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比大理石更经久长存。 ――罗兰?巴特 “读陶渊明、阮籍/远游/与客煎茶/肉身轻盈而透明”。梦亦非这组《咏怀诗》,庞大但不具有因之而来的压迫气息,称得上是诗人企图回到逝去的时光的一份证词,同时也是向魏晋时代的致敬之作。这里说它“不具有压迫气息”,是因为整件作品通透、冲淡、疏朗而有味,而说它是“致敬之作”,则因为诗中对肉体、时光和空间等诸多命题的诗性烛照,使得“咏怀”成为了继阮籍之后再度被阐发的一个可能的表达向度。
当然,两种“咏怀”的面目各异,一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另一个则在收拾自己数十年的时光和生命体验以作审视,但无论是“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阮籍《五言咏怀》其十一)还是“不曾停留,水分渗透树木/河流穿过大地”(梦亦非《咏怀诗》其四十九),都有一注隐藏的水流贯通其中,正是这股水脉,让我借此兼来谈论“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这样的宏大话题有了一个不稳固但足以起跑的支点。于是,在再次回到对《咏怀诗》的谈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回溯到那条河、那支水脉的某些分岔的源头。
自胡适在异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写下传说中第一首白话诗的第一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起,中国诗人们在新诗近百年时间隧道的摸索中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承担着某种精神方面的时序错乱和资源变乱。一方面,他们经历了古典语境消失的整个过程,并站在残留的话语废墟和各种变局堆叠起的屏障之后,操持着改造过并还在被改造着的汉语,横向移植了他者的文明,借来了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为了表现对这个“父亲”的亲近与好感,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他那里获得精神遗产,诗人们对汉语文学既有的传统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决裂,从此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看似单纯、实际上依然混杂的时空之内。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场场声势浩大的“弑父”狂欢后,由此而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并未一直延续下去。“原父”消失了,现有的“借来的父亲”又似乎并不那么富有得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遗产,于是随之而来的空茫无依感促使诗人们再次踏上“寻父”的路程。
但这样的“寻父”行为有时候充满着诗歌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显得大而无当,其严密性和有效性往往值得质疑。不过,这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在“汉语诗歌现代化”这样笼统的命题之外,我们能做哪些辨识和厘清,则是最关键的问题。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即“寻父”行为的潜藏性。诗人们往往回避对它的谈论,但在实际的探索或思考中不自觉地在寻找一个精神依靠。或者可以说,诗人们中的不少特出者,则试图让古老的智慧和精神翻新,并让它和当下互相发明,灌注其予生命力。“70后”诗人梦亦非由六十首短诗组成的《咏怀诗》,正是这样一种阐发和努力。这种努力实际上是被“纳入”,但它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妥协和被招安,而是回到更为柔顺平和的对话中来,回到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和对传统遗产的反思上来。当然,这些进行得如此自然,是因为,更多意义上说,应该是,而且只能是,这代人中的部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古老的过去的秘密,并让它们激发了现在。
这里说“柔顺的传统”,意味着传统本身的吸纳和开放,与“坚硬”和“封闭”对应。柔顺性,这是罗兰?巴特在《论纪德和他的日记》中用来定义法国文学特质的一个词,它更诗化的一个表达,便是本文的题记:“水流比大理石更经久长存。”水流,意味着变动不居和随形自适,有旧的涤荡和新的汇入。和大理石的坚硬性与自我闭合性相比,这种液体的舞蹈显然具有更为开敞的空间,而同时,流水与河床的互相作用也见证着时间对河流烙下的印记。在巴特看来,法国文学经典之所以永恒,便在于法兰西文学传统本身的“水流”特质,它拒绝僵化,它的柔顺性能够让现时之智慧和古老的过去气息相通而充满活力。
在梦亦非《咏怀诗》中,对这种传统的透视、致敬和吸纳一如诗里所不经意地提到的那样:“只有江流疲倦而平静/流过村庄,城镇/丧失……犹如我们的生活”,诗人用平静而疲倦的江流来隐喻“我们的生活”,而文本自身却无意间泄露了这种被比拟的生活和这组诗精神传统上的同构性。水流不断流淌,平静而疲倦,奔腾而丧失,一如生活;传统不断被添加、改写和增殖,充满开放性却也充满惰性,既无处不在却也无处可寻。诗人在年龄的增长中逐渐接近光阴的秘密,逐渐在审美和艺术的活动中奔赴精神超越和心理慰藉之地,于是便更逐渐专注于肉身的体验和言说,这言说里有回顾之茫然和思索之大欢喜。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诗人通过对过往秘密的洞悉而激发了当下的生活,让它具有了古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在诗中时常以隐居者的身份出现,他亲近山水,热爱自然,在水的流淌和树木的蓊郁中寻找情怀寄托之所。这个时代里被侵蚀的山峦和密林已经使隐居行为基本丧失了可能性,但诗人依旧借助一片残缺的山河过着他想象中舒心自适的山居生活,在那里他体验生命最深处的本真悸动和安慰。隐居,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抽离,意味着精神的松弛和自由境界的开敞。隐居,便是不为俗事所役使,这样便能使人从劳役中解脱出来,在审美中过活。诗人透过肉身来言说,透过流水、山峦、明月和蓝天来言说,这实际上是将自己偷渡到一个前现代的语境中,来和某种逝去的气脉对话。也只有在这样的、和工业时代格格不入的田园山水气息中,才能更为容易和自然地接近生命的本真。
在这里,言说的窘迫性被戏剧性地解决了,因为整组诗中的一个我们假想的、应该有的倾听者却并未出现,诗人所有的言说实际上都是一种恬淡而带有反刍意味的自我对话,他的任何行为都成为了和内心世界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在这组诗中的现代性矛盾消隐,取而代之的却是古老的天人合一式的依存性特征,于是诗句走向疏朗,语气倾心于淡泊闲适,整组诗中弥漫的是秋山清朗式的语气氛围。这种语氛,却无疑是中年式的,作者中年心态的提前来临更像是自我安慰的开始,这既是不安,也是试图从这种不安的心境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他回到往昔,回到肉身体验的直接性中来,依靠生命的在场感和生存状态的诗性展示,企图回返到古老的智慧中去,并获得解脱?
对《咏怀诗》的阅读曾一度让我丧失了评论的兴趣,因为在这里,梦亦非抛弃了更多的修辞,抛弃了对言说的专注甚至干脆疏离了言说本身,他将技巧消弭在了咏叹和描绘之中。和诸多的现代诗不一样,这太不像一个为评论而存在的文本,而是为安静的阅读者出现的、淡而有味的艺术品。面对这样一个文本评论,评论者体会到的却是,它不具有绵密的意义堆叠,不具有可供拆解的精巧结构(或者说,面对这个结构甚至拆无可拆,它回到了“最小”),甚至不具有可供评论的芜杂性和含混性,那么对它的阅读的快乐显然超过了文本拆解的快乐,评论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值得质疑,而评论者的焦虑也由此而显。关于这种焦虑,我们从《咏怀诗》这个现代诗文本中出发,似乎能窥见一些端倪:批评者们能抓住一切结构精密的钟表以准确地掌握时间,但无法抓住流动的水脉,这水流同样也是时间的见证。传统的柔性和开敞性,让更多的阅读者跌陷其中,陷身其中者无法用更为现代的描述手段来证明它的可驯服性。这组诗,回返到魏晋风度的疏朗和高蹈之中,让你失去了批评的激情。
那么这种“回返”是否可以解决现代诗本身的一些问题、是否能缓解新诗的“失父”的焦虑?如果能够解决,是局部的还是全盘的,是方法论上的还是价值判断上的,是根本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如果能缓解,汉语古典文学的水流究竟能带给新诗这个杂交之子一个怎么样的新“父亲”,又能让这个“混血儿”拥有怎样的基因?具体到本文,无论是《咏怀诗》中的“读陶渊明、阮籍”还是“读《世说新语》”,诗人梦亦非似乎都在表达他对魏晋这个时代精神风貌和潜藏特质的向往和喜爱;作为柔顺性传统的一个环节,魏晋风度所具有的浓厚的、之于人类生存方式方面的现代意义,是否能够真正被纳入和吸收进现代诗的血液之中从而使之具有某种新鲜形态,并成为新诗中抗衡现代社会工业形态、商业文明与技术主义的精神基点?它在古典时代闪烁的自由主义面目,能否为百年新诗的混血面庞所接纳并衍生出新的模样?这样的本土文化因子,在梦亦非的《咏怀诗》里算是得到了一次全新的阐发,它在诗人贴近生活贴近肉身言说的疏朗表达中,和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状况相互发明,获得了更新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这还远远只是一个开始。本土文化因素和新诗之腹的结合往往并非那么顺利,它经常性的“反胃”预示着这件事情的艰巨性。至于传统之柔如何转变为一个宜于孕育全新生命的子宫,则取决于诗人们不遗余力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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