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学史上，姚鼐是少有的几个“全才”，既有理论，又有创作，还有文章选本，这几者相互参证，共同构建了他的散文学体系。要了解姚鼐和桐城派散文学，不仅要了解方苞的“义法”和刘大?的“神气章节”，还应了解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和“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及《古文辞类纂》的编选。在中国散文学史上，选本往往不是文章的简单汇编，在文章的选择、编排、命名、分类等方面，很可能蕴含了编选者的良苦用心。《古文辞类纂》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至少在古文观念与古文分类两个方面在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古文辞类纂》全书七十四卷，共选录从先秦到刘大?的文章近七百篇。乾隆四十年（1776）姚鼐从四库馆辞职南下，先是在扬州梅花书院任教席，二年后回到家乡，又一年，《古文辞类纂》即告完成。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叙述本书编纂缘起时也说：?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尤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
可见，这部名为“古文辞类纂”的著作完全可以说是一部古文选集。从伯父姚范与刘大?先生那里学来的“古文”法，是这部著作的脉绪，而编纂的目的则是要给人提供古文门径。?
不过，拿《古文辞类纂》与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吴楚材、吴调候《古文观止》，方苞《古文约选》等古文选本放在一起，还是不难发现，他的“古文”与此前古文家心目中的“古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面各书所收“古文”，是在文笔置换或合龙之后的“古文”，它一方面尽可能保持“笔”的无韵散体的特点，另一方面则又借用“文”的情思与名称，而在文道方面则追求以道为中心的文道统一。因此，除了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少数篇章之外，辞赋多在排除之列。姚鼐当然也了解“辞赋”与“古文”性质上的不同，在《古文辞类纂》中他也曾将“辞赋”与“古文”并列对称，如说：“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仍然将“箴铭”、“赞颂”与“辞赋”等收录进来。对于“箴铭”，他说：“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意之美耳？其文固未易几也。”对于“赞颂”，他说：“赞颂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对于“辞赋”，他说：“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古文辞类纂序》）虽说他并没有明言收录的标准和理由，但从上述话语中还是约略可以体会到，他并不以有韵无韵作为严格的界限，相反，他更尊重的倒是文体历史的实际，在意的倒是它存在的媒质，与经传子史的区别，思想的深度，以及文辞的优美与否。如果是经传子史以外的翰墨篇章（极少史著中的独立篇章在保留之列），而有思想深度和文辞之美，那么，就可以视为“古文”。只是他自己也发觉这样的观念与一般古文家所说的“古文”不尽相同，所以他在“古文”后面特意加上一个“辞”字以示区别。?
尽管《古文辞类纂》的大部分作品还是与古文家的“古文”相叠合，大体上没有脱离“古文”的轨道，但“古文辞”与“古文”的一字之差，还是体现了姚鼐以“韵”补“散”、以“文”兼“笔”，以“六朝”济“唐宋”的用心。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有点倒退的意味，而“古文辞”这个名词日后也被证明无法替代“古文”成为新一代的名称，但在实质上却是对当时古文观念的调整与校正，目的则是确保古文的文学大方向与健康发展。如果一定要将辞赋进而将韵的因素彻底地排除古文之外，势必削弱古文的艺术性，并最终危及古文的生命。这大概是姚鼐以及《古文辞类纂》在散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除了在“古文”性质上有新的理解外，正如“古文辞类纂”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本书还有一个重心，这就是文章的分类。本书《序言》大部分笔墨都是对各文类的论述，也说明这点。?
选本除了按某种标准来选择一定数量的文章外，总还要按照一定的顺次对它们作出编排，因此，文选与文章的分类几乎是如影随形。自《文选》以来，许多文章选本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尝试，它们或看文章的题目标示，或按功能，或按形态，或按性质，对历代文章进行或繁或简，或分或合的各种分类。如《文选》分为三十九类，《唐文粹》分二十六类，《宋文鉴》分六十类，《元文类》分四十三类，《文章辨体》分五十九类，《文章明辨》分一百二十七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一百三十二类。真德秀《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而倪澄在重编《续文章正宗》时，则只保留了“论理”、“叙事”、“论事”三类。应该说，上述各种分类方式各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弊端。如繁富的分类可能让人们对某种文体有更专门的认识，但似削弱了分类的意义，简略的分类具有高度概括性，但又不利于人们对更具体文体的了解。?
也许是有感于前人分类的不足，姚鼐在综合考察文体渊源、形式、内容、使用场合、功能、题目标示的基础之上，突破题目中文体信息的拘限，深入到文章肌体当中，以文章的性质与功能为主要标准，将文章分为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共十三类。对以前过于细琐的文体类别进行合并与归类。如将以贾谊《过秦论》、欧阳修《朋党论》为代表的“论”体，以韩愈《原道》、王安石《原过》为代表的“原”体，以韩愈《讳辨》、柳宗元《桐叶封弟辨》为代表“辨”体，以韩愈《获麟解》、王安石《复仇解》为代表的“解”体，以《师说》、《杂说》为代表的“说”体，一起合并为“论辨”类，将游说辞令、上书、表、奏、疏、议、对、封事、札子等合为奏议。将诏、策、移、檄等类的文体合为诏令类。汉高帝《十一年求贤诏》，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韩退之《祭鳄鱼文》这些名目不一的作品都归为诏令类。?
当然，姚鼐的分类并不只是单纯地将相近名目的文体合并为更大的类别，有时候他也会将相同名目的作品分成不同的文类。比如，同是题名为“序”的作品，他就分成“序跋”与“赠序”两类（像柳宗元《序饮》、《序棋》等少数作品还归入杂记类）。因为他发现，前者与书著相关联，并且都是为正文“推论本原，广大其义”，后者则与友情相关，为的是“致敬爱，陈忠告之谊”（《古文辞类纂序》），它们虽然题名相同，但语境、功能与性质相差很大。这个分别，无疑是“序”体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此之前的《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体明辨》等，甚至连题跋与赠序这两种文类都没有同时收入，更不要说揭示同是题为“序”的文章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与此相近，题目中带“说”的作品，也被放到不同的类型中，“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按指书说类)”（《古文辞类纂序》）。如苏辙《名二子说》、归有光《张雄字说》等甚至还归到赠序类中。在这些地方，最能看清姚鼐分类的苦心。?
值得注意的是，姚鼐也感觉到自己的十三类分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他又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在相同文类中又进行二次区分，“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古文辞类纂序》）。当他发现某些篇章性质与某种类别比较接近，但又有较为明显的不同时，还会以附篇的形式附在该类之后。如将“对策”放在奏议的下篇，“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古文辞类纂序》）。将韩愈的《毛颖传》附在传状类之后。因此，《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不仅简约，而且丰富有弹性，与《文选》以来的繁琐分类相比，它显得更有概括性，而与真德秀等的四类划分相比，又更符合文章的现实。?
对于古文和文学既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分类编排上又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使得《古文辞类纂》成为了一部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前后呼应的著名选本。如果说《文选》是文笔初分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八大家文钞》是古文地位确立时的代表性成果，那么，《类纂》就是古文地位确立后文笔交融观念的代表性成果。吴汝伦说：“《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答严几道》）“为古今第一善本。”（《与裴伯谦》）这样的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如果只就文章学角度来看，则距事实也并不算太远。后代学古文者，少有不受到这部选本哺育的，曾国藩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读书录?古文辞类纂》）流波所及，直到文言退出历史舞台。王先谦、曾国藩、黎庶昌、蒋瑞藻先后作《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续古文辞类纂》、《新古文辞类纂》，为《古文辞类纂》续脉，也可见它的影响之一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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