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市民化是群体性的社会角色转换，媒介认知状况是这一过程中社会心理的重要表征。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城镇化最早、最快的地区之一，对这一地区失地农民的媒介认知状况进行分析，有窥一斑见全豹的典型意义。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定向入户调查，分别从媒介接触、媒介信息认知和社会认知等方面深入了解。由于媒介信息未能满足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其对媒介社会功能的认识仅停留在信息、娱乐的单纯取向，媒介参与行为意向较弱，对媒介表面附和实际疏离，显示其市民化进程中存在自我边缘化的障碍。
[关键词]失地农民；市民化；媒介认知；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２１－０６
丁玲华（１９７３―），女，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失地农民媒介认知与功效研究――以珠三角的调查为基础”（项目编号:０９ＹＪＣ８６０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理论及缘由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土地被征的农民大量增加。截至２００８年，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４０００万人，并仍以每年２００万人的速度递增。[１]这种持续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变迁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和谐稳定大局，引起了各界的重视，相关研究层出不穷，而从社会群体的媒介认知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则较为少见。本文通过研究失地农民的媒介认知状况，来透视其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
失地农民市民化，实际上是由于制度安排失去土地的农民群体性的社会角色转换。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人为了获得这个存在形式,需要经历一番文化化或社会化转变……社会角色并不只是人的社会身份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的各种社会规定性，是人的社会规定性的根据。[２]因此，社会角色的转换不仅仅是身份变化，更是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的变化，并且要经历一个社会化和文化化的复杂过程。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是告别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被动，逐渐向市民角色靠拢，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嬗变过程。
由于我国的农耕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我国的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划分，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归属。在社会学的阶层划分中，他们属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均偏低的社会阶层。[３]从文化视角而言，他们承载着封闭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而“市民”则指拥有城市户籍身份、城市职业和相关福利待遇的居民。城市承载着现代开放文明，“市民”这一角色包括个人本位、自治精神、权利意识、法制原则等方面，意味着理性、契约化、自主、个性化等社会学特征。因此，失地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换不仅仅是户籍、职业和地域的变化，更是群体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组织方式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转变，是在心理和行为方式上向现代人格特征靠拢，是整个群体心理上的转型适应及社会认同上的巨大变化。
社会角色转换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角色行为的社会化过程通常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角色认知阶段、角色移情阶段、角色行为阶段。它们是相互交叉渗透，相互都有内在关联的。[４]社会个体对新角色的认知、价值倾向和情感投入，直接影响着这种生存转换的体验和认同，从而影响着其对新角色行为规范和模式的接受。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其市民化基本上不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被动的。心理认同是“衡量个体融入主体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５]失地农民对市民化的心理认同，不仅依靠政府直接推动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更有赖于作为转换主体的失地农民积极应对，有赖于社会环境的关注和促进，以及主体和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
在现代信息社会，媒介是构成社会环境的重要部分，它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基本途径，并且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因此，失地农民的媒介认知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其对新角色的认知和应对。媒介认知能力即“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社会认知这样两个层面。[６]媒介信息认知包括了解媒介信息的内容及表达规则，指的是受众对媒介内容的理解、选择和辨别；媒介社会认知着重于宏观层面，强调通过解读媒介信息的政治、经济语境，对媒介信息批判性理解，并由此扩展到对媒介组织运作、社会功能的认知，以及由此决定的公众媒介参与的行为意向。
在我国，媒介不仅是协调社会的信息系统，还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公器，代表了社会的主流声音，因此，对某一群体媒介认知状况的分析不仅具有传播学意义，还具有透视其社会角色意识，对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态度和心理等作用。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一方面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受其影响形成对自身社会角色和城市社会的认识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及对媒介信息的判断评价，形成对媒介社会角色和功能的认知，影响其参与媒介传播的行为意向。两方面综合，成为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重要依据，媒介认知由此成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心理的重要表征之一。
因此，本研究与我国之前开展的农村居民媒介认知调查有所不同。后者调查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农民，处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状态，研究目的主要是了解农民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而本研究的对象处于社会结构变动中，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描述现状，更重在分析失地农民媒介认知状况所表征的社会心理问题及其症结。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笔者在珠三角地区选择了广州、东莞、佛山、惠州的失地农民进行定向入户调查。上述调查对象既有失地多年、社区建设比较完善的村组，也有失地时间不长、刚整体迁入新社区的村组，还有在原村址建设农民一条街居住的村组。失地农民既有被动失地的，也有主动失地的；既有已经“农转非”的，也有处于非城非乡状态的。
(二)抽样方法
调查所涉及的失地农民属于敏感人群。由于存在征地补偿、企业分红等利益关系，许多村民因工作或出嫁早已离开了村子，但户口却没有迁走，凭户籍资料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实际人口状况。因此，本次调查采用的办法是，请村民小组长配合，根据实际居住人口情况，按年龄性别配额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５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１９份。此外，本次调查还特地选择广州远郊的南沙万顷沙镇的农民８７人（派发问卷９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７份）作为对照组用同一份问卷进行了调查，并且参考了国内农民和市民媒介素养调查、媒介受众调查的大量数据，通过对比，来反映失地农民在社会身份的变化中所带来的媒介接触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三）调查内容与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包括四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失地农民自身特征描述，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二是失地农民媒介接触情况，如媒介拥有情况、各种媒介的接触率、接触动机等；三是对媒介信息的接受情况，如媒介内容的偏好、评价等；四是对媒介的功能认知及态度情况，如对媒体功能的认识、媒介参与意向等。调查数据输入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Ｖ１３．０进行分析。
三、失地农民媒介接触行为特点
媒介接触是媒介认知的起点和基础，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日常行为。失地农民由于生存手段发生变化，时间支配、信息需求等方面的改变使其媒介接触与消费意识逐渐有异于农民。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媒介接触行为特点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其中不同媒介的接触选择和消费意识更接近于市民，而在一些更稳定的人口特征方面，如受教育程度对媒介接触的影响等，则还保留着农民的特征。
（一）失地农民不同媒介的接触频率排序有异于农民
调查显示，失地农民比普通农民更乐于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接触的媒介更加多样化。如表１所示，对“你经常接触什么媒介（可多选）”这一问题，失地农民和对照组的普通农民相比，选择媒介种类更多，人数比例分布更加均衡。
从上表可知，失地农民媒介接触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电视→报纸→电脑网络→手机→广播→杂志。而对照组普通农民经常接触的媒介依次为：电视→手机→报纸→网络→广播→杂志，这一结果与前人所做调查结果一致。上述对比说明，失地农民集中稳定、现代化的居留方式使他们的居住环境更接近于市民，因此，媒介的接触选择已和普通市民没有太大区别。
（二）失地农民对文化门槛高的媒介接触比例接近农民而非市民
文化门槛高的媒介在失地农民不同年龄组的覆盖率呈现规律性递减，这和城市居民明显不同。以报纸为例，据２００９年对上海市民的调查，在１８～３０岁、３０～４０岁、４０～５０岁、５０～６０岁、６０岁以上五个年龄段的市民中，报纸的普及率分别为６４．９％、７１．４％、６９．９％、７６．１％、７２．７％，显示各个年龄段差别不大，而且分布没有规律。[７]深圳进行的报纸读者结构调查也显示出相似的规律。[８]但本次调查显示，２０～２９岁的失地农民报纸覆盖率最高，达到６７．５％，而在３０～３９岁、４０～４９岁、５０～５９岁和６０～６９岁的失地农民中报纸覆盖率分别为４７．８％、３２．４％、２８．４％、１８．４％，报纸覆盖率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明显递减的趋势，与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随年龄增加显著递减的规律基本一致，如图１所示。
相对于职业和生活规律因失地变化显著而言，受教育程度属于更为稳定的人口特征，失地农民在这方面仍然保留了我国农民居留族群稳定、各年龄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等特点。而城市居民流动性大、构成层次复杂、受教育程度的年龄区分没有明显规律。
媒介选择与年龄大小呈负相关关系的还有网络这一媒介，使用网络的失地农民中八成以上都是２０～３９岁的青年。按１０岁为一年龄段划分，在２０岁到６９岁的五年龄段中，上网人员占同龄人的比例依次为：６６．７％、３４．８％、１３．０％、７．４％、０．９％。以４０岁为分水岭，各年龄段使用网络的比例与阅读报纸的比例相比，落差更为明显。这说明，文化程度的高低和年龄的大小对上网的影响比对报纸的影响更大。而对于文化门槛低的广播电视，失地农民的接触规律则完全不同。选择经常听广播的比例在各年龄段比较均衡，且没有分布规律，而经常看电视的比例基本上随年龄递增，与看报、上网正好相反。
（三）失地农民媒介消费比普通农民主动
媒介消费是现代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相对农村生活而言，城市生活信息流动快、关注面广，有着通过媒介了解信息及时适应社会，以及娱乐消遣、缓解生活压力的需求。因此，市民的媒介接触往往属于主动型消费。而农村生活节奏慢，信息需求不大，接触媒介主要为打发时间，具有明显的被动消费的特点，农民往往选择不付出或少付出经济代价的方式进行媒介消费。南京财经大学进行的“我国青年农民媒介消费调查分析”的相关结果就显示：免费消费是我国青年农民媒介消费的主要形式。[９]但本次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在媒介消费方面已经向城市化的主动型消费靠拢。所有被调查的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每天至少接触一种大众媒介，且媒介消费行为较主动。对于“不选择某种媒介的原因”，觉得费用太高而放弃的占极少数。在经常读报的人中，报纸来源属“订阅”的占４６．４％，“报摊购买”的占３２．１％。嫌订阅麻烦、报纸太贵而放弃的分别只占１１．２％、３．４％，此外，因“费用低”而选择看电视的不足１％。在不上网的人中，３．１％是因网费太贵，７％是因家里没电脑，７３．６％是因不会上网。由此可见，文化门槛而非经济门槛是影响失地农民媒介消费的主因。
四、失地农民的媒介信息认知状况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对媒介所传播信息内容的认知和对媒介处理信息的基本规则的认知两个层面。在当前信息化的城市生活中，明白从哪里能获得需要的信息，并能够质疑和辨别这些信息的可靠程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市民的基本生存技能，是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方面。本次调查显示，大部分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对于信息获取积极主动，目标明确，但大部分失地农民认为媒介对失地农民关注度不够。
（一）失地农民能积极获取实用的新闻资讯
从调查数据来看，多数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偏重媒介提供的本地新闻和实用资讯，在最留意的媒介内容中，即使是最具娱乐气息的电视和网络，对娱乐内容的选择也以微弱劣势屈居新闻和实用资讯之后。数据显示，在经常接触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失地农民中，最留意新闻的人均占一半以上。其中，经常看电视者中有７７．３％留意新闻节目；报纸读者中最留意本地新闻和国内新闻的比例分别达到了３３．９％和２１．４％。这说明珠三角地区失地农民对于城市化生活大多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主动获取实用新闻资讯来应对新的生活，而且不少人确实从媒介信息中得到了有益的帮助。５１．１％的人称曾经从媒体获得过类似“孩子入托入学”等和自己市民化生活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而只有３０．５％的人认为没有获得这样的信息，另有１８．１％的人称“不记得”。
此外，失地农民已经具备初步的信息检索能力，目的明确，路径有效，说明他们对于媒介基本的信息分类处理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例如，本次调查的报纸读者中，有占１７．９％的人选择最留意报纸分类广告信息，紧随新闻之后。此外，还有７．７％和７．１％的人留意天气预报和生活资讯。而经常上网的失地农民中，２８．７％的主要目的是查资料，留意新闻位列第二，占２５．０％。
（二）对媒介可信度持正面评价比例高
在媒介内容的可信度方面，多数失地农民做出了正面评价。对“你觉得广播电视或者报纸上的报道可信吗？”这一问题，样本的１３．３％选了非常可信，６９．１％选了基本可信，１５．９％选了基本不可信，１．７％选择了完全不可信。也就是说，对媒介可信度持正面评价的比例高达８２．４％。通常情况下，人的阅历和学识有利于对媒介信息进行质疑和甄别，有助于媒介素养的提高。但失地农民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与其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关度却不高。从年龄分布来看，除了５０～５９岁的失地农民对媒介可信度持正面评价的比例最低，为７１．６％之外，其他年龄段的比例均在７９．１％至８６．８％之间，且分布没有规律。文化程度方面，对媒介持正面评价的在“未受教育”的人中占７９．６％，在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中占８４％，在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中占８３％，在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中占７８．９％，而在大专或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中占９０％，分布也没有规律。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价与其接触媒介的时长相关度很高，无论哪种媒介，对媒介可信度正面评价的人数比例均随着媒介使用时长的增加而递增。以电视为例，对媒介可信度持正面评价的人数比例，在每天看电视１～２小时的人中占８１．７％，在每天看电视３～４小时的人中占８９．６％，在每天看电视５～７小时的人中占９３．９％，而每天看电视８小时以上的人１００％对媒介可信度持正面评价。
（三）在满足最迫切的信息需求方面满意度不高
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对媒介信息的满意度不尽如人意。他们多数认为媒介对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关注较少，有１８．１％的人认为没有关注，４４．１％的人认为很少关注，只有２１．７％的人认为关注较多，１６．１％的人认为关注很多。
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最迷惘的就是自身权利的依据和范围，本次调查中，有３１．２％的失地农民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失地农民最看重的途径。然而，媒介信息内容显然未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本次问卷中，参与调查人数的４５．９％希望媒介提供更多跟他们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比“了解城镇化的最新进展”、“城镇化的好经验和做法”、“其他地方类似的人的情况”等选项高出１０～２２个百分点。
如此看来，虽然失地农民能够积极主动获取媒介提供的新闻资讯，并对媒介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很高，表面看似乎有利于失地农民接受社会主流信息，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但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媒介内容未能满足这一群体的特殊需求，导致失地农民对媒介信息的认知局限于从中获得日常新闻资讯和娱乐休闲。
五、失地农民媒介社会认知状况
与就事论事的媒介信息认知不同，媒介社会认知建立在更宏观的视角，包括媒介处于什么样的社会语境，媒介与社会互动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等方面的认知。受众一方面通过对媒介的信息认知和评价引发对媒介的社会认知，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社会的实践者，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感受着社会现实，产生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心理认同与评价，在这种对社会的认识和对自我阶层地位的评价中，逐渐形成媒介社会认知。而这种更深更宏观的认知，又反过来影响其对媒介信息的评价，指导着他们对媒介采取何种态度，决定着他们参与媒介行为的意向。
（一）对媒介社会功能认知不平衡
对失地农民的媒介信息认知分析已经表明，他们接触媒介多为获取日常信息和娱乐，已经存在对媒介社会功能认知失调的倾向。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文化素养偏低，难以理解或清晰阐述自身对媒介社会功能的认知。因为网络的使用要求有更强的自控和参与意识，而且失地农民中的网民主要是年青一代，文化程度更高，收入更高，更有社会行为能力，本次调查重点分析了失地农民的网络功能利用行为，以更清晰地勾勒其媒介社会功能认知状况。
调查显示，年青一代失地农民有过度依赖网络、偏重网络娱乐功能的现象，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能充分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并且后者能够更好地控制上网时长。
网络是年青一代失地农民每天使用时间最长、黏着度最高的媒介。接触电视和网络的失地农民每天接触时间均大于１小时，但是只有１０．４％的观众每天看电视超过５小时，而有２６．３％的网民每天上网超过５小时，其中１１．７％达到７～９小时，比例相当的高。
年轻的失地农民更倾向于网络的娱乐功能。数据显示，网络使用控制和年龄高度相关。４０岁以上的网民更多地将网络看做获取信息的工具，并能有效控制上网时间；而４０岁以下的网民则不同，他们更多将网络作为聊天和游戏的娱乐工具，并沉溺其中，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活动未受到他们的重视。
（二）对媒介的态度和参与意向反映出群体性的边缘化状态
本次调查对失地农民的媒介参与意向分两个层面进行了考察。第一是考察受众在特殊时刻是否能通过媒介搜集或发布信息，第二是考察受众能否利用媒介成为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
第一层面的问题为：假如发生了与你们村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比如拆迁，你会通过什么渠道了解情况？结果，选择电视的占２３．５％，选择广播的占１．６％，选择报纸的占１．９％，选择上网查询的占６％，而选择“向村里人打听”的占６７％。这显示失地农民在特殊时刻借助媒介搜集信息方面的参与度较低，大部分人宁愿通过人际交往获得信息。结合前文他们对媒介信息可信度的高度评价，说明他们认为不能从媒介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加上对共同利益群体强烈的归属感，促使他们选择“向村里人打听”。
在利用媒介进行自身利益表达方面，失地农民的参与意向也较弱，面对“假如关系到你个人权益的事情，觉得处理不公平，你会采取哪种办法”的提问，尽管能够进行多项选择，却只有２１．８％的人选择了“找媒体反应”，略高于选择“写信上访”和“找村委”的人数，后两个选项被选的比例分别为１５．２％和１８．１％。选择“采取法律措施”的占３１．２％，而比例最高的选项竟然是“觉得没办法”，占４６．２％。这样的调查结果不仅显示失地农民的媒介参与意向较弱，而且凸显失地农民对通过官方渠道解决问题的情感疏离，反映了失地农民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无奈和认同。
一般来说，如果受众对媒介信息评价持正面态度，则这种评价越高，其越容易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并且对参与媒介的舆论监督等功能越持有正面意向。反之，如果持负面评价，则评价越低，对媒介信息越容易持怀疑态度，并对参与媒介传播持排斥意向。[１０]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失地农民在对媒介信息可信度持高度评价，信息贴近性持较低评价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媒介参与意向比例较低的情况，这该如何解释呢？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一般客体的笼统态度与对具体客体的具体态度相比，后者更能够对主体的行为意向乃至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虽然珠三角地区的失地农民对媒介的一般信息认知和评价是较为正面的，但是具体到涉及他们自身的相关信息，他们是不满意的。显然，正是因为在社会角色的转换过程中受关注不够，而且社会角色变动带来的权利维护茫然却难以从大众媒介得到相关信息支持的窘境，影响了他们的媒介功能认知以及对媒介的参与意向，从中可以透视其媒介社会认知失调。本次调查的深度访谈亦支持这一结论，一些接受调查的失地农民表现出对权益受到侵害的不满，但不知所措，当弄清楚我们的调查仅仅是媒介认知方面的调查时，他们感到很失望。他们表示希望记者去采访他们，但又表示这是不太可能的。
六、结论：失地农民媒介认知状况显示其市民化存在障碍
失地农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除了身份转为市民，能够在城市有合适的职业和社会保障，形成与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与市民相同的价值观、权利意识，进而产生对新的社会角色的认同。但本次调查的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失地农民的媒介选择和接触习惯开始向市民靠拢，在融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方面较为顺畅，但在思想观念尤其是形成市民阶层所应有的基本媒介认知能力、权利意识、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状况不容乐观。
首先，绝大部分失地农民对媒介内容简单接受，缺少质疑，对媒介采取获取资讯和娱乐自我的实用立场，而且媒介接触时间越长越没有质疑精神，整个群体媒介素养偏低。失地农民中的年青一代虽然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却过于沉溺媒介娱乐，这极大地影响了其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和批判意识，甚至出现文化程度越高，对媒介越缺少质疑的状况。媒介认知能力是市民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方面看，失地农民与市民有相当的差距，他们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转变还仅仅处于最基本的信息实用阶段，而更深层次的理性、个性化、权利意识等方面的差距不仅存在，且不会简单地随一代人的新陈代谢而自然消失，它将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的长期过程。
其次，目前的媒介社会环境并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角色转换。在失去土地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内隐的因素和所处的弱势情境；以及从媒介这一社会主流信息渠道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关注，也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法律信息支持的处境，使他们对待媒介持表面附和，实际疏离的态度。这是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心理，也给肩负社会沟通使命的大众媒介在这一问题上有所作为指引了方向。面对日益增加的失地农民群体，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并提供充分的政策与法规信息，以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防止他们自我边缘化，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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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