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石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与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东京伤逝》、《三姐弟》、《东瀛撷英》、《禅与中国文学》等。
狗与家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特洛伊战争后经千辛万苦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的依德克，由于家中有变故，女神阿提娜认为他不宜以原有的姿态出现，把他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乞丐，家里人谁也没有认出他来，只有一只垂死的老狗认出了他，并在重逢的惊喜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我不大清楚作者安排这个情节是什么意思，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却突然蹦出一句话：飘泊的终点是一条狗。
唐代诗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诗云：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在这里，狗是依然如旧的家的象征，是不厌贫寒永远厮守的记号，是忠实等待旁无他顾的标识。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趑趄在风雪中的旅人，听见了这熟悉的犬吠，冰冷的身躯早已体验到了那一点烛光的温暖，而当他用颤抖的手推开落满飞雪的柴门，第一个带著惊喜的目光扑向他的，也一定是那条满身霜雪的狗，不管它是仍年轻力壮还是老态龙钟，它总是把第一声家的信息传达给归人。
日本人在写俳句时，也经常把狗与家的温馨联系在一起，有的和刘长卿的意境也非常相近：
爱犬住小屋 流光七彩饰电珠 深冬迎岁暮(人长真佐子) 空宅犬看家 乌鸦数点炯炯看 飞向犬小屋(齐藤友荣)
人去房屋空 只留老犬守家门 风雪夜色昏(宇都宫霞)
满院不见人 爱犬戴链守家门 满院春雪深(中上)
可以看到，在上述的俳句中，日本人更愿意把空宅和狗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尽管清冷空旷如斯，但只要有忠实狗的存在,就有家的存在。就是在那个希腊神话中，尽管家中有了巨大的变故和动乱，垂死的老狗仍然带著浓重的悲凉，代表著人已难以代表的家对归人的思念迎接主人的归来，并把这个思念传达给主人后才安然死去。
现在，人们更喜欢养狗了，在我家周围，只要是允许养狗的地方就几乎是一家一狗。我们邻居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每天带著一条已经难以行走的老狗散步，他用一条很宽的带子兜住老狗的肚子，让这条狗能够高兴地走上几步。后来这条老狗自己完全不能行走了，这个中年男子就用一个推车推这条老狗出来散步。他这样坚持一年多了，那条狗仍然活著，这位中年男子仍然每天深情地推著它出来散步，深情得像一个尽孝的儿子。
我的邻居中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每天抱著一条全盲的狗出来散步，我看见那条盲犬经常依偎在她的怀里，像一个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安详的婴孩。在我的记忆中，这位中年妇女如此坚持带它出来散步已经好几年了。
人与狗，为什么如此的相依相爱，不弃不离?这除了人与宠物之间相互厮守后产生的情感以外，更重要的是，狗是一种永不反目的家的象征。在现代社会中，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夫妻互骗、朋友反目……但是狗对于养育他的人，只有忠实、热爱、安慰与眷恋，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你，只要你还有一条狗，不管是沉沉似墨的黑夜还是朝霞如血的黎明，不管是冷雨敲碎残红的暮春还是飞雪冻结浮云的深冬，只要你回到家中，就会迎面扑来一种家对你的思念与家对你的问候，尽管有时这种思念和问候会使你在一阵悲凉中热泪潸然。
晚露中的小提琴
在十多岁的时候，我随父亲下放农村，高楼大厦变成了无际的青纱帐，那里没有电影院，没有公园，而我还远远没到能够满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年龄，疏篱黄蝶，青山闲云，只能使我感到无限寂寞。为了对抗这寂寞，我对乐器着了迷，先着迷于二胡，然后又想学小提琴。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在一个下放艺术家那里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使我兴奋了好几天。
但是当时我们下放的那个公社没有人会拉小提琴，也就是说没有人能教我。后来我听说离我家三十里以外的公社中学里有一个老师是下放右派，他不仅会拉小提琴，而且会弹钢琴，会唱歌，会指挥，会英语。为了学小提琴，我决定转到那个中学去读书，联系之后，那个老师也热情地接受了我这个学生。
那时我想，只要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吃点儿苦没有什么，只有吃苦，才有成功，同时我也模糊地觉得：只要吃苦，就能成功，吃苦就是成功的一张入场券。
那时交通非常不便，一下雨汽车就不通，就是通车，一天也只有一辆。我在那个三十里地外的中学住宿、读书，到星期六才能回家，但是赶上汽车的时候很少，多是徒步走回家。那时野外时有饿狼出没，走在乡间的田梗小路上，听得见莺啼也听得见狼嚎，我手拿着棍棒，战战兢兢徒步三十里地走回家去，回到家中总是连累带吓，几乎一天都起不来。
但是我心甘情愿。我觉得吃尽苦中苦，就有甜中甜，更何况我的老师的确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听不出他唱歌比哪个在收音机里听过的歌唱家差，也听不出来他拉的小提琴比哪个有名的演奏家差，他的琴声那样柔美，没能“响扼浮云”，也足以使我感动涕零。
他教琴非常热心，按照规矩，初学的我本应该拉提琴初级教程《霍曼》，但是我的老师只有中级教材《开塞》，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捷足先登”，从《开塞》开始。
我每天下课后都要练三个小时琴，没有电的时候就点蜡烛练，近视眼也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
由于我有二胡的基础，小提琴进步得也很快，老师也夸我学得快，很快我就能拉一些简单的独奏曲了。
那时我们的学校坐落在群山之中，周围山峦叠翠，鸟语花香。满山的山葡萄、山梨、山里红等野果一到秋天万紫千红，挂满枝藤。
在这美丽的景色中，我的琴声带着我的憧憬在晨曦和晚露中回荡，我觉得我的琴声越来越柔美，它把我少年的心从一个穷苦的乡村带向了一个充满音乐与幻景的人生舞台。
我计算着我每天练琴的时间和我的年龄，我相信刻苦的练习积累起来一定就是成功，就像聚沙成塔。按我自己的估计，我每天练琴，大约十年以后，也就是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奏家。
在我中学要毕业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他的水平有限，让我再上城市里去找名师。中学毕业后，我到了故乡长春，求一位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位专业乐团的琴手为师。
当我怀着兴奋与紧张站在新老师面前，为他演奏了我最拿手的一首曲子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是和谁学的呀？养成了这么多的毛病呀？毛病养成了就改不过来了呀！你不适合再学小提琴了。”
望着他拂袖而去，我感到数年在心中用毅力和坚持铸起的通往充满音乐与幻景的人生舞台的阶梯瞬间崩溃，那在声声狼嚎中往返达几千公里的“工夫”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碎成全无意义的蒸汽。从那时起我才懂得：吃苦和成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毅力与坚持也并不等于成功的入场券，聚沙能成塔，但也是经不起一个傲慢的专业琴手拂袖一挥的沙塔。
然而直到现在我仍然感谢那位在偏僻的农村中学教我拉琴的老师，尽管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的小提琴的真正水平，但是他用那样柔美的琴声把我寂寞如沙的少年之心装点得那样美好，他也教会了我在文化和情感的沙漠中如何去柔和与润泽心灵的燥裂与干渴，那渗进了乡村晚露中的琴声，在我的心中永远清凉如初。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相信那位专业乐手的话，尽管他的话很可能陈述了一个事实，甚至揭橥了一个真理。
阎叔叔
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我所住的胡同里住着很多“高干”，他们自然成了被批判、被揪斗的对象。和我住对门的小三和小四的爸爸阎叔叔是一个局长，妈妈是某大学一个系中的党支部书记，他们自然也是“挨整”的对象。有一个阶段，他们都被关在了学习班里，平时不准回家，而当时小三有十来岁，小四更小，大约八、九岁，到晚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很害怕，于是请我去给他们做伴。
小小的年纪父母被关了起来，本是悲哀的事，但是我们三个一到一起，立刻玩得天翻地覆，什么都忘了。那时社会治安很不好，打家劫舍的事时有发生，我们为了防备坏人来，睡觉前在床前放一个长凳，上面摆上菜刀、铁棍等系列凶器，而且还放有一把自制的火药枪，里面装满了火药和铁砂。那火药枪好生了得，一枪打过去能把一寸多厚的门板打透，强盗来了准让他来个“透心凉”。
我们在睡前总要描绘一下坏人真的来了时的情景，那时我们会刀枪出鞘，随着一声巨响，火药枪喷出鲜艳而壮丽的火蛇，强盗应声倒下，剩下的小喽罗们做鸟兽散……讲到这里我们三个都会异常兴奋，真的希望来个个把的强盗，让我们和我们的火药枪一显身手。
关于他爸爸或妈妈的学习班里的事，我很少听他们讲起，但从家里大人的谈话中，我知道学习班里也是相当惨烈的。听说和他爸爸在一起“学习”的一个卫生局长，经不起折磨，自己爬上一个高高的大烟囱，要从上面跳下来自杀。造反派们在底下劝他下来，说他的问题好商量，但是他在烟囱顶上坐了一会儿，终于从烟囱上跳了下来。人们让他剥去人的所有尊严在耻辱中活着，他却选择带着人的尊严死去，生命迸裂，尊严永存。
一天，我们刚刚睡下，突然听见有人叫门，小三跑到门前一问，原来是他们的爸爸阎叔叔回来了，小三打开了门，阎叔叔匆匆忙忙走进了屋，一看我睡在那里，他走过来轻轻地摸着我的头说：“石啊，冷不冷？”后来他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我家被赶到农村，我也不知道阎叔叔一家的下落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牢牢地记住了阎叔叔的那句话：“石啊，冷不冷？”
在成年以后，我的眼前仍然会时时浮现出阎叔叔那温厚的面容，我的耳边也会响起他的那句话，阎叔叔那时在学习班里挨整，那一天可能是百般请求，造反派才给了他一会儿的假让他回家看一看可怜的孩子，但是他进屋以后，没问小三冷不冷，没问小四冷不冷，却首先问我这个不相干的邻居的孩子冷不冷，每当想起他那句话时，我的眼睛会一阵阵地发热，我也时常问自己：该哭的事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哭？
鞋的回想
一天，我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回家以后，宣布她再也不穿她脚上那双很好看的蓝布胶鞋了，追问其原因，原来是她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穿的鞋和她的一模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双鞋有“男鞋”之嫌疑，伤了女儿的自尊心，可在我看来，这双鞋是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可以穿的。但我并没说什么，一双鞋不值几个钱，不喜欢穿扔了也就算了。
可是，这件生活中的微小的事情，却勾起我一段长长的回忆。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韩福贵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有关鞋的事情。虽然我离开大学已有二十年了，但是韩福贵所讲的故事，像是深深地镂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永远难以忘怀，甚至记得那些微小的细节。韩福贵出生在中国吉林省的一座县城里，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去“劳动改造”，妈妈悲愤交集，一病不起，不久就扔下了孤苦无依的韩福贵，撒手人寰。这以后，韩福贵只好和年迈多病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没有工作，幸好韩福贵的爷爷是八路军的烈士，奶奶还可以每个月从政府领到八块钱的生活费。在当时，每个人每个月的生活费支出大约需要十五元左右，他们祖孙二人用这八块钱，只能过上个半饥半饱的日子，而有关鞋的故事，发生在韩福贵上小学的时候。
冬天来了，地上积满厚厚的白雪，东北的县城，北风刺骨，气温大约有零下三十多度。有一天，老师在讲完课对同学们说：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有的同学的过冬服装还不足，学校决定补助每个班级一双棉鞋，给最困难的同学，大家说应该给谁呢？班级里先是一片鸦雀无声，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说：应该给韩福贵，你看看他穿的是什么鞋？
老师走到了韩福贵的身边，但是韩福贵把脚藏在了椅子下面，说什么也不让老师看他的脚，大滴的泪水涌出他的眼帘
“让老师看看嘛，如果真的需要，可以给你补助一双新的棉鞋嘛。”老师和蔼地说。泣不成声的韩福贵慢慢地伸出了双脚：他穿的竟是缠足的奶奶的一双尖尖的小脚女人的破旧棉鞋，老师惊讶地看了好久，热泪模糊了眼睛……
后来韩福贵仍然没有得到那双补助的棉鞋，因为“革命人道主义”不能施舍在一个右派子弟的身上，但是韩福贵穿着那双小脚女人的破旧棉鞋，走过了冬天。
我仿佛看到：在一个风雪凄迷，滴水成冰的早晨，韩福贵拉着奶奶的衣襟，推开破旧的柴门，趔趄在风雪中。经过了几次彷徨与退缩，他终于擦抹着满脸的泪水，越过了奶奶，穿着奶奶尖尖的破旧棉鞋，冲到了风雪中，每一个落在他脚上的目光，都使他幼小的心灵蒙受奇耻大辱，每一声嘲讽的大笑，都在印证他是一个穿不起棉鞋的右派子弟。
然而卓绝的韩福贵，坚强的韩福贵穿着小脚女人的破旧棉鞋走过来了，我不知道他究竟走过了多少个大雪纷飞的冬天。
韩福贵和我一样，在刚刚恢复高考后的一九七七年就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时他立志做一个作家，我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夙愿，因为他穿着一双小脚女人的破旧棉鞋，走过了那么漫长的严冬。
大姨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雇了一个保姆，是一位山东老太太，我叫她大姨。大姨微胖，走起路来一颤一颤，因为她是小脚。
大姨没有什么文化，在我死磨硬泡地缠着她讲故事的时候，她总是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虱子和跳蚤一起去咬人，被咬的人抓住了虱子，而跳蚤一跳，就逃跑了。虱子对跳蚤说：大长腿，你跳嗦嗦，跑了你，逮了我。而跳蚤说：大肚子贼，你毂辘锤，跑得慢，你埋怨谁？总听这一个故事，当然会听腻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要求花样翻新，大姨仍然是“一以贯之”，永远地没有变化，我也只好百听不厌了。
我记得我很喜欢大姨，听说我家的前几任保姆，都因为我“太调皮”，辞工而去，而大姨在我家干了很长时间，她似乎也很喜欢我。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妈妈辞去了医院里的职业，一家六口人指着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过活，生活变得很拮据，同时妈妈离开了医院回家，也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保姆看我了。大姨只好离开了我家，到我家对门的阎局长家去做保姆。
妈妈那时刚刚辞职，似乎在家里待着很闷，经常出去串门。我那时虽然只有四、五岁，但也经常和小朋友们到处乱跑去玩，到吃饭的时候就跑回家来。 有一天傍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跑回家一看，我家的大门是锁着的。我等了半天，仍不见妈妈回来，肚子饿得“咕咕”乱响。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坐在我家的大门口大哭了起来，直哭到暮色昏灰。
这时，我看见对门阎局长家的大门打开了，大姨从里面慌忙走了出来，她走过来抱起了我，为我擦泪，让我不要哭
但是我扬臂蹬腿，就是哭个不停。我看见哄我的大姨变得很困窘，那表情很像我逼她把自己的故事“花样翻新”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放下了我，回到了阎局长家。再过一会，大姨又走了出来，她手里拿着一张两毛钱的钞票，笑盈盈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对我说：小石子，大姨给你两毛钱。
我记得当接过那两毛钱的时候，我停止了哭泣，我看见大姨笑了，笑得那样舒心，那样如释重负。 后来妈妈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她坚决要我把这两毛钱还给大姨，但是大姨坚决不要，她说：这钱是我给孩子的，不能再从他的手里要回来。
我记得妈妈最后虽然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我“占有”大姨的两毛钱，但她也严厉地批评了我，她告诉我：大姨的家里非常穷困，她的孙儿们在山东老家，每年只能吃一顿肉，他们都在家里等着大姨挣钱回家。
我不懂什么大姨的孙儿们的事情，我只是记得自己又添了两分钱，买了两瓶汽水喝，那汽水很甜很甜。
在我长大以后，我时常想起那件事，那时我才理解，当时的两毛钱，对大姨意味着什么。我仿佛看见，大姨的孙儿们，站在被“三年自然灾害”洗劫过的破败的山村，穿著褴褛的衣衫，迎着寒冷的朔风，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挣钱归来的奶奶，等待着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可以吃上猪肉的盛宴。然而大姨却把这两毛钱给了我，那时她已不再是我家的保姆，她对我已没有了任何责任，从现实的意义上讲，对于她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和她毫不相干的他人的孩子,但她却给了我两毛钱，尽管那时我家的家境至少比她家富裕十倍。
每当我想起这些，我的眼睛总是发热。事情过去快四十年了，大姨的年龄也该有一百多岁了吧？她老人家一定早已仙逝，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早已把她当作了毫不相干的他人，我不知道她去了何方，更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的坟。
岁月粗糙如砂，粗糙了多少细腻的情怀，磨平了多少难忘的记忆，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清晰地印着大姨给我讲过的那个惟一的故事，无趣，不美，却永远鲜活地活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种目光你不能无视
儿时住过的中国北方城市那个胡同，常常唤起我无限的回忆。不仅仅因为它风景秀丽，春夏时百花盛开，蜂舞蝶绕；金秋时果实累累，红叶飞扬，那里住过的人们，也常常飘然入梦，令我思念久久。
记得我们胡同有一个王大爷，他以前做过军阀，后来投奔了八路。从我记事时起，他就已退休在家，但身体依然健壮，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一百多斤重的石头杠铃，他经常一下子把它举过头顶。在他穿著小背心举杠铃时，我们会发现他肩上有一个战争时代留下的枪眼，这使我们这些顽童敬佩不已，觉得王大爷虽然年老，但仍然虎虎生风。
到了冬天，胡同里有时会下满厚厚的雪，王大爷在一大早就会拿起扫帚和铁锹，把路上的雪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雪堆成几个大雪堆。
当我们这些顽童早晨起来，看见胡同里堆着几个现成的大雪堆时，不由得兴奋不已，一场“雪仗”当即开战，刹那间雪面儿飞扬，雪球乱飞，喊声震天，鬼哭狼嚎，被王大爷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胡同，一转眼就是一片狼藉。
正当我们拿着雪球，兴奋不已地追杀“败将”，时常会听到后面一声怒吼：“混蛋！王八蛋！”回头一看，原来是王大爷手挥扫帚，向我们“杀”来，吓得我们望风而逃，做鸟兽散。
王大爷要不是被我们气急了，是不会发火的，可能他还很喜欢我们这些顽童。那天，小四、小秃和我等正在王大爷家门口玩，王大爷慢慢推开门，对着我们念了一首儿歌：“小四小四，屁股扎个刺儿，他妈说拔去，他爸说不碍事，小四‘蹦蹦’放两屁儿。”
一听这儿歌，把我们笑得蹲在了地上，可不到十岁的小四，还不懂幽默，不由得勃然大怒，冲着王大爷骂道：“老鸡巴灯，你骂我干吗？”
王大爷正陶醉在他的“创作”之中，且耳朵有些背，根本没听着小四在骂他，他洋洋得意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反复吟诵着他的“四言绝句”，像吟诵一首绝妙好词，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他的“作品”后就转身回家了。
后来王大爷死了，孩子们也都结婚单过，家里只剩了王大娘。听说王大娘也是老八路，但是解放后就自动离职了。那时我家被下放后又从农村搬了回来，离原来住的胡同也不远。王大娘常到我家来串门，我常听她和妈妈讲死去的王大爷，妈妈也经常和她讲我死去的父亲，她们也一天到晚讲那个我们住过的胡同，充满了忧伤也充满了温馨。
后来我要结婚了，王大娘听说后似乎很高兴。有一天我看见她颤颤巍巍推开了我家的门，手里拿着一对粉红色的枕套，对我说：“这是给你的，你要结婚了呀！”我接过一看，样子和图案都过时了好久，可能是王大娘“存箱底”的东西。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那对枕套，于是只淡淡地笑了一下。可当我抬起头来，我的眼睛一下子碰到了王大娘的目光，她正充满期待地看着我，那目光甚至有些焦灼。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似乎从来没看到过如此期待的目光，那目光告诉我她在等着我的回答，并在等待着我的喜欢，那是一种绝对经受不起失望的目光，正像她已经不起任何风雨的风烛残年。
我立刻非常后悔我的冷漠，连声说道：“太好了，大娘。我太喜欢这枕套了。”我觉得那时我并没有说谎，因为那对绣着鸳鸯的枕套，洒满了王大娘充满慈爱的目光，让我感动，让我珍爱。
现在，王大娘也离开了人世，但我时常想起她，也时常念起王大爷那首儿歌，我觉得他们在生前都爱过我们这些顽童，尽管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察觉。他们也使我经常力图除去心中像野草一样生长的傲慢和冷漠，因为世界上有一种目光，你绝对不能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