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时候，对于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时的党员人数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考查和深入分析，并把研究成果写在书中。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把问题都写清楚了，更不表明读者也都弄明白了。实际上，该书对于包括党员人数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需继续探讨。例如：在中共一大和六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到底有多少?不仅是普通读者，就是一般搞专业和教学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也还并不都十分清楚。因此，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总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除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外，其他大会时的全国党员人数，都有明确记载。其具体而准确的统计数字，分别为：二大时195人；三大时420人；四大时994人；五大时57967人；七大时121万人。这说明：中共一大和六大时的全国党员人数的问题，与其他代表大会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唯独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没有写全党人数；而对于中共一大时的全党人数，亦只是写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大概数字。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这两次大会时全国的党员数字呢?以下是笔者的一点粗略的思考和看法。
一大时的党员人数
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各地共产党小组关于党员人数的直接统计材料。因此，我们现在不可能在党史书中看到一大时有精确的党员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写的当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数字，虽然也不够十分精确，但基本上是与史实相符合的，或者说是接近于实际的历史情况的。
据考证说明，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共有“五十多人”。这50多名党员是：上海小组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沈雁冰、林伯渠、李启汉、李中(即高语罕)、沈泽民；北京小组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宋介、李梅羹、吴汝铭、陈德荣；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俊、赵子健；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广东小组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旅日小组的施存统(即施复亮)、周佛海以及旅法小组的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等。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的状况。在这些人中，也有不久即退党，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了。
现在有了这个大体的名单，反映出了学术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当时是处在一大召开前夕的特定历史时期，这已是90多年前的事情了，历史情况很复杂，档案文献奇缺，更无“活资料”可以查找，要想真正彻底地弄清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50多名党员，到目前为止是被多数人基本上肯定和认同的。当然，对于个别有争议的人或事，继续深入探讨亦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确定“五十多人”这个数字呢?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历史事实的证实。史学界，特别是其所在省区的党史部门，对这50多个人，都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核查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逐个“验明正身”，说明他们确实是当时早期的党员。二是有档案文献资料的证明。即在为数不多的早期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对这个数字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
这些早期的文档中的记载，都很珍贵、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比较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诸如：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参加大会的李汉俊、董必武就给共产国际写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件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特别指出：“现在(国内)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莫斯科所写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说：“在魏廷斯基(即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组织在七个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国其成员总共不超过五十――八十人。”在1928年6月，中共六大时绘制的一份统计表中，填写着一大时共产党员共有“五十七人”，“其中工人四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1929年瞿秋白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指出：1921年6(7)月的“第一次大会时有五十余人”。在198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该书曾于1938年12月，以延安“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名义编印发行)中，也明确写道：“到会代表十三人，代表党员共五十人左右。代表的产生，是北平、天津(应为武汉)、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这时山东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各选派代表二人，日本选派代表一人。”
许多当时参加一大的代表，他们在后来的回忆录或访谈中，几乎都提到了党员人数问题。他们每个人的记忆，虽然各有区别，但所指出的人数却都在50人左右或几十人的大范围之内。其中，张国焘、包惠僧等人的回忆，所讲的情况比较具体、详细，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包惠僧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大会共十三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五十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显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所提到中共一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也都与前述的档案文献中的记载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史料的介绍和分析，说明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及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所说的：在中共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论断，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六大时的党员人数
现在看来，经过长期努力的核查和研究，一大时全国党员有“五十多人”的结论，是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的。但若真正弄清六大时的党员人数，这要比一大时的难度更大。从六大现存档案文献中的统计数字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经查中共六大档案，有三个文献资料，即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六大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大纲》、1928年6月30日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1928年6月大会资料《全国党员数量统计》中，都提到了当时的全国党员人数。根据这些文献资料，到六大召开时，全国共有省委16个(包括临时省委)，特委37个，县委400个，市委36个，区委41个，特别支部138个，全国党员130194人。周恩来在组织问题报告中说：“党员的数量现在我们有很夸大的数量，但没有法子保证是正确的。”他强调：“我们的总数有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周恩来后来进一步说明：“中国党乡村支部的统计非常困难，所以数目很难正确。”既然这个“很夸大的数量”“不能正确”，也就无法将其载入史册了。
笔者查阅了当时有关的文献资料，说明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历史大变动时期，而且全国的白色恐怖依然十分严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的数字产生了有增、有减的迅速变化，很难有精确的统计。第二，在统计党员人数时，有些地方存在着“宁多毋少”的思想。有的误认为只要有了数量，才可以提高质量。同时，认为若报少了，就会丢面子。第三，党群混淆，有些地方把凡是积极参加暴动的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等非党群众，亦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例如：在江西的安源，把6万名赤卫队队员、农会会员的积极分子，都当成“共产党员”统计上报了。实际上，当时安源只有1万名党员。显然，当时无论在乡村或城市中，这种把党群组织混淆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党员人数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中共六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在一些史书、文章、教材以及宣传报道中，对此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共六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有一种“四万人”的传统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始终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依据，这只是有关专家所作的一种推断和估计而已。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当叙述中共六大历史情况的时候，无法写出当时确切的全国党员人数。也就是说，该书既不沿用“四万人”之说，也不采用“十三万人”之说(即“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的说法)。该书只是用写实的方法，特别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中共六大成了唯一没有写出全国有多少党员的代表大会。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于六大时的全党人数的表述，只是在没有把问题搞清之前的一种写法，尚不能就此“盖棺论定”。真正弄清问题，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通过这个准确的数字，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更具体地了解和认清：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党的组织发展变化的状况。它是中共六大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应当继续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