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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工作的时代特色与发展趋势_电视娱乐节目的特色及发展趋势

时间:2019-02-1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普遍加强了对档案馆馆藏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只“编”不“研”的落后状态,同时加强了对地方中心工作的资政力度,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档案中的历史参考。笔者认为,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强编研工作规律性的研究,寻找新的工作增长点,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
  档案编研工作的时代特色
  档案编研工作由来已久,早期的档案编纂注重“述而不作”。新中国成立后,编研工作经历了从编辑大事记、机构沿革到档案馆指南、专题史料选编的大致过程,加工形式也由一次文献向二三次文献过渡,并在新科技引领下,有了新的载体形式,如多媒体光盘、电视专题片等,编研成果的受众逐步从专家学者和政府机关走向社会公众。
  1.档案编研工作开始加重档案史料研究的分量
  一直以来,专家学者建议档案馆通过-编研工作培养自己的馆藏专家,但由于受馆藏浩大以及编研人才匮乏等因素影响,档案馆馆藏研究工作一直没能大规模开展起来。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信息爆炸式增长和档案利用工作深入开展,各级档案馆普遍认识到只是依靠公布档案史料原文,已经跟不上档案馆职能的拓展和深入,跟不上形势发展。虽然档案史料原文的整理公布有其特殊重要性,但仅止于此,不光是史料很快就会湮没于信息汪洋之中,档案馆长期缺乏历史研究的声音,也与它的文化地位不太相符。
  各级档案馆都有积累多年的丰富档案资源,历史悠久的城市甚至拥有部分民国时期甚或明清时期的档案,应该加强对馆藏档案进一步研究,在当地近代史和当代史研究中占一席之地。近几年,中国第―历史档案馆借助着社会的清官热,适时推出《清官秘档》等史料研究成果,既在众说纷纭、戏说成片的社会信息潮中发出了来自档案馆的历史真实之声,又因此推出一批馆藏清史专家,对培养社会档案意识、匡扶正史,提高档案馆社会地位和推动档案编研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天津市档案局提出了大开放、大服务、大编矾大开发等理念,采取相应激励机制,编辑制作了《天津城市记忆画册》等一批档案文化产品,在推动城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做出了档案部门应有的贡献。
  2.档案编研工作逐渐向主动服务于大局、中心工作倾斜
  档案馆的档案多是机关档案,所以档案利用工作有很大一块是为政府机关查考资料、编史修志服务。很长一段时间,档案编研工作虽然也提到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但专门和主动地为当前的中心工作服务,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大家认可和广泛开展。这种服务一经开展,便得到各级政府欢迎和肯定。服务多表现于为领导提供档案信息刊物,围绕近期社会热点或地方中心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公布相关主题的档案史料,并在史料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以专题形式向政府相关机关报送档案馆工作者基于档案史料的资料汇总或研究成果。
  现在,各地档案馆都非常重视资政编研工作,编辑了《档案信息摘报》、《档案参考》、《档案摘报》等名称各异、性质基本一致的各种刊物。北京市档案馆自2003年以来就组织力量编写《档案摘报》,送北京市委、市政府各相关委办局参考,取得了很好反响。应该说,资政编研是档案编研的一种“短、平、快”形式,难度较大,既要有对社会热点和中心工作的良好把握,又要有对相关馆藏档案内容的准确搜索;既要有学术研究性,又要有知识汇集性和时事针对性。这项工作做好了,可以极大地发挥档案的潜在价值,并使政府对档案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因此,各级档案编研部门都对它投入了比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力求做得更细、更深、更好。
  档案编研工作的发展趋势
  当档案馆各项基础业务工作都陆续扎实完成之后,编研工作将会成为档案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按照档案编研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档案馆的编研,一手要抓为政府机关服务,一手要抓为社会百姓服务,一手编辑各种专题史料汇编和检索参考书籍,一手深入研究馆藏,写出有见地的文章;未来的档案编研,―定会是合作编研大于独自编研。
  1.档案编研工作需要两条腿走路,既为政府机关服务,也为社会大众服务
  ―直以来,档案馆编研工作就有特定服务对象,大致是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并相应发挥档案资政修史、弘扬历史文化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国家档案局“三个体系”建设的提出和民生档案资源管理利用的加强,档案馆编研工作将要进一步加强关系百姓利益的选题研究和相关馆藏的挖掘。
  档案来自于社会各领域,包含着方方面面的信息。从理论上说,它可以为社会各方面的需求服务,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为政府机关服务,一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政府机关的服务主要有档案摘报或专题汇报等形式;为社会大众的服务可以分为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两种。为专家学者服务侧重于史料选编,为普通百姓服务侧重于档案历史文化宣传。笔者认为,将来的档案编研工作仍离不开这两大块工作,并且最好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条腿走路,不偏颇其中任何一方,只不过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围绕不同的中心工作,适当调整编研的重点和重心。
  2.档案编研工作需要走出档案馆,开门搞编研,在地方发展建设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如前面所述,档案馆作为一个文化事业机构,必须在地方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考察现在各档案馆的现有实力,能独立搞历史研究的凤毛麟角,所以档案馆的历史研究必须倚重社会力量,借助社会专家及大学院校的学者等研究力量,搞合作编研。
  北京市档案局(馆)在编制“十二五”期间档案开发利用项目过程中,曾经邀请一批社会专家学者为档案馆献计献策,不少专家学者都提到愿意与档案馆合作开展馆藏研究。随着社会档案意识逐步提高和研究人员利用档案开展研究尝到的甜头,他们都深刻认识到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档案馆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但由于不太了解馆藏以及精力上和其他方面的因素,馆外专家研究馆藏,往往是大海捞针,容易费力又摸不着方向,所以他们也需要馆内人员为他们“指点迷津”,做个引路人。馆内人员由于专业上或者研究水平方面的原因,对馆藏档案价值上的发现往往不如馆外专家,经常给人“守着富矿仍叫穷”的感觉。因此,馆内外需要进行优势互补。
  2010年,北京市档案学会推出了具有档案文化特色的“档案见证北京”文化系列讲座活动,邀请对北京历史文化以及档案研究有一定造诣的专家,以“打开尘封记忆,解读史实真相”为宗旨,讲述北京历史事件、古今人物、古建遗存、民俗文化,其中有不少讲座都是对馆藏档案研究成果的―种转化和宣传。
  3.档案编研成果要有不同的形式和层次,以适应不同利用者的需求,并通过编研 工作的努力,逐步达到熟悉馆藏的目的
  现在也有不少档案馆在档案编研的理念和操作上有了新突破,笔者认为,档案馆的编研工作还需要有计划、有层次地开发馆藏,既有《档案馆指南》、《专题目录》、《文件索引》等重在编辑、方便利用者查找的工具型成果,也要有《馆藏研究》、《专题详解》、《名人手记》等重在研究、方便专家学者利用的纂述型成果,并通过编研工作的努力,达到逐步了解和熟悉馆藏的目的。
  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应该在“大编研”理念的指导下j研究开发多种形式和多种层次的编研成果。现在,随着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级档案馆已经在案卷目录、文件目录、全文扫描等档案数字化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果,档案馆编研人员可以和档案整理编目人员、档案信息管理人员联合起来,进行馆内合作,开发一批专题目录数据库,存储在档案馆或根据开放程度分级分批挂在档案网站上供利用者公开查阅利用。另外,除了这种初级加工的目录型、工具型编研成果,档案馆还可以通过专题研究的形式,把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加工,形成新形式或新载体的档案编研成果。
  4.宣传馆藏档案和档案编研文化产品,在引导公民认识历史过程中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和档案馆社会地位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许多档案馆已经编辑出版了不少档案史料丛书,其中不乏一些档案文化精品,档案馆要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编研成果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从而更好地宣传档案文化和档案馆文化。比如通过研究馆藏办一些特色展览,在特殊的纪念时间编辑出版纪念画册、纪念专辑等。同时,档案馆也可以策划拍摄一些反映馆藏的专题片,精心选取一些特色专题,撰写脚本,深入地展示馆藏内容、揭示历史的变迁,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为迎接奥运会的到来,北京市档案局(馆)联合全市20家档案馆,挖掘整合档案资源,主办了“北京档案珍藏展”,并出版了《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图录装帧精美、档案拍摄清楚简洁,给观赏者―种扑面而来的原汁原味的档案气息和历史文化气息,很好地展示了档案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2010年明,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5周年之际,北京市档案馆策划出版了《档案中的北京抗战》一书;2011年6月,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出版了《档案中的北京党史与党建》,9月,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了《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既配合了社会热点和工作大局,又彰显了档案史料在记录历史、宣传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之,随着整个档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三个体系”建设的大力推进,新时代的档案馆编研工作必须跟上形势前进的步伐,思考新的工作思路,采取新的工作机制和更具活力的激励机制,以使编研成果更具层次、更有深度,更好地服务于档案馆的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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