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河北人，著名记者、作家。现任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博士。长期在新华通讯社工作。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已出版《现代热点采访录》、《神秘的内蒙古》、《中国第一证件――中国户籍制度调查手稿》、《变色》、《美国为什么妖魔化中国》、《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历史不止一只耳朵》等著作。
我在成都有一朋友，酒量大，酒德好，酒后还常有酒诗喷出。他常念叨的两句诗是：愿把岷江变成酒，一个浪头喝一口。他喜酒，好酒，到痴迷的程度。
我在广州还有一朋友，是鞋厂的老板。每次出差，都会把宾馆的牛皮的、塑料的、布的、棉的、纸的拖鞋带回宿舍，现在他床底下有几百双各式各样的拖鞋，见人先盯脚，再看鞋。也是一种痴迷，一种职业的痴迷。
世上像这类人，有，但不多。更多的人是追逐时尚、时髦，跟着世风跑前跑后。现在的广州人，不喜欢车的少，喜欢车的多。有车好，车有轱辘，一踩油门，风驰电掣，惬意，得意，展活，倜傥。
现代文明的诱惑几人能顶住。追逐、效仿一定是人性的一大本色。
就浪费和消费而言，时尚更多是指一种浪费。在世界上，富国以浪费为荣，穷国以消费为耻；富人以浪费自傲，穷人以消费自卑。
动物行为学曾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找一个猴子由人教会它吃水果之前先洗干净。把这个小猴子放进猴群，结果众猴子不仅不学，还打他。再找一个猴王教它洗水果。把这个猴王放进猴群，众猴子纷纷效仿，水果洗后再吃成为猴子的一种时尚。
人群在某些方面又比猴群强多少呢?
高明的扒手
在中国，“假英雄”时有所闻，并被无情地曝光。就大多数记者来讲，绝不是有意制造假新闻。可是“假典型”还是像个“高明的扒手”光顾了我们一些记者的大作。特别是经过时光的冲刷和沉淀后，曾经光照万里的英雄人物的粗糙、虚伪、不真实更像大潮退去的浅滩，一片狼籍。是时代背景转换的原因，还是写手的技巧问题，是政治的特殊需求，还是人们心灵的厌倦。
我想这应先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多年来，我们是以正面宣传为主。所谓正面宣传，就是要在我们的时代中，找出时代的英雄，挖掘出闪光的思想，教育一代人，感召一代人。把光明面放大再放大，把阴暗面缩小再缩小，至少在我们报道的比例和数量是如此。
我记得，在“文革”中有一句人人皆知的流行语是：毛泽东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候，报纸上制造出的英雄也的确多，不能说天天有，起码每月都有一个。波及面之大，真可谓“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那时的《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上，几乎都是在一个钟点、一个时刻，隆重地推出一些当时感到惊奇、现在觉得好笑的细节。特别是受“阶段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许多英雄好汉都是在阶段斗争的风口浪尖产生的。记得有一年，我到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家乡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采访。我才搞清楚，原来是小姐妹的父亲有点事到另一个蒙古包，便把集体的一群羊交给了她俩，谁想到草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漫天的大风雪把羊刮走了，把小姐妹给刮走了。本来是内蒙古草原上一件不带有阶段斗争色彩的事情，后来，一批搞深度加工的高手云集这块荒漠草原，捕风捉影，生造出了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老牧主，趁着夜黑风大将集体的羊赶出羊圈……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制造的场面，以后就不断地出现在课本上、剧本上、银幕上、画报上……留在几代人的脑海中。
那时候，有人愿意拔高，拔得越高，被拔的人越高兴(当然，有的已死了，你拔多高，死者也不知道)，周围的环境和人也欣赏这种被拔高的人。
现在，你要随便在报道中拔高哪个人，首先是被捧的人不合作，其次周围的环境也不欣赏这种随意被拔高的人。因为，人们审视英雄的视点毕竟发生了深刻变化。
所以，现在要推出一个英雄，一个能从报纸的铅字堆里走进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同时又能被南北两地、几代人共同接受的一个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英雄来，的确不容易。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应当说新闻机构也制造出了一些英雄，但寿命不长，没走下报纸，就死在铅字堆里。
难道说，在商品生产大发展的时期，产品更新的速度加快，旧商品被新商品淘汰的时间缩短，这一固有的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新闻界吗?
这的确是个让人苦恼的问题。
我认为，一些英雄，一些大典型被淘汰，这除了时代的因素以外，恐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夸大了英雄的魅力，拔高了英雄的一些行为，集中强化了一些细节，这无形中也起到了“造假”的作用。
这种“拔高”遗风仍然对今天的报道留下很大影响。一些记者包括一些通讯员还习惯走老道，还习惯造典型。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报道一点，不及其余，这还是我们一些同行习惯使用的常规武器。为了上版面，为了增加发稿条数，为了评上好稿，一些人随意在一些细节、数字、标题上搞些合理合法的小名堂。比如同是县委书记下乡，一位着蒙古袍或者其它少数民族服装的县委书记的照片则很容易被报纸广泛采用。尽管这位少数民族的县委书记平时下乡并不穿少数民族服装，可是你让他穿，便于发稿，他自然会接受这种“照相馆式”的摆布手法。再比如，为了使文章更贴近报道思想，更靠近“真理”，使笔下的人物对话活灵活现，使笔下的人物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写作中采取了一些令人怀疑作者是在杜撰的“小技巧”。还有，本来是集体干的事，为了突出所要报道的人物，故意把其他人遗忘。为了强调某一事情的重要，夸大其辞，等等。我听到一个县委书记说，有一个记者报道这个县的GDP指标，在报道中不知是笔误，还是强化的需要，见报稿子的数字由千位变成了亿位。他幽默地讲，我们已干了三年了，还没有达到你们那位大记者的报纸上公布的指标。
时间真怪，逝去的是历史，留下的是笑柄。成熟的社会，逝去的是笑柄，留下的应是历史。今天的人，回眸往事，更多的是沉重、陌生和一丝丝的荒唐。
我们像蛇爬进城市，我们像麻雀掠进城市
城市陌生而又熟悉。
蒙古包变大，变肿，变成空气，变成穹庐，变成灰色的天空。
蒙古马没有尾巴，变成了汽车、卡车、火车、飞机，在没有草，没有泥土的城市狂奔。
有疯牛病，没有疯马病。马有口蹄疫，那是一种传染病。变成汽车的马和变成马的汽车，相互撕咬，马咬马，马咬人，马咬蒙古包，马咬一切能咬到的东西。
矗立在没有草，没有野花，没有露水的城市。
城市像七月骄阳下的白蘑菇，给你一点白，给你一点黑，给你一种疲软，给你一种无奈。
那是晒蔫的眼睛。
从草原到城市，路途很远。城市不长草，草原还长草。
从城市到草原，感觉很怪异。很近，很清晰，清晰得就像一条小河激着浪花，不停地呕吐。 在中国，最肥美的草原有两块，一是珠江三角洲，一是长江三角洲。全世界的牧羊人赶着他们的梦想、公司、集装箱来这里走场。
如果你有一双晒蔫的眼睛，你就会看到了那新绿、老绿、鹅黄、鸭黄，看到了那给雨就绿，给风就抖的壮美草原。
城市是聚宝盆，城市是经济洼地，白水、黑水、黄水统统流泻到这里。城市富人向往，穷人也向往。
我数着高楼，一座，十座，百座，千座，那是不长青草，不长酸枣树的白云山。
我看着街灯，路灯，广告灯，霓虹灯，还有那像吹口哨般钻来窜去的车流灯，那是星空遗失的孩子。
城市是灰色的，草原是绿色的。城市的白天是灰色的，城市的夜晚也是灰色的。草原的白天是绿色的，草原的夜晚也是绿色的。太阳是长草的草原，星星是觅食的羊、马和骆驼。
城市是灰色的，灰色的是不放牧的孩子的眼睛。
人生难吃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地区也如此。接待的周密，安排的妥帖，语言的热度，态度的诚恳，都会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带来不同的影响。
一个城市给外界的印象，不仅仅是口号、标语，也不仅仅是酒楼食肆，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自始至终的诚实和谦虚。
一百万个人就有一百万种对城市的印象和评价。
据统计，从1950年至1992年，来广东省视察工作和休息疗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达176位、870多批，来参观访问的重要外宾达3600多批(其中来自11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执政党领袖和按这一规格警卫的贵宾有212位、340次)。其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来过广东7次；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来广东7次；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广东25次；朱德元帅11次，陈云6次，林彪6次，邓小平13次，董必武4次，陈毅元帅17次，彭德怀元帅3次，罗荣桓元帅4次，贺龙元帅9次，叶剑英元帅20次，胡耀邦6次，王震24次，万里9次。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的次数最多的是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共参观、访问、休息和路过29次，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过7次。
广州是个大码头，北京是个更大的码头
凡是抵京拜会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他们离京参观游览的方向一般有三个，往南，广州；往东，上海；往西，西安。一看南国风情，一览东方神韵，一观古都气象。
到广州来的贵宾中，除了国内，还有更多国外的。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尼泊尔王国首相坦卡?普拉萨德?阿查里雅，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甘地夫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缅甸联邦总统吴友山，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前苏联的赫鲁晓夫，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前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美国总统尼克松等等。
一个城市的大记忆是和大事件、大伟人联在一起的。一个城市的年轮是和高高低低的大楼低舍，突窄突宽、长长短短的柏油路联在一起的。
而和这许许多多政要联系在一起的，是关相生老人的记忆。那记忆是一个浓浓的晚秋，流溢出五光十色的景色，畅流出叮叮当当悦耳的绿溪、银河和那鱼儿跳、虾儿蹦的阔大江面。江风骤起，吹皱的是江水，秋风骤起，吹皱的是大地，思想骤起，让人百思百皱的是那些耳闻目视的老人的记忆。
广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如潮涌，货如轮转，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话至今没有褪色、变质。广州又是一个急剧变身、变形、变脸、变大、变高、变胖的一个特殊基因团，广州更像一个喜新厌旧的情种。
不管是黄昏，还是晨曦，向南，向北，向东，向西，你都能看到一座城市抖出的速度、窜出的高度、甩出的广度、叠出的厚度。
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先的都市，也是南中国最大的“经济洼地”。金水、银水、泉水、臭水、铜水、锈水、咸水、淡水统统向这里汇集。白道、红道、黑道高手云集此地。广州是一座没有城门、没有城墙、没有岗哨的城市，是一座永不设防的城市。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广州绝对见不到，这对于广州是永远见不到的雪季。
经济学家说，任何投资讲究的都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高的收入。投入少，产出高，吃小亏占大便宜，放在哪都是真理。对红道、黑道、黄道、白道都适用。
广州治安压力按城市排名应排在第一。如果按照国家一、二级保卫来划分，外国政要、财阀、中国政要来视察、访问的城市，广州可以说仅次于北京。如果按照小偷来光顾的城市，广州大概可以排在中国的首位。任何一个指标的构成都有阴阳两面，正负两极，好坏两点。就像GDP在财富增加的一面，也有吃狗屎的一面，既有建宾馆的一面，也有建监狱的一面，既有威武、庞大的保安队伍，也有无孔不入的更为庞大的打劫、盗窃团伙。
城市真是一个大怪物，一个大活物，一个大宝物。任何一件事情，一旦进入统计数字，就是资料，就是指标，就是黑色幽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灾难和荒诞。
广州警察最累，危险性最大，面对来自全国“训练有素，经验老道”的黑道高手们，这里的甜酸苦辣，每个警察都可以给你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贼
一个城市有多少贼，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开放度，另一方面说明财富的多寡和沉淀的指数。就像农民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就像说企业有无文化，关键还是看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贼多贼少，是一个被压缩的指标，说高了，有损城市形象，再说高了，有损该城警察的形象。其实这都多余，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都说文人多大话，我看很多行业多大话。文人多大话，最多浪费几张白纸，而许多行业多大话，就要害人，要命。
这涉及到立案标准，涉及到社会的一个平衡点，涉及到每个市民的感受程度。
贼多，贼少，也是一个社会治安的成本，任何事情的好和坏，强和弱都有对应点，民宅的防盗网，遍布全市大街小巷的治安队伍，你就知道，这一偷一防，一盗一看，一拉一守的搏斗中，又有多少财富在拉据状态中耗尽。
怎样建设一个城市，我们出了许多高手，怎么管理一个城市，我们还缺许多高手。抽风式的严打，有效，但也有限。
防贼、捉贼是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点，更是广州这座城市运转中的一种成本指标。它给所有的城市管理者出了一道难题，像捉贼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
十年树人 百年树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总觉得这句老话有点别扭。如果把量词“十”和“百”倒换一 下，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还似乎接近真实。
十年是一代。应该是准确的。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总有差异和不同的痕迹，西方人在六十年代称之为“代沟”。按照专家的说法，两代人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在价值观、行为趋向、兴趣爱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形成的差异和隔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为界，这一年是牛年，往上属半打，往下属半打，正好包括了中国的12个属相。1943年到1954年，恰好一代人，其中有一半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还有一半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已进入高等学府或准备跨进高等学府的青年人，因为一场文化大革命，被赋予了两个清晰的时代概念，一被称作红卫兵大学生，二被称作老三届。
那个年代，不但中国处于乱的旋涡中，整个世界都处于乱、动荡、摇摆颠覆的状态，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是一名人类学教授，他在《代沟》一书中写到：从1964年美国各大学第一次发生暴乱到1968年5月巴黎的暴乱以及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许多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人们对问题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的：美国面临着越战问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而闹得不可开交；资本主义的没落；共产主义的兴起；毒品的影响；二次大战的后果，它在德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代人；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启示录式的希望的幻灭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人们又周期性地提到了“代沟”。
而在这场大晃动、大摇摆、大交锋、大痉挛的时代，踏进求学阶段的中国年青人，同样的挣扎、刺激、打拢和膨胀。
学者张永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是在一个独立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年阶段就跨过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的时代特征涂抹上了色彩，都对他们今天的生活产生着影响，使他们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抱着极不相同的两种以上的态度。复杂的经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充满了矛盾。在行为方式上，他们表现出行为选择的多原则性，早晨他们可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中午，他们会像第二代人那样谨小慎微，而到晚上，他们也许会像第一代人那样，堕入对传统的留恋。在思维方式上，他们表现为多重思维方式冲突的妥协性，对未来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出于现代观念；对待现实的问题，他们可能最遵循传统；对历史的反思，又总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他们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他们善于在矛盾中妥协，在妥协中保持平衡。
我相信，任何的结论式的概说都是模糊的，富有弹性和张力的。
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前，看到了中国知识界中一场近乎浩劫的“右派”运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理科、工科、农科，而很少选择文科、史科、哲科。命运似乎专和有准备的人开玩笑，一场文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冲荡下，每个人都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文科生。
时代的缺陷和遗憾，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更多的缺陷和遗憾。他们交谈，我相信不是夸耀，也不是吹牛，这更不是趋炎附势。但也不是落井下石，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雪中送炭，只是一种过程，一种存在，一种事实和一种大浪淘沙后的静思和回望。
有红卫兵背景的这一代人，有点桀骜不驯，有点我行我素，对上一代人的认识，已经失效；对同代人的认识，有点陌生；对下一代人的认识有点偏颇。这一切，不影响他们的思考和写作。
广州上空是秋雷滚滚，一声秋雷比一声秋雷炸得响，摔得脆。我细细听去，那不是一颗、百颗、千颗，那是数不清的秋雷像浩浩荡荡的队伍踏破天幕，又像是庞大的机群超低空的飞行，更像是数万辆坦克喷吐着炮火碾碎冰天雪地的硬土。
秋雨在秋雷的震荡中，脱去了羞涩，脱去了暑气，脱去了深沉，像饥饿的婴儿叼住了奶头，像海浪遇到了黑礁石，铺天盖地，一泻万里。
天凉好个秋，北边太阳南边雨。一哭一笑，天空也有两幅面孔。
每个人的缺陷在童年和少年时就注定；每个人的欲望和力量的底色也在童年和少年时抹涂、定型。上帝是公平的，童年少的，青年补偿，青年过足瘾的，晚年收回。苍天中隐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律在闪烁，对你诡秘地眨眼、微笑。
家贫的人，对金钱的追逐是常人的百倍力量；受辱的人，对权力的掠夺胜过常人千倍；貌丑的人，对情色的奔突胜过伟哥制造商的销售量。一个人的脾气好坏，一个人的嗜好雅俗，一个人的精力高低，离不开他的原点，离不开他所受的刺激，离不开他自身缺陷造成的落差冲荡。
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有概括性的结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从1955年说起
195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雄起”的年份，大事多多的年份。第一个五年计划冷静、大气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毛泽东依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的劲头，对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谈话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张百发青年队靠节约43吨钢筋头一炮在中国打响；肃清反革命运动拉开了帷幕；治理黄河摆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指挥部的高级将领和指挥部全体人员离旅顺口回国，回国前，苏军把所有的文化、卫生、福利等设备全部无偿地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
195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六年。解放全中国的硝烟远去和抗美援朝的炮声刚刚消遁。中国军人等了很久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在中南海，由毛泽东主席为元帅们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第一个领授军衔与勋章的人是朱德元帅，毛泽东为第二个颁发军衔和勋章的人是彭德怀元帅。同是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隆重地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在将官授衔典礼仪式上，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 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授予粟裕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习仲勋宣读完命令状之后，由周恩来向共和国的将军们颁发命令状和勋章。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而且有了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而少将人数从1955年的1359名至1965年已上升到1613名(后补部分均是1960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的)。
授衔仪式后，在秋光融融的夜色中，中南海怀仁堂的草坪上，响起了周恩来那极具磁性的话语：“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为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
这句话许多开国元帅和将军都听到了，他们中许多人在离开人间时，还仿佛听到这句话在耳边的回旋。
如果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衔制六级十九等划分，让你选三种称呼，我相信，只有元帅、将军、士兵，如果只选两种，也就是将军和士兵。俗语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而拿破仑更是一针见血：一个狮子统帅的绵羊部队，胜过一个绵羊统帅的狮子部队．点明了元帅、将军的特殊作用。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军人来讲，将军是最难逾越的一个台阶，更何况是开国的将军。那是用生命，用鲜血，用多少士兵的尸体和多少吨的子弹和炮弹才能熬出一颗将星。
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作古，留下的录音、照片和信件，已成了绝唱、遗照、遗墨。
古往今来，英雄也就分三类，一类是血水英雄，一类是汗水英雄，一类是墨水英雄。血是红的，汗是白的，墨是黑的。真能让后人发自肺腑，仰视，崇敬的还是血水英雄。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是靠笔墨为生的人，他认为，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显然有自夸墨水英雄之嫌。英国首相丘吉尔感慨道：你若想尝试一下勇者的滋味，一定要像个真正的勇者一样。豁出全部的力量去行动，这样你的恐惧心理将会为勇猛果敢所取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用半个身体感悟出的道理是：站在壁垒上为原则而死的，固然是英雄；但挺身为原则而战并获胜的．则更是英雄。
中国民间俗语关于英雄的说法更多。那是一代代人的血，一代代人的泪，一代代人的唾液熬出来的话，说的更露骨，更冷静，更大气，更具时空观和包容度。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没有天时地利，哪有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有莽撞，没有初生牛犊，哪有英雄。英雄莫问出处。不懂算计，一无所有，没有缸缸罐罐，英雄才能直上九天，气冲霄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英雄也有上天成仙，落地成人的尴尬和困顿。
巴顿将军更是用一种顽童的眼光对英雄下了断论：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就是一个捣乱分子。
总之，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对英雄的评价标准，但有一点是谁都承认的：一个英雄的成功常常会激励一代人的勤勉和勇敢。高加索的登山者们说，英雄品质就是能坚持短短的一会儿。英雄气概并不一定需要精神上的成熟。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英雄就是不顾死活去创造生命的人，是战胜死亡的人。
今天的世界是与时俱进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物欲横流的时代。高科技的提速，信息的井喷，物质的花样翻新，英雄的精神都从天幕中急速坠落。
人类的精神状态可分为三种，一是圈养，二是放养，三是野性。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分为四个层面，按古人的分法，就是四个字，衣食住行，也是四个不同的消费层面，一个字比一个字消费成本高。
有一年，我到大连演讲，一听众问我，大连和广州差距何在，两个城市GDP具体的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多数大连人在衣食住行这四个字里，在第二和第三个字之间挣扎，而广州人则在第三和第四个字之间徘徊。不知道他们听懂没有，我反正是讲明白了。
而天下许多事往往是背道而驰。我们现在往往把技术的东西当科学，把道德的东西当法律，把人类的缺陷进行包装，不断放大，人类迷失在巨大的消费和浪费之中，这种消费和浪费的速度比地球自转和太阳的公转还快，许多把这当作一种世界的潮流，当作一种现代化和美国化。
让我们多一点野性吧，多一点血性吧。
象征
广东国际大酒店曾是中国最高的五星级酒店，楼高200．18米，广东民间俗称其楼为“63层”。“63层”自从矗立在环市路那一天，就被称为“南天一柱”。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颇具政治含义的象征性建筑。
关于象征的定义，中外工具书的解释大致有以下几种，《辞海》的定义是：“①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②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通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作为形象，象征可分为公共象征(传统象征)和私设象征(个人象征)两大类。前者为一个民族文化中习用的象征方式，后者为个人自创的象征方式。”《汉语大词典》的定义是：“①用具体的事物表示某种特殊意义。②用来表示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③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④迹象；特征”。《新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象征，一种交流的基本方式，用来简明地表示或代表人、物、群体和思想观念。象征可能像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那样为视觉所感受。红十字或新月象征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生命保护机构，其表达就如玛利安娜象征法国，约翰?布尔象征英国，以及山姆大叔象征美国，象征也可能像新拉丁文中的字母K代表化学元素‘钾’字，或者也可能被随意地应用，如数学符号一代表极限或符号$代表美元。”
“63层”占地约18400平方米。其中，1至5楼为餐厅，7至24楼为写字楼，24层以上为酒店客房，集住宿、餐饮、娱乐、购物、办公于一体，其中广东国际大酒店主楼共有702间客房。在宣布破产前，每年酒店客房的租金收入约有7550万元，平均入住率达57％。这里目前有6家外国领事机构设在这里。前后接待过多位国家元首，外国政要，商业大亨。
1994年，是“63层”最红火的年份，也是国际金融家、投资家、超级富豪的“中国年”。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武汉……中国170个大中城市的传媒，像股票交易所的行情显示器不断披露着他们来访的信息。而在这诸多的城市中，中国商都――广州格外繁忙。广州的海陆空三大枢纽――白云国际机场、广九直通车站、洲头咀码头，更像是一架高效率的装卸机，卸下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富豪、投资家和他们的资金、梦想和实力。他们中许许多多的人，在拜访的日程表上，都有这个特别节目：拜访广东，拜访广州．入住“63层”。
我们翻开“63层”的接待日志，可 以找到下列采访嘉宾的名单：美国沃特?迪士尼公司；英国内阁大臣Mr．Charles LousadMe；美国惠普公司副总裁；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泰国商会企业家代表团；荷兰商业银行董事局主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总理；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将军；泰中贸易促进委员会、泰国国际银行董事长；香港假日酒店集团总裁；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美国AES电力公司总裁；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副总裁……仅1994年上半年，前来“63层”拜访和入住的外国金融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就达300多批。
70年代，广州建筑的高度能划破天际线的是白云宾馆，80年代中花园酒店，90年代是“63层”。“63层”成了广州的新高度，又是一登高远眺的最佳地点。可惜当年没有在顶层安装观光梯，再伟大的人物也只能拾级而上，眺望羊城春夏秋冬的景色。向南是珠江，向北是白云山。右侧是环市路深深的“车河”，左侧是憋足了劲拔地而起的天河新城。
1998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关闭，1999年1月6日宣布破产“63层”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2001年6月20日，“63层”公开以20亿元的评估价招徕买家，一度成为中国拍卖史上最昂贵的单个“标底”；2001年12月18日，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100％投资权益及债权首次进行公开拍卖，以16亿元起拍，但因无人应价而流拍。2002年1月30日，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100％投资权益及债权再次进行公开拍卖，此次拍卖起价13亿元，“削价”3亿元，仍因无人应价流拍。2002年10月18日，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100％投资权益及债权第三次进行拍卖，当日上午10点43分，以11．3亿元拍出。2002年10月18日上午，一位神秘的湖南籍长发美女举88号牌，将两度流拍的“63层”以11．3亿元拍走，这消息一时为人们津津乐道。
“63层”的归属现在已经不重要。“63层”像个耸立的无字纪念碑，记载一个时代的故事和传奇，记载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突围的传说和神话，记载了一个风风雨雨、雷鸣电闪的洗礼和敬畏。
在广州环市路上，“63层”依然是最高的建筑。有一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局长来访，我说，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珠江三角洲又是全中国最肥美的草场。美国牧羊人、日本牧羊人、德国牧羊人、俄罗斯牧羊人、全世界各种肤色的牧羊人赶着羊来这里走场、放牧。带着梦想、资金、野心、集装箱在广东这晴朗、四季如春的大草地上亮相。这里的土地太肥沃，栽上电线杆可结出红苹果，栽上水泥柱可长出五星级酒店，栽上投机者的苦胆，可长出投资家大笨象一样多的财富。喧闹、拥挤、无序。每个牧羊人瞪着贼亮的眼睛。利润像赶不走的炎热沾在人们的身上。如今，一场金融风暴过去了，又凝固在蓝天上，梦凝固了，集装箱凝固了，公司也凝固了，疯长的草地和羊群也凝固了。
世界真安静。
有佛爷的地方，必定有小鬼；有大佛酣睡的地方，必定有大鬼睁着眼睛。佛魔不二，一定也是人间的一条铁律。
输与赢
海明威曾写过一篇《老人与海》的小说。一个老渔民和一条硕大的鱼在大海的对峙、搏斗。我看到了大鱼的顽强和挣扎，也看到了老渔民的执著和韧劲。
前不久，我在网上搜索到一条笑话，一蚂蚁对一大象坦然地说，我有了，是你的。大象听罢，无言以对。
一个叫李钢林的先生，几年前到加拿大，在埃德顿市附近的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小城，碰到了一个定居在此地的美国老人，他叫约翰，1950年曾在朝鲜战场上当过兵，约翰老人说，那年的冬天，北朝鲜风大、雪大，世界仿佛都被冻成砣。一天晚上，枪声、炮声响起，我们的火力很猛，我们有坦克、大炮，我们用卡宾枪、机关枪和大炮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一个像原木一样地倒下，可他们总是不断地又有人冲向前、冲过河；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地又像原木一样地倒下，然后他们又不断地有人冲向前、冲过河；炮火中，他们的士兵仍然在冲锋。我们的火力很强，但无法阻止他们，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不断地涌过河，冲上岸，扑向我们。小河里，河岸上，躺满了一片一片的尸体，那些尸体像满地的原木一样横七竖八着，是僵硬的……
那天晚上，我被那个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的场面惊呆了，被那些不畏死亡的士兵的灵魂震撼了，这，太可怕了。我一直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不畏死亡的精神?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群勇敢的灵魂?你们的军队究竟凭什么呢?
很多特殊的时刻，人生会变成一种守望的人生，那是在对过去时光的眷恋，在对一份职业的韧性，有对一种事物的无奈。总之，谜底就要掀开，底牌就要亮出。人成了精品与废品，其实只是一个平面，只是180。的角度，只是一个南风和北风的风向问题。
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人是最脆弱的，公司是短暂的，百年老店那是一种奢侈，一种梦想。高与低，大与小，长与远，那都是瞬间，都是一刹，都是上帝眨眨眼的功夫。
三十三年以前
33年前，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震惊世界。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1969年4月28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政治局常委除毛和林外，还有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仍然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在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是天机暗合，也许是玄机深藏，总之，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改组和调整为中共 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就一路飘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林彪从上到下，也就5年。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谶言。爬得高，摔得狠。民间俗语也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33年前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说法，但“9?13”事件依然是一个大谜。
人类一直在追求速度，对速度的留意观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包括诗人、词人的感觉和记录。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这是一个马车夫的内心速度；山舞银蛇，原驰腊像，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苏式小飞机的感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古代大诗人驾轻舟过长江顺流而下的船与马，船与轿子的悠然对比。
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沙海，茫茫的戈壁，淼淼的水域，这些感觉大都是乘船、骑马、坐轿、步行获得的印象。
1998年，我从呼和浩特乘小飞机到了一趟乌兰巴托。乘机前，呼和浩特的朋友说，乘坐蒙古航空公司的飞机，一是羊膻味大；二是蒙古空中小姐特漂亮；三是碰上驾驶员喝多了，一个醉鬼开着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就像骑在一个大白鸟上，那感觉美极了。在蒙古草原上如果恰好碰到在游牧的羊群、马群，他们会做超低空俯冲，飞机像一只大鹰把羊群驱跑如飞。我听后，先是鼻子收缩，再是眼睛放光，然后是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飞机后，飞行一小时后，我发现内蒙古人真幽默，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许多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当真。
从高空看草原，看戈壁，看大漠，看森林，看大海，其实都是一掠而过，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都是一样，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色块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草黄羊肥的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林彪9人同乘一架飞机飞离黑漆漆的大地，除了天上散散疏疏的星光，我相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我相信今天无人知晓，飞行的速度对林彪而言，是快还是慢，我相信今天也无从知晓。飞机是被导弹打的，还是燃油不够坠毁，是由于搏斗失控，还是技术操作不当擦地起火，我相信，也是一个谜。
我搜集到了几个材料，照录如下。也算是一种对不解之谜的结尾。
1、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2、《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写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又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3、《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作者王海披露：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世界上真正的大英雄都是无名英雄，世界上真正的千古谜都是越猜越多，越猜越复杂的谜。
世界真精彩，时光最无情。
2002年，我独自去了一趟延安，在黄土高坡上，我第一次看到延安的宝塔山，让我十分震惊的不是熟悉的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宝塔山，而是刻在宝塔的塔檐上的四个字：鸟瞰红尘。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大度，一种局外的感觉。 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喜欢，它就像印钞机大量地印刷，也不因你厌恶，它就像夜幕中的流星转瞬即逝。
我想，事情过去33年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从搜集历史的碎片的角度，作一真实的记录，总比写那些歌星的绯闻、政客的无耻、商人的逐利的故事更具新闻和史料价值。
秩序
春天是放肆的季节，各种颜色的花，红一团，粉一团，紫一簇，蓝一簇，漫天遍野，无拘无束。
未绽放的花骨朵，像一个个啜够母乳的婴儿，红扑扑，粉扑扑的小脸一片安详。
春天，说来就来，没有音讯，像烈火干柴，一烧就烧个红霞满天，雨过天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季节。冬季，你盼着春季，春季你又想着绿油油的夏季，夏季你又想象着一个老农民烟袋锅上吊着烟袋子般沉甸甸的秋节。一季连着一季，季季又差不多，而衔接这季与季裂痕的则是人内心的欲望、想象，还有单相思和那只有自己才清楚的杂乱无章，一束阳光，一缕月光的惆怅。
油菜花是黄黄的，在湖南；杏花是白的，在山西；柳叶是绿的，在甘肃。春风是手，万物是颜料，一绽放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画家能调出多少颜色，诗人能有多少想象。人穷尽一生，能记录，能传达，能描绘的能有几叶几枝?有限，有时，有会。
有一则笑话讲：两艘战舰在阴沉的天气中航行，□望员忽然报告：“右舷有灯光。”船长询问光线是逼近或是远离。□望员答：“逼近。”这表示双方会相撞。船长下令：“告诉他，我们正迎面驶来，建议他转向二十度。”对方答：“建议贵船转向二十度。”船长下令：“告诉他，我是船长，这里是战舰，转向二十度。”对方的信号传来：“这里是灯塔。”船长的船改了道。
文化传统就是灯塔，你可以横冲直撞，你也可以肆无忌惮，也可以目空一切。但明白的人，还是懂得，该改道就改道。人还是要尊重规律，尊重传统，不能为所欲为。
秩序是一种先后，是一种约束，是一条河床，又是一块植物圈。有人曾鲜明地用囚犯和士兵做过一个对比。囚犯是一种正常社会秩序中最反秩序的人，一切社会法律、公众道德都会被他们放荡不羁的行为颠覆、扯裂，一旦他们被绳之以法，关进监狱，就会成为最有秩序的人，但仅限于高墙电网之中。而军人在和平年代则是最有秩序的一个群体，几点起床，几点练操，几点吃饭，军容、军纪、军貌无不整齐划一，古今中外，那都是一种等级、纪律、有序的完美象征。可是军人一旦投入战争，就会变成一个最无序的原子核，把有序的场景、社会完全变成一种无序的状态。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想从有序到无序，再把无序变成有序，恰是一个地道的轮回。
我曾看过一幅工整绝妙的对联：一石籼稻，磨、舂、筛、簸，只剩下四斗七八升净米；百合芝麻，炒、蒸、碾、榨，才得到三斤五六两清油。讲的是“籼稻做米”和“芝麻打油”的生产过程，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人能酿出几壶好酒，能种下多大一片杏林，能留下多少故事。
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一个人是一段历史的浓缩。
美丽的女人浅薄，丑陋的女人深刻。上帝真公平。给漂亮的脸蛋，就不给你深刻的大脑。才女大多是丑女。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一代人代表一种符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符号，每一代人都能干出荒唐的事。认识有局限，管理有局限。
不承认美的社会有问题，把美放大到一种病态、夸张、走形的社会也一定有问题。就像有毛病的人，不承认自己有毛病，有问题的社会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一代否定一代，恐怕就是下一代抛弃了上一代遗留下来的毛病，正视了上一代遗传下的缺陷，社会才有了一点点进步。
有些名著，不拍成电影，不拍成电视，还可留下想象的空间，一旦拍成电影、电视剧，人物就有了可观可视的样板，想象的空间就大大萎缩，这也是现代人在享受现代成果后的一大悲哀。
中国有高人，陈嘉庚是一个，他阅人无数，经事无数，几个朝代都经历过，他知道哪是同，哪是异。翻江倒海的社会，练就了他一双慧眼，剑胆。可惜啊，陈老的提议，当时有人听上一耳朵，从国家的角度算帐，我们又少亏多少。高位的人不一定是最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人都有盲区。前苏联占据了中国有70年历史的黑瞎子岛，现在总算还给中国了，这是一件大新闻，可是很多媒体没报，不知什么原因。光盯着那些杀人放火，美女脱衣的新闻，是新闻界的悲哀。
有胆量，有骨气，置财富于身外，置生死于度外，圣人，真人，伟人。
秋后算帐，事后诸葛亮，都是农耕社会的思维方式，节奏慢，看天吃饭，看人脸吃饭，是经验，更是教训。兼听则明，古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时光的海水退潮后，礁石还是礁石，贝壳还是贝壳，海沙还是海沙。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听大智慧的老人言，吃大亏就在身边。一个去掉私心杂念的人，才是一个看得透，看得远，看得清的人。中国这样的人太少了，俗人高位的人多，高人高位的人少。
说真话吃亏，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血的教训，所以，才有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
谁都愿意看到真相，但大多数真相都是许多人谢世后，才披露真相，这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趁着活口还在，应该有一批人进行抢救工作，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我们只有知道我们做错了什么，才知道今后不该做错什么。
文革中，我们制造了多少假典型，每造一次假，就有一批人高升。造假能产生利润，能产生效益，成本低，效益高，哪有人不干。我们还是要牢记毛泽东那句话，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中国人什么都好，不承认历史不好。任何一件事特别是大事，都是一代代人干成的，不是哪一个人在哪一天干成的，就像病是积累的结果，事也是积累的成果，怎么中国就出了这么多没羞没臊没脸皮的人。
人心不古，喜新厌旧是人性的本色，在道德上需要约束；尊老爱幼是人性的负担，在法律上需要约束；拜祖敬宗是人性的尺度，在文化上需要约束。多一点约束吧，不然，官场、商场、学场上许多人不但找不着北，也找不着东，更找不着南。
云开雾散，林静鸟鸣，是一种天籁状态；地动山摇，泉水叮当，是一种地籁状态；真人露相，假事脱形，是一种人籁状态。
说真话，好；说实话，好；说了真话，没人收拾你，更好；说了实话，没人把你抓起来，是好上加好。你如果从那个年代走过，你就知道说真话跟把脑袋放在铡刀上的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拉长了，历史淡化后，这话是真的；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下，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这句话也是真的。中国人有智慧，中华民族有大智慧，在真真假假的洗涮中，总是越洗 越白，越洗越亮。
有了解，才有理解；有理解，才有谅解。那一代人的执着、激情、顽强，是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极为陌生的一代。他们是大气和小气溶为一体的人，他们是血与火，汗水和墨水分离的一代人。有激情的窝，才能下出激情的蛋，有理想的房，才能摆下理想的床。
那一代人的命运传奇、荒唐，都喷涂了理想的色彩。可敬，可叹，可歌，可哭。
七、八十年代人的命运是马车道，车小，车少，人多，掉下去的最多摔个鼻青脸肿。五、六十年代人的命运是山道，弯多，坡陡，甩下去就一命呜呼。九十年代是高速路、快速干线，跑得快的就快了，走得慢的就更慢了，连云山在那个年代能从一命呜呼的绝地逢生，真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老子说：浊而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人世间的事一旦由时间过滤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现在看五十年前的事，荒唐，看四十年前的事，可笑，看三十年前的事，陌生，看二十年前的事，熟悉，看十年前的事，复杂，看现在的事，太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先机，就有商机。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政策是一碗饭，来料加工也是一碗饭，资源同样是更大更满的一碗饭。
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计划不如变化快，中国没有预言家。
世界上可重复的东西太多，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可重复的不多，就像打牌下棋一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多是输者，而赢者只有微笑和宽容。
大和小，强和弱总是相对的。20年前，一提万元户能吓人一跳，10年前，百万富翁可以“牛B”半个世界。现在，亿万富翁，兜里的钱有一半是银行的。先到先得，先干先有；后到后得，后干后有。先下手为强，这是小强、中强，后发制人，这是大强、超强。时间一浓缩就剩下一句话，出头的椽子先烂。时间一稀释，就剩下半句话，吹牛不上税。
一窝蜂，一哄而上，把任何事情推向极端、死角，似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势。缺乏独立思考，更缺乏特立独行。中国字里关于独是有特定指向的。独，就是一个，惟独，惟有。写独关联的词有：独立，独唱，独到，独自，独见，独特，独行，独创。学者的浮躁、急功近利，和沉稳、甘做冷板凳相差太远。
中国哪有那么多“家”，这个家，那个家，家都用滥了，用垮了，用废了。没羞没臊没脸皮，人现在脸皮比城墙还厚。好名词用滥，用到恶心是中国一大特色，同志是指同性恋，小姐变成“鸡”的代名词，老板是暴发户的另类解释，你说这世界多好玩。
买卖就是两画之差。让经济学家一讲，复杂透顶。学了加减成了老板，学了乘除变成高级打工仔。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政客玩的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是学者玩的活。我看行业的分工也就两类，一类复杂，一类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