007年中国一大新闻事件，也折射出舆情、传媒、公众与专业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复杂心态。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百家讲坛》的主持者有权利进行调整改革，为贯彻上面的意思，为提高收视而变脸，也未尝不可。但CCTV是公共领域，利用的是公共资源，故大众也有权利对此变脸进行评议。坦率地说，变脸后的近期策划并无多少学术含量，它要引起受众注意，所以正面的反面的，支持的反对的，都属于策划者所期待的影响。演讲者本来就不是该领域的专业学者，故所讲也并非学术内容，也无法以学术的游戏规则来要求。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某个讲演者的知识错误与硬伤，如这样讨论，仍落入策划者的期待视野。我认为有必要跳出来，对《百家讲坛》的变脸策划进行一番剖析，特别是对近期节目进行一番透视，下面容我将个人的看法稍作展开。
首先，变脸后的节目无学术。早些时候的讲题比较适中，但近期的许多话题大而不当，如《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品三国》等。近期的几乎所有话题都没有现实针对性，比如污染问题、水危机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与自由迁徙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房价飞涨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地区差别问题等等，这些触目的真问题在该栏目中压根没有涉及。有些话题在学术上无法证伪，比如《揭秘秦可卿》与《揭秘宝黛爱情》等，充满想象臆测，抛开文史考证的基本规则，以及红学史已经取得的共识，天马行空，无法对其内容作正误判断。严格地讲，有关《红楼梦》中的秦可卿问题、宝黛爱情问题，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其次，变脸后的节目无学理。近期演讲的几位，除刘心武之外，大都是大学教师，节目也很看重他们的教授头衔，广告中每次都不忘提及。但这几位教授不按学术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出牌，所讲内容没有注释，没有引用，没有参考书，没有说哪些是学术界的共识，哪些是别人的成果，哪些是自己的新见。由演讲内容汇集的出版物，压根没有引用与参考文献这一说。好像鸿蒙初辟，石破天惊，兀自蹦出一个孙猴子，他们是这些领域的原创者。教师在学校教书，像教导自己的孩子不准拿别人家的东西一样，训导学生要遵守学术规范，引用别人的成果要诚实地说明。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为什么《百家讲坛》上的教授，并未声明任何引用，照样暴得大名？老师只能沉默。
再次，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据前所述，《百家讲坛》开创伊始，担纲者皆为一时之极选，霍金、叶嘉莹、周汝昌、钱逊、童庆炳等，都是各科的顶尖学者，至少是一线专家。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没有参加过有关这一方面的国际会议及国内会议，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其实，真正的学者仅仅是专家，仅对自己有所研究的问题向大众发表看法，仅敢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学术共同体汇报。而近期节目的演讲者则不然，他们口若悬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懂，上下五千年的经史子集，毫无障碍。谁说中国古籍艰深难懂，对他们都是小菜一碟。一部《红楼梦》可以一言以蔽之，一部《论语》可以一句心得就概括了。经过他们的聚焦，历代皓首穷经的学者是多么迂腐，百年来的红学家又是多么无能。
吊诡的是，选择现代高科技及艺术美学中外文化等有价值的专题演讲，并没有吸引大众，而换成几部古籍著作后，却引起了大众的亢奋与狂热；真正专家主讲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跟进，非专家的漫谈演绎心得，却引来各方面的反响与回应。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那么，《百家讲坛》吊诡的变脸策划有何奥秘呢？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我个人认为经过了以下几道程序：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选择专门科技为讲题一般听众无基础，干脆听不懂；人文社科的一些内容如讲授太呆板，味同嚼蜡，如讲授过于活泛，联系实际，又会触犯新闻戒律。故逃到古代，找到一个思想的避风港，选择一些在政治上有百分之百保险系数的话题进行戏说趣说闲说，并不在乎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只求娱乐性、趣味性，只问收视率和销售率。《百家讲坛》的制片人曾坦率地说，该节目“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但谅他也不敢说不承担政治上的正确性。栏目主持者与演讲者可以安全体面地共富共荣。既符合媒体经济学的规则，又不会踩政治的高压线。
第二步是去专门化。变脸以后的节目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专家专业的幌子，来反专业反专门，策划者把所有的概念范畴原理砍掉，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把专业问题通俗化，把神圣的命题世俗化，直接给受众一些简单通俗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种急功近利的传播技巧，适合于政治宣传，适合于宗教传教，适合于商业推销，但唯独不适合于普及科学与学术。靠多快省与速食快餐是培养不出精神贵族与科学巨人的。科学与学术的进步犹如棋院的晋级一样，需要旷日持久，需要循级而上，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掉。一个高僧可以使一个屠夫放下屠刀后，立地成佛。但一个教师无法使一个牧童一夜之间成为大学者大专家。
第三步是去历史化。历史代表着一个时空的深度，代表着一个演化的过程，代表着学术的积淀和层累。近期演讲者撇开复杂的历史，直接对古代经典进行整形，各取所需。对自然界的野蛮开采，滥砍滥伐，已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对学术资源的随意诠释，也会导致学术生态的破坏。《论语》、《庄子》等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讨论的问题，需要达到的目的，与今日社会有很大的时空距离，删掉漫长的距离，复杂的过程，与现代社会进行简单的对接，是一种极幼稚极懒惰的做法，这样的削足适履，对历史与现实会造成双重伤害。
我们的时代需要历史文化的营养，但更迫切地需要民主、宪政、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等公民社会基本构件的普及与启蒙。我们需要娱乐休闲轻松搞笑滑稽幽默的肥皂剧，但更需要培养国民对抽象思辨、形上终极、程序正义、司法公正、平等人权等的良知叩问、灵魂冒险。既冠以《百家讲坛》，就应该循名责实，要有百科和百家的学术争鸣。媒体与学者不是退避而应直面，不是与大众一起沉湎于文化的狂欢，而应肩负起提升大众的使命。因为你CCTV不是商业电视，不是地方电视，不是私人企业公司，你是政府的机构，你是以纳税人的钱上交后的财政拨款作基本支撑来运转的。你的所谓的收视率是相对的，你不能为提高收视去搞裸体新闻主播，你也不能为提高收视去播A片，你也不能去宣扬宗教迷信。既如此，变脸以前传播科学、艺术、人文新知的内容，虽然收视率少些，又何罪之有？
有人谓，凭什么只能专业学者主持话语权，为什么大众及大众的代言人就不可以演讲，此次《百家讲坛》栏目变脸，就是对专业学者和知识精英的挑战，是对他们话语权力的解构。讲这些话的人只知道套用西方理论，并不知中国实际。中国的知识阶层过去依附庙堂，建国后被划归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现在又落实政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阶层，他们的发育并不成熟，对此脆弱阶层的摧毁和解构，与对脆弱的公民社会摧毁一样，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物链的中断。社会供养知识阶层，特别是专业学者，不是希望他们扮小丑扮明星，作秀出风头，而是希望他们沉潜下来，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专业研究方面做到高精尖，成为行业的第一，国际的第一。学者傅斯年在全民抗战时号召，中国军人要胜过日本军人，中国学生要胜过日本学生，中国教授要胜过日本教授。抗战的胜利说明中国军人胜过了日本军人。但时至今日，中国学生胜过日本了吗？中国教授胜过日本了吗？中国大学胜过日本了吗？
一个廉洁的社会制度是不允许政府官员在经营性机构兼职的，官商不分，腐败当然会滋生。其实中国的大学也应与国际接轨，至少应向香港学习，不允许其雇员在外从事与其学术无关的有偿活动。喜欢媒体的可以选择在媒体全职打工，大众可用媒体从业人员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评价他们。选择大学或研究院所的应能坐冷板凳，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超过自己国内的同行，日本的同行，欧美的同行。时至21世纪初，我们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落后于西方尚可理解，但如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面也长期落后于日本、欧美，无学术规范，无一流成果，无公认的名家，都是科普小册子，都是拼凑剪贴的出版垃圾，都是游谈无根的妄说，都鄙夷像学者陈寅恪那样的教师，都敬仰像演艺明星那样的的变脸文化人。试问，我们知识界还能拿什么和国外同行比拼，我们的大学与研究院所能拿什么竞争世界一流？
关于榆林
旅食长安已近三十年，却很少为家乡榆林动笔砚，这次算是个例外。
榆林古属雍州之境，秦为上郡，两汉因之，东晋时匈奴铁弗部据之建大夏国，所都统万城亦在辖区内。隋置朔方郡，唐改称夏州。明成化年间始置榆林卫，为延绥镇治，兵家推为九边重镇之一。清雍正年间设榆林府。49年后一直领12个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地改市，现辖11县1区。
因其地处陕甘宁蒙晋五省交界处，东为黄土高原，北为鄂尔多斯草原，毛乌素沙漠横亘其间。山川险阻，风高土厚，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过度带。故历史上曾有匈奴、鲜卑、突厥、党项等民族活动于此，现仍为汉、蒙、回等多民族聚居区，五方杂错，文化多元。百姓高尚气力，质直崇义，歌谣慷慨，豪饮成风，耐苦寒，敢迁徙。与关中道等精耕农业区相比较，历史积淀薄，因袭包袱少，故思想开放，勇于创新。
此地植物生长具有多样性，水田植物、旱作之物都有。但因丘陵起伏不平，不适宜大面积精耕细作，加之降水量偏少，人民靠天吃饭，故农耕时代既无宁夏平原之富饶，又无八百里秦川之精致。百姓辛苦劳作，仅能免于饥馑，如遭逢天灾人祸，则只能走西口、闯宁夏、赴新疆、下关中以打工就食。读民谣《揽工调》、《走西口》等，不仅可知民生之多艰，亦可以观风俗之厚薄。
由于历代苛捐杂税繁重，百姓生存不易，受草原民族风习熏染，人民极易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反对暴政，追求平等。古之高迎祥、李自成，今之李子洲、高岗等，皆能为民请命，解民于倒悬，逸闻趣事至今仍散播于民间。
长期移民屯边及过渡垦殖，使本来脆弱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水土流失、扬尘活跃、沙漠南迁、植被荒芜，生态破坏严重，生存条件恶劣，或有目之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需要指出的是，有人以为此状况是近几十年人口激增、政策偏差所致，其实据史料记载，唐宋以来，此地的自然环境就在不断恶化，只不过二十世纪后半叶推到极端而已。
所幸地储百宝，天佑苍生。上世纪末地质工作者已初步探明榆林地下资源极为丰富，已开采出之石油、天然气、精煤、岩盐等，不仅改变了榆林贫困落后面貌，而且极大地缓解了国家能源之紧张匮乏。尤为值得称道者，西气东输为首都申奥成功有大助力。则吾榆林不仅在战争年代有大贡献于中国革命，而且又在和平时期再次施大功德于现代化建设。
短短十多年中，榆林不仅脱贫，而且在致富康庄大道上迈出大步。辖区内神木、府谷、靖边、榆阳等县区在国家西部百强县中名列前茅。由于经济不断腾飞，交通更加便捷，文化特色显著，榆林城市化亦跃居全省前列，有论者谓不久将会成为仅次于西安之陕西第二大城市，旧称榆林城为塞上“小北京”，洵非虚誉。
造化钟神秀，地灵蕴人杰。榆林风高土厚，磊落奇伟之才往往挺生其间。其中武勇者如大夏之赫连勃勃，三国之吕布，北宋之杨家将，南宋之韩世忠，民国之杜聿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子洲等，或以其事功，或以其忠勇，或以其英烈，影响当时，流徽史册。榆林不仅出英雄，而且产美女，三国时貂蝉，近现代之米脂婆姨，民间传说之兰花花，路遥小说中的巧珍等。或谓当地普惠泉、桃花水滋养美女，故榆林所出女性不仅禀性贤惠，而且多美姿色。
榆林人文方面亦有可称道得者。如与东罗马并称为世界名城之隋唐长安城，其设计师即为隋夏州（治所在今榆林靖边）人宇文恺；另如民国时期的张季鸾，弃旧图新，与时俱进，东渡留学，启发民智，返国后办报刊，写时评，抨击时弊，被誉为报人模范、论坛领袖。僻处西北之榆林走出现代新闻巨子，对二十世纪中国传媒业亦有大贡献。至于小说家柳青、路遥等人的扛鼎之作，家诵户传，风行天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亦是人所共知的。而李季于三边创作《王贵与李香香》，佳县农民李有源据民歌《白马调》改写出红色颂歌，毛泽东于清涧袁家沟赋《沁园春?雪》，红色经典渊源有自，一脉相传，虽曰天纵英才，艺术独创，莫非亦系方土风气，赖江山之助乎？
《管子》中说：“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榆林经济高速发展，人民丰衣足食，然地方党政领导及有识之士并未满足于此大好形势，于物质脱贫后又大力倡导精神致富，富而后教，化民成俗。有关方面重视引进智力资源，修缮中小学校舍，组织策划多种文化艺术活动，举办多种社科经贸论坛，连续承办两届国际民歌节，编写宣传介绍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图册，重文崇文，蔚成新风气。
更有儒雅君子李涛、王亦群诸位，公务之余不废艺文，诗词酬唱，笔墨雅集，塞上常传琴瑟之声，文中多有雄豪之篇。诸君子长期从政，激扬道义，故不满足于自娱自乐。自觉曷若觉民，为提升当地百姓素养，培育现代精神贵族，诸君子以弘传诗词雅道、普及经典文化为己任，倡议创办《榆林诗词》，积极筹建榆林诗词学会，响应者云集，习作者争先恐后，彬彬乎一时称盛。
诸位发起人又风尘仆仆，多次往返于西安榆林之间，将创刊物办学会之设想向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霍松林先生汇报，得到霍先生的赞扬肯定。松林师又谓我出生于榆林，在高校文学院执教鞭，于情于理皆应为乡邦文化有所奉献，嘱我撰文宣传介绍。我以资浅学陋，再三婉拒，仍不获许，遂草成此短文，为家乡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一盛事表示衷心祝贺。
所当指出者，榆林人从物质贫困到气大财粗，是一大历史进步，但从气大财粗再到文质彬彬，或者说从膏腴之地到人文渊薮，仍然任重道远。
在台湾岛
从台东返回花莲的路上。老张坐在后排不停地哼着歌，敢情学界歌王也不是天生禀赋，竟是这样勤学苦练成名的？老尚向小邱提起文革时期的一段掌故，小邱虽然仅比我小两三岁，但已印象模糊，恍如隔世了。于是好为人师的老尚、老贾便向小邱讲授起了文革学，提起那个时期的忠字舞、语录歌、诗词歌。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老尚示范性地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东风吹，战鼓擂》。老贾不甘示弱，竟说不光《毛主席语录》可以唱，他连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也会唱。他另外的绝技是口哨，于是吹起当时红极一时的北朝鲜电影插曲《小白鸽》，悠扬轻曼而又有节奏感，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并不一致。老张也按捺不住了，不必再引逗铺垫，自己主动跳出来表现，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不忘阶级苦》，再次秀了他的歌喉。于是红色歌曲便一首接一首从几个激情再次燃烧的中年男人的胸腔中喷出来。由流行曲到毛主席语录歌，再到毛主席诗词歌，再到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插曲。高亢的政治声响从车窗缝隙中飘飞出来，在风光旖旎的西太平洋环岛公路上抛洒了一路。
老贾感慨地说他原以为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一切都被解构了，包括崇高与革命热情。但在一次参加三线学兵连聚会时，他发现当年的革命战友无论现在是厅局长，还是下岗职工，一回想到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仍然异常亢奋，让他感动莫名。我说你们这些革命发烧友，当年喝的都是狼奶，虽然被文明礼仪、学术规范打磨了许久，但仍残留着几丝野性，一旦机缘凑巧，还是能露出小峥嵘的。
帮我们开车的淡江大学博士生小蔡与他娇小的大陆妻子，被动地听着聊发少年狂的中年男人的革命吼声，一路默然无语。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几天来一直斯斯文文的几位大陆学者为什么突然发出激情的嗥叫？他们或许以为这可能是比街舞比说唱更前卫更时尚的表演。
我以为高潮已过，这档事就这么结束了。孰料在台北又掀起第二次激情的波澜。淡江大学中文系的吕主任在台北中心区一家有名的上海餐馆请我们吃饭，邀了他台大及东吴大学的几位老同学作陪。据说吕教授是台湾祖国统一联盟的主席，故他的台大同窗周教授请他给大陆客人唱一曲《国际歌》。吕主任真可爱，酒量不行但又喜欢挑战，未过三巡已不胜酒力，差不多有四五分醉意了。他说他最喜欢的歌曲是《歌唱祖国》，周教授一怂恿，他便站起来唱，还不停地招手邀我们伴唱。于是周教授、老贾、小邱和我跟着旋律哼起来。让我吃惊的是，台湾知识界对革命歌曲比我们还熟悉，对红色年代的惯用语、政治切口、小道消息、风俗禁忌以及当下最新段子都能熟稔得脱口而出。宴会结束时，吕主任又疯起来了。他和周教授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把宴会的气氛陡然推向了高潮。在台北地标所在的名店中听悲情的红色歌曲，让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受。
夜阑兴尽。我扶着酩酊的周教授、吕主任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台北街市上，一任暖湿的春风撩眼拂面。临分手时，依依惜别，互道珍重，气氛有些凝重。研究方言的周教授用浓浓的江津腔意味深长地说，两岸关系如小孩子的鸡鸡，来日方长。但借着月光，我看他表情有些黯然，话语有些哽咽，两鬓的华发如染。
形势永远比人强。这些从神州旧地颠沛流离来到荒陬海隅的文化遗民，看惯了满眼的落日余辉，预感到山雨欲来，一场物换星移的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文化怀旧者的心情自然是异常复杂的。不知小孩子长大时，这批黯乡魂追旅思的迁客骚人是否能看到？
大学教师的三重境界
教师从事的据说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可是近来教师的形象变得不太光辉了。媒体上不断有关于高等教育、高校教师的负面报道。原因一方面是因我们的大学教育理念不够清晰、大学精神未能彰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我们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对高校教师的功能作用认识糊模混乱所致。我所理解的大学教师应从三个方面努力，应追求三重境界。分别是：敬畏讲坛，站好讲坛，超越讲坛。
第一是敬畏讲坛。所谓的敬畏讲坛是指讲坛的神圣性庄严性。西方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中国古代的学校也是沟通天人、传道授业、启蒙发愚的场所。所以古代对学校的教职人员的要求与对神职人员的要求近似，极其苛刻。讲学几近布道、传道，献身教育类似殉道。前两年，有人打趣地将教师走穴赶场子出席各种非专业场合，比作娱乐圈的坐台、出台，但我认为此台非彼台。仅仅为了谋生混饭为了发大财为了出大名为了当大官，那么就请尽快离开讲坛，不要玷污了这块圣洁的地方。
因为讲坛具有神圣性，所以讲授的内容都应该是科学、民主、宪政的基本内容，都应该是本乎圣经贤传的，都应该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都应该是有所出处的。而不全是稗官野史的传闻附会，低级趣味的黄段子，街头市井的庸俗见解。
因为讲坛具有神圣性，所以也应赋予传道讲学者以人格尊严、精神独立，而不能动辄以洗脑、洗澡、割尾巴、清除精神污染之名，行思想改造之实，剥夺教师思想的自由、学术的自由，使教师成为卑贱的思想奴隶，或成为如“房奴”一样的“书奴”。
因为讲坛具有神圣性，所以关于教育改革的所有商业性议论都应受到质疑，教师的生活待遇及工作条件毫无疑问应得到改善，以便使他们能穿得起质地良好的长袍或西装，在学生面前挺直腰杆，体面地从事有尊严的工作。但这种改善与提高主要应通过政府的拨款及学校的筹措，而不是鼓励或放任教师的走穴搞创收。
因为讲坛具有神圣性，所以从业人员主要应从思想的深刻、业务的精湛的角度要求自己。换句话说，从精神的富有、学识的渊博的角度来要求自己，而不应过分看重物质的待遇，与其他行业从业者进行无谓的攀比。如果是为了物质的奢华，请离开教师队伍；如果是为了一夜成名，成为媒体追捧的所谓演艺明星或文化明星，请离开教师队伍；如果是为了政治上的发达，请离开教师队伍。
前段时间网上议论北京大学阿艺、孔庆东两位副教授的工资收入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工资待遇及津贴确实不高，应呼吁有关部门提高和改善全体教师的待遇，但不能将工资低津贴少作为走穴赶场子从事经营性兼职的借口。经营性兼职赶场子走穴，说明教师对专业确乏自信。假如北大教授都耐不住寂寞，都缺乏学术自信，那么关于教师队伍的危机就不全是危言耸听了。难怪媒体及网民要讽刺挖苦甚至丑化高校教师，难怪海外学界对我们的学者有许多负面评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我们的教师首先要自律自持自重，然后才能呼吁媒体及大众理解教师、同情教师、公正公平地对待评价教师。
近十年来，我没有为经济原因给自考班或培训班上过课，赚过课时费，虽然我和大家一样，同样经济拮据。西部地区大学教授的收入普遍要比阿艺这样的副教授低得多，我们也面临侍亲行孝、养家糊口、购房买车的问题。但人生有涯，一个人的体力精力是一个常数，只能抓大节抓关键，不可能每一方面都尽如人意。样样都抓，样样稀松。甘于清贫，耐得住寂寞是当好教师的首要条件。俗话说坐得冷板凳，方能吃上冷猪肉。沧海横流，纷纭热闹的东西可能如昙花如浮萍，而真英雄会砥柱其间的。
第二是站好讲坛。我理解的站好讲坛是指履行好一个教师应负的责任，具有独立承担各个环节各个层次教学工作的能力。这包括业务要过硬，教学要受同学欢迎，对学生要有耐心有爱心有责任心。这是教师职业准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所从事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这个专业犹如中医，认老不认少，一个年青教师要做到纵横古今，旁征博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练基本功，从刚走上教学岗位，我就要求自己将备课所涉及的所有作品原文背诵，所有讲授内容都能脱稿，每次上课前都要将所讲内容重新设计，既便是再熟悉的内容也要预先认真准备一遍，同学或一些同行听我讲课如脱口秀，误以为我口才好，善于言辩。其实我是嘴笨脑子也笨，我的教学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看似容易实则很艰辛。
有些文科老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不提要求，我所在的学院在学生中实施“ 2-3511”工程，即要求同学在大学前两年背诵三百篇古代名作，写五十篇文章，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一手好的书法。其中背诵的任务就要在我的课程上落实，凡是要求同学背诵的，我自己先背会。每个年级都会有些同学不理解，多次和我发生冲突，我总是不急不燥，每次上课都认真考核，为提高同学的国学基本功做了些工作。
第三是超越讲坛。所谓的超越讲坛是指不满足不局限于讲好一门课，不仅能胜任教学工作，而且能在教学之外发挥自己的作用，施展自己的才华。
首先，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中，除教学工作外，科研与服务都是讲坛之外的，但又都与教学息息相关。学术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可以回馈教学，充实教学，丰富教学，将教学内容引到学术前沿，对培养创新人才，对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的社会服务不仅是他应尽的责任，而且可以启发学生不脱离社会，不脱离团队，有社会归属感。
对教学与科研非常浅显的辩证关系不仅我身边许多老师不明白，就连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故意混淆是非，误导受众。比如前段时间主流媒体与网上都炒上海某高校一位长期在教学第一线深受同学欢迎的老讲师因成果少临病逝时都没有评上高级职称，消息传出，又引得媒体及大众对高校教师评价体系的质疑及非议。我很钦佩这位老师，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但媒体称这位老师因时间忙而无暇写论文，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是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而不是凭空写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长期文献资料积累或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大成果，并非凭着小聪明拼凑几条材料就能出成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位老师的症结不是没时间写论文，而是没时间搞研究。除非教基础课，否则自己不搞研究就无法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能将课讲好很值得怀疑。何况没时间搞科研，但将教学特色总结提炼为一项教学成果也是有价值的，与科研成果同等重要。如果这位老师连总结概括自己教学经验的时间也没有，那么话就不好说了。
其次，教师对专业之外的社会公益、院系的事务、学术团体的活动也应竭尽所能，做一些服务工作。
还有，作为一名教师，对社会的民主公正等也应表关心关怀。既要关心结果的公平公正，也要关心程序与过程的公平正义。一个大学教师只有对专业之外的公众事业表示关心，表现出应有的态度，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人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美国人讲：一个核物理学家不能算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核声明上签了字，才算知识分子。
古人说“君子不器”，一个大学教师只有当他超越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对人类命运及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有了终极关怀，才有可能超越教坛，成为伟大的学术大师和社会公众的良知。
这样的大师与良知是青年学生的福祉。我们的大学需要这样的大师与良知，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更需要这样的大师与良知。
对于新加入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青年教师来说，我认为你们非常有希望成为这样的大师与良知。
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与目标。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而我心向往之。
我愿与我们的年轻朋友共勉，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实践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