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带来转方式窗口期？ 《新理财》：GDP降速了，对地方而言这是种压力还是种动力？是不是调结构，转方式也是一个好的窗口期？ 陈先森：从宏观来讲，GDP增速下降是可以理解的。今年定的7.5%，其实执行结果应该高于这个数，7.5的增速也不算低。
这几年，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些措施，复苏比较快。但是就美国经济，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很大。另外一个调节是对通胀预期控制，CPI还是比较高。
不同地方会有不同反应。东部的经济占全国的份额比较高，他们GDP、财政收入是大幅下降，西部不明显。就安徽而言，还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并没有因为全国的增幅下降，而影响调低安徽的下降。现在很多产业都在向中西部转移，国家也给安徽批了一些综合试验区，一定要利用起来，现在发展势头非常好。
关于企业利益的调整
《新理财》：国企垄断很受关注，搞好国有经营资本预算对国企的暴利有没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陈先森：这个问题现在反应很强烈。我们向人大作报告时也说到，老百姓不满意。
我们省里面的央企，现在是越做越大，他可以在地方上把下面的企业兼并过来，往往少数的大企业在局部的地方就形成垄断地位。这个垄断最终体现在价格上，也反应到效益上。
比如银行，现在大家反应很强烈。去年的实际利润超万亿，企业又怎能不困难！银行的效益是企业过来的。银行就几个大的国有银行，少量的股份制银行，而中小银行比较少，外面进来的银行比较少，没有形成竞争的态势，所以造成垄断，央企也是，逐步把各个省的行业垄断，最后它说的算。
《新理财》：有没有解决的思路？
陈先森：思路，我觉得还是从顶层设计，一个是从国家层面提倡股份化、多元化。第二，把国有经营资本纳入一般预算里面去。以前，国有资本金预算是封闭进行的，没有并入到一般预算里面。我们省才5到6个亿，掌握的资金特别少，分管省长、国资委和财政厅分分，最后又回到企业里去。
《新理财》：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如何做到宜疏不宜堵?
陈先森：只能疏不宜堵，资金流动有他一定的规律性，不是政府干涉怎么样就怎样。还是放开市场，让他有序的流动。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实际就是过去的地下钱庄。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的控制，一会收的很紧，一会放的很松，中小企业经不起折腾，大企业可能抗风险能力还好些。这种情况下，像我前面讲到的，某一阶段，还应该允许小银行、小组织的存在，多元化的发展。否则，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确实很困难，他找不到钱，只有私人，资金链不断他还能经营，一断企业就破产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允许的，现阶段没有办法解决。
初次分配调整难
《新理财》：您觉得现在的税负高不高？怎么样把民生的事业搞好？
陈先森：要提高初次收入分配比重，就要提高税费；可能税费就要过重，现在要加快发展，几个税制都要改革，实际上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重点体现在结构性减税上。
但是，现在民生的支出，压力很大，很多是刚性的。目前，一方面不收钱，另一面支出钱从哪儿来？其实是矛盾的。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安排。不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我觉得两方面还是同时兼顾的。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税和费，费主要是社保基金，其他的这几年控制的比较严，不经过国务院批，地方不允许出台，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非税收入取消要有个过程，安徽这几年，费的这方面比较彻底，该减的都减了，该免的都免了。
财政改革不由财政决定
《新理财》：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多次提到改革，具体反映到财政方面，目前最需要改革哪些方面？
陈先森：财政体制自身的改革，社会呼声还是蛮高的。具体到财政方面，首先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是呼吁出台新的预算法。预算法号称第二宪法，他其实涉及到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分配关系。
另外，目前转移支付、集中支付、政府采购、部门预算包括建立四大预算体系，这些制度已经建立了，而且都在实施过程当中。但当初的预算法里没有，要做到依法行政、有法可依。
第二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解决财权事权关系的问题。比如基层财政保障机制等问题。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问题，转移支付当中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全国往北京跑，北京往下批项目，有的和实际操作有矛盾。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把财力向困难地区倾斜，向基层倾斜，财力安排到省、市困难地区更有针对性，指导性。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其实很重要。
《新理财》：这些改革也提了很多年，似乎很难具体实施？
陈先森：改革其实很多，包括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与财政体制改革有关联。
财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政治问题，必须从顶层来设计，这个不是财政部门能决定的。财政部门的地位现在越来越需要提高。现在，财政部仅仅献言献策，政策的实际拍板决策还是顶层。
社会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全覆盖，全部市民提前5年到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基层医疗体制以后，在整合的基础上，都在推进过程中。
大家关注的，矛盾比较多，中央迟迟下不了决心。财权事权的分配关系，政府的分配关系，还有社会的分配关系。声音不绝，但总是落实不了。
财政体制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政治问题，必须从顶层来设计，这个不是财政部门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