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偶像“祛魅”的旨归是塑造世俗化偶像。然而，大众媒介却打着偶像“祛魅”的大旗，通过炒作隐私、聚焦色情、渲染丑闻等反传统道德的方式，使偶像“祛魅”陷入低俗化误区，引发了粉丝世界虚无主义盛行，产生了严重的道德后果。而强化媒体和偶像的道德责任是实现偶像“祛魅”道德矫正的理想途径。
关键词：祛魅；世俗化；低俗化；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尹金凤，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在现代社会，偶像被“祛魅”，其日渐褪去了神秘的宗教式的色彩，失去了仪式化的存在意义。偶像“祛魅”的旨归应是塑造世俗化偶像，但目前大众媒介对偶像的“祛魅”走的是一条反道德路线，陷入了低俗化误区，引发了粉丝价值观世界的巨大震荡。
一、偶像“祛魅”的反社会道德路线：由世俗走向低俗
1 偶像“祛魅”的旨归：塑造世俗化精神偶像
“祛魅”也可翻译为“除魔”、“去魅”、“解咒”、“去神秘化”等。马克斯?韦伯认为“祛魅”就是指从幻觉或者迷信中摆脱、清醒过来，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理性和智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世界的祛魅’。”为偶像“祛魅”就是消除偶像神性，赋予偶像人性，其旨归是塑造世俗化偶像。
在伦理道德教化活动唱主角的文化社会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精神偶像即圣人偶像，即使是封建君王也都要打着圣人的大旗获得其统治的合法化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部队和宣传机构等群策群力，塑造了王进喜、雷锋等一批劳动模范、道德楷模。官方或民间塑造出的偶像是神圣、神秘、完美、权威的代名词，人们怀着景仰、尊敬、钦佩的情感和虔诚的心态来崇拜偶像。但当偶像崇拜发展到对领袖的盲目、狂热崇拜，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暴露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的偶像对人们人性和思想的禁锢、钳制之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高大全式的偶像进行反思，而对传统偶像“祛魅”正是切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应时之举。
为偶像“祛魅”的旨归是塑造世俗化偶像，这是由现代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的。世俗化也就是“解神圣化”，即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世俗政治与教会权力脱钩，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世俗生活之外去寻找它的合法性依据。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世俗化不仅是和宗教相对的概念，也是和理想主义相对的概念。世俗社会里的偶像不会以神灵等宗教式的偶像为主导，也不会以圣人、道德楷模等理想主义的偶像为主流。那些告别来世的信仰，追求现世精神和现实生活，摆脱禁欲主义和一味崇高的世俗化偶像的出现，在世俗社会里将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周宪先生认为世俗化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对偏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反叛。对“克雷奇马”式的迷狂的反思，它以一种更加实际和现实的观念来看待社会生活，还在于它用形而下的实用理性原则和现世主义，取代了形而上的充满激情的理性主义和未来主义。由此可以推断，塑造世俗化偶像的意义在于：以务实的人物取代理想主义式的高大全的英雄，打破伦理教化中的精神偶像对人主体性、能动性的钳制。使人们避免陷入乌托邦的允诺和期待中，将人们从为集体牺牲受难式的纯粹奉献中解脱出来，提倡以本我的快乐原则分享超我的理想原则在人格中的地位，追求消费、享乐和个人幸福不再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
由此可见，为偶像“祛魅”是期冀在打破偶像神话后，从心理和精神上消解偶像的神秘幻象，使偶像具备更多的世俗道德特性，缩短偶像和大众之间的差距，最终帮助崇拜者即粉丝解放对偶像的迷信和盲从思想，提升他们的尊严和自信，使当今的粉丝不再如封建时期那样将人生价值依附于偶像，使他们最终获得人格独立和信仰独立。然而，现代社会里的偶像“祛魅”并没有在世俗化的底线上止步，而是陷入了低俗化的误区，以至偶像“祛魅”不幸走上了一条反社会道德的路线。
2 偶像“祛魅”的反社会道德路线――走向低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针对艺术领域的“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已不属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低俗是世俗或通俗的极端和异化。
大众媒介塑造的世俗化偶像本应承载着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任，偶像应是作为价值坐标、精神脊梁、道德榜样、文化信仰而存在着。而如今，“祛魅”的偶像塑造呈现出如下局面：大众媒介热衷于采用娱乐化类型文本，塑造具有娱乐色彩的偶像明星，于是娱乐明星独享“偶像”尊荣；同时，偶像塑造陷入了低俗化的反社会道德误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放弃自身社会责任、片面迎合部分受众低级趣味和需要，大肆炒作偶像隐私、绯闻、丑闻，渲染色情、淫秽、暴力等一系列不道德做法，具体体现为：
第一，无度炒作隐私。大众媒介高度关注娱乐偶像的恋情、失恋、结婚、离婚、婚外情等情感隐私，极力引导人们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情感隐私、花边新闻进行关注和膜拜，哪怕这些实际上是非主流、非理性甚至非道德的。在“偶像祛魅”和“偶像世俗化”大旗的遮蔽下，诸多本该弘扬主旋律和丰富的社会精神文明成果的文化艺术新闻，都异化成了“明星轶事”、“明星隐私”及明星的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即使报道道德楷模时，也不忘以隐私为卖点进行炒作。例如媒体2006年对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之一郜艳敏的报道。郜艳敏是位将青春默默奉献给山村教育事业的乡村女教师，许多媒体对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跟踪采访拍摄。而悲哀的是，媒体对郜艳敏异常热情的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她对孩子们的奉献和付出，而是她被拐卖到山村这段特殊的经历。许多媒体在报道郜艳敏时，对她被拐骗遭受强暴凌辱的经过详细加以描述，有媒体甚至“残酷地”用画外音和文字活灵活现地还原她受害的场景。如此一来，高尚的精神在浓墨重彩书写的低俗情欲、丑陋罪恶之中“黯然神伤”。
第二，着力聚焦色情。大众媒介热衷于以“性”为看点刺激受众感官，挑逗受众的窥私欲、窥阴癖。一些娱乐访谈、综艺类节目经常用荤段子、暖昧字眼和暴露镜头来吸引观众。2008年之前，娱乐明星们走光露点的事件也吸引媒体对此以头版头条的规格大肆炒作。当“艳照门”曝光后，走光露点就成了鸡肋，“艳照门”中的色情元素成就了全民窥阴、意淫的低俗狂欢，“艳照门”也成为媒体的一场“盛宴”。到2010年春节期间，网络上疯狂流传的三段不雅视频，引出了一场较“艳照门”更“香艳”的“兽兽门”。有评论者认为：“‘艳照’成了自我炒作的一种捷径，艳照文化也走进了街头巷尾，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段‘艳谈’。‘艳照门’沉寂两年 之后兽兽开创了‘艳照’新时代，张雅茹又紧随其后，搭上了‘艳照成名’号的最后一趟列车。”兽兽和张雅茹火了，但她们是不是搭着低俗的色情之风成名的最后一批明星“偶像”，我们无法预知。
第三，热衷报道丑闻。大众媒体格外热衷报道发生在明星偶像身上的丑闻，如“窦唯纵火”、“章子怡诈捐”、“周杰肇事逃逸”、“侯耀华虚假代言”、“满文军吸毒”、“臧天朔聚众斗殴”、“高晓松酒后驾驶”、女演员被“潜规则”被“包养”，等等。而且媒介在报道丑闻时，不会对此进行谴责批判，只以围观的姿态炒作烘托丑闻当事人。有些明星越是负面新闻缠身，就越能聚集媒体的镁光灯，如此助长了“丑闻经济”大行其道。例如在周杰肇事逃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有某电视剧制片方想找他拍戏，其理由是他现在红!当新兴医院“送子神话”被揭穿之后，为其代言的偶像在大家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人格形象本应受到极大损毁，偶像也应因此遭遇价值贬值，但是事实上他的票房和支持度，几乎没有受到虚假代言的冲击和影响。正是因为大众媒介对触犯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条例的偶像，拒绝进行舆论谴责和鞭挞，反而打着“新闻客观”的大旗进行低俗的报道，这是对失德偶像的舆论纵容，直接促使他们身价在丑闻曝光之后没有骤跌反而攀升。
大众媒介利用色情元素塑造偶像，对偶像的报道游弋在私生活和性闻之间，把娱乐明星以及他们生活的圈子塑造成了只追求声色犬马的群类，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滋生了受众由人性向动物性倒退的病症。大众媒介在面对偶像失德时失语，体现了媒介对此的包容态度和暖昧立场，长此以往，终将导致偶像对道德责任置若罔闻，对触犯道德底线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随着对偶像隐私的无度曝光，对偶像丑闻的肆意炒作，对偶像“色情”的大力聚焦，偶像的道德完满性和美好的声誉被掏空，偶像的精神号召力成为空谈，导致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面临巨大危机，也导致粉丝们的偶像崇拜遭遇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解神秘化和虚无化、无聊化趋势。
二、偶像“祛魅”陷入误区的道德后果：粉丝世界虚无主义盛行
陷入低俗误区的偶像“祛魅”，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道德遭遇冲击，导致粉丝们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粉丝的精神世界陷入虚无状态，一系列消极的道德后果产生。
当偶像“祛魅”陷入低俗之后，崇高神圣、道德完满型的偶像被颠覆，粉丝们在偶像身上寄托的价值、信仰体系遭遇瓦解。特别是大众媒介塑造出各色滥情的、无德的、丑陋的、病态的偶像及其代表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与粉丝们在学校或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观念产生了激烈冲突，使他们面临选择的困惑，导致他们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出现紊乱。同时，现代偶像被塑造成娱乐的工具和消遣的资源，不再具有精神指向标的意义，粉丝对偶像不再保持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崇拜。于是，粉丝们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困顿和精神偶像空缺的双重语境中逐渐迷乱、空虚，人生成为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的无意义的存在，世界也成为不具备任何目的的存在，虚无主义在粉丝世界盛行。尼采曾说，价值还在，规则还在，只不过人们不再信仰，这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不再信仰，其内容指向价值的虚无。
当下粉丝世界呈现的是一派代表着现代的悲观与颓废精神的消极虚无主义景象。消极虚无主义的破坏性在于瓦解各种价值与目的，使它们陷于纷争不已的状态，并最终分崩离析，从而导致精神力量的下降、没落乃至衰竭。借用袁祖社先生的观点，虚无主义在现实世界表现为“中心的丧失”、“重心的失衡”、“核心的模糊”――社会的文化没有了主心骨。在虚无主义时代中，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丧失了中心地位，大众文化或“伪大众文化”占据文化中央。而这种文化所拥有的内涵没有足够的积累、沉淀或根基可以使其牢牢占据文化高地，所以“伪大众文化”不停地变化形式和低俗的花招来企图俘获大众的欢心。在偶像塑造领域也是如此，大众媒介没有将真正的精英、榜样，树立为时代偶像来给予粉丝恒久的力量和动力，却塑造了一种没有灵魂和精神的、转瞬即逝的、低俗的“玩偶”以供人们消费人生、游乐人生。于是，受虚无主义浸淫的偶像崇拜世界就呈现这样的景象：粉丝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偶像。当偶像承载严肃宏大的主题时，粉丝会对其戏谑、嘲弄、甚至恶搞；当偶像演绎低俗的游戏或娱乐时，则会对其跟风、附和、无比沉醉。任何形式的信仰信念、终极价值都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虚幻无用之物。
当这种虚无意识进入粉丝的生活世界，则会表现为：在思想上，拒绝一切权威、道德、规范、信仰、文化、价值，对一切持怀疑的态度；或“否定人权、侮辱人格、忽视平等和自由、压制民主和公正、轻视生命和科学精神”。在行动上，对权力或话语权的掌控者进行消极抵抗，将冷漠植入骨髓，得过且过、没有追求和目标的颓废之风盛行。当终极的、高尚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外部的世界遁入神秘虚幻的超验领域，当人类个体感受到自己在外部世界的主体性生存姿态缺失后，其自我认同感会随之茫然和无所适从。再加之现代化的媒介和媒介内容，日益将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割裂，每个人安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人们对公共事务越来越冷漠。当大众媒介铺天盖地地提供低俗的娱乐偶像新闻以供大众把玩窥视时，也让大众掉入了类似话题的漩涡，隐私、色情、丑闻等信息将组成一种霸权话语，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精英文化等的关注热情和批判意识逐渐吞没，也将人们对善、终极价值、道德法则的追求和向往阻隔。
三、偶像“祛魅”的道德矫正：强化道德责任
大众媒介为偶像“祛魅”陷入了低俗化误区，使粉丝世界陷入了虚无境地，为了让偶像塑造走出道德失语和低俗化的困境，大众媒介在塑造和报道偶像时，应主动树立道德责任意识，用高尚的道德原则来规范偶像塑造活动。因为道德具有社会调控功能，且道德调控与政治和法律等社会调节力量不同，人们在接受政治、法律调控时会有强制的、被迫的心理体验，因而法律、政治的调控只能是临时的、应急式的。而人们在接受道德力量的调控时会产生愉悦的、幸福的情绪，会拥有高尚的、超越的感受，因而也能够长期地、恒久地、自觉地接受其调节和规范。大众媒介在塑造偶像时，主动承担道德责任，通过塑造道德偶像，塑造理想道德人格，宣传偶像的优秀道德品行，来感化和培养人们的高尚的道德品质，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使人们能自觉选择道德行为，自觉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扬善抑恶、趋荣避辱。如此，则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等自然会从失范状态回归到理想状态：人们会自觉批判、抵制低俗的或恶俗的偶像及相关信息，会对缺乏道德责任意识的偶像及其失德行为有正确认识和评价，丑闻经济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偃旗息鼓，人们对公共事务异常冷漠的时代症候也将得到改观。于是，大众媒介偶像塑造就能回到传承文化、张扬价值、协调社会的正常轨道。
大众媒介塑造偶像时要履行好道德责任，应建立塑造道德偶像的长期、长远规划，应设立常规性栏目来塑造、推 介生活中的道德偶像。因为人们将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大众媒介塑造道德偶像也不能是短暂的、临时的、应景的活动。
大众媒介塑造偶像时还可尝试将娱乐明星塑造为具有道德责任的偶像。目前娱乐偶像尚拥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如果挖掘他们身上优秀的道德品质，或引导他们追求卓越道德目标、实践崇高道德理想，将他们塑造成可以学习的道德榜样，就能避免偶像“祛魅”陷入低俗的误区，亦能引导社会道德风尚。目前来讲，最有效的方式是引导、号召娱乐偶像长期投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并吸引大众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这样大众媒介塑造偶像就能实现长期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帮助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帮助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目标。
倡导偶像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之所以能够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促使社会道德水平提升，不仅因为偶像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感召力，还因为慈善事业能够张扬人性之美、体现强大的道德魅力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平稳定，还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避免沦为金钱拜物教。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慈善道德积淀，乐善好施一直是我们民族倡导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慈善事业被认为是人的本性之美的社会展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推崇慈善义举，从村落家族的义社、义米、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活动，从政府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我国的慈善义举薪火不断、世代相传，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也使得仁爱精神得以世代传扬，并成为中国社会在几千年文明传承中能够在各种灾难中不断涅?重生的精神密码。大众媒介倡导偶像献身慈善事业，激起大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华慈善文化的有力传承。
发展慈善事业还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推经济持续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公平稳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及分配方式的改变，部分群众由于下岗、失业、疾病、自然灾害等原因陷入贫困，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如果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尖锐对立，则可能爆发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需要带有人类温情的慈善事业来润滑。大众媒介号召偶像献身慈善事业，动员全民展开长期的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来帮助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排忧解难、摆脱生活困境。这样就可以调节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强他们的理解、交流和互助，构建诚挚、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倡导偶像和大众参与慈善事业，还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避免沦为金钱拜物教。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财富伦理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研判：一是对财富来源的认知，即认为财富是来源于上帝的恩赐、社会的给予、他人的帮助还是个人的奋斗；二是取得财富的手段，即是以最有效率、最合理、最公平、最职业的方式来创造财富，还是通过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手段来牟取财富；三是财富的使用，是用于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还是回馈社会，捐助穷人。可以看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从事慈善的行动，是衡量人们是否能够正确使用财富、是否拥有正确的金钱观的重要指标之一。只有拥有了正确的金钱观和财富观后，大众媒介塑造偶像时，才不会一味以经济利益为主导，不会只注重收视率而忽视社会效益，不会将偶像塑造引入低俗误区而忘却对精神文明的引导。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娱乐偶像一直致力于抗震救灾工作，也是自那以后，许多偶像开始关注和热衷于建设中国慈善事业。大众媒介应借此契机，大力宣传已经投身于慈善事业的明星的义举，为中国大众塑造更多此类道德偶像，那么，相信我们的慈善事业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和支持。当参与慈善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或发展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慈善将彰显其强大的道德魅力，它将改变人们的财富观、金钱观，重塑人们的价值观、道德信仰和道德人格。到那时，粉丝世界的虚无和空洞等问题，以及偶像塑造领域的低俗化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