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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社会信任]社会信任

时间:2019-02-1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改革”又上路了。   先是3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这份《意见》列了一个很长的改革清单,包括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
  接着,3月19日,第13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指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此,在改革方向上,要“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
  这些改革的框架出来,当然让人欣慰。官方和民间都清楚,改革再停滞,它将无法再挽救自身,而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可能越来越暗淡。如果这个社会,被捞取了以往改革成果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自我拯救能力越来越衰竭,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但也要看到,现在提出的“改革”,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并不必然就让人们增强信心,人们在期待之余,也会担心和怀疑―担心有的改革是不是止于一种姿态,而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怀疑有的改革,会不会像过去一样,转化为一种权力资本的掠夺?
  网上有句话―“这已经不是一个用子多曰几下就能忽悠人的时代了”,由于“改革”这个词一度被权力资本弄脏,它也有这种心理效果。
  所以,今天的“改革”,已经具有了凝聚最后的社会信任的性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它必须玩真的,必须真正“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而绝不能浅尝辄止或变形走样,否则,将充满玩不下去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类似于“背水一战”。已经没有多少伸缩性空间可以让它因各种原因做不到如下三点:继续解放思想、敢于对特权开刀、吸取变形走样的“改革”的教训。
  比如在社会管理的解放思想上。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全能政府”,全面控制社会,到今天,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从宏观上,政府当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到了下面,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政府的主导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控制,“社会自治”难以激活,社会组织的弱小,不足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导致社会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尖锐化。这几年来,各地进行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共同点是思想解放还不够,还在“政府主导变成政府控制”的思路上打转,放不开手脚。
  不打破特权,几乎是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特征。比如在公车改革、大部制改革上,都预设干部不混同于一般人民群众,在改革不触动自己利益上具有特权。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不仅难以杜绝干部公车私用,或者仍然配公车,甚至把补贴合法地变成干部的福利。而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竟然出现大部制改革后有的单位有10几位副局长这样违反法规的事情,把大部制改革简单变成单位的加减。
  “改革”变形走样的教训,尤其反映在与国有资产有关的改革上。在原来针对非垄断型国企的改革中,一些地方的权力和资本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然后让工人下岗,到今天都还是社会的隐痛和对“改革”不信任的根源。缺乏公平、缺乏民主、缺乏监督的仓促改革,造就了这一恶果。而今天,如果改革还异化为权力资本得益而弱势阶层承担成本,无异于在还没痊愈的伤口上再捅一刀。
  所有这些,对于这一轮的深化改革,都要求必须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严格地进行,并让人民参与改革或对改革的监督。同时,政府必须拿出政治勇气,破除“权力―利益”结构,它既是改革的阻碍,在内容上也是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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