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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野外的英文 生活在“野外”

时间:2019-02-13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2001年8月的一天,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突然接到江离的电话(那时“江离”这个笔名尚未诞生)。他问我:还在写诗吗?什么时候聚一下?我当时有点惊讶。因为在此前,我和江离虽然大学里住在对门宿舍,但我读中文系、他念哲学系,虽然彼此认识,但并没有深入的交往。
  江离的电话让我重新回味了那诗情飞扬的大学时代。如今我想,要不是他的那个电话,也许我现在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野外”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让我们的心不再和诗分离。
  《野外》的六位编委,除楼河外,其余五人均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浙江大学。其中我和江离、炭马、飞廉都是同一届毕业。这时楼河和古荡还没有“出现”。那时我们还没有碰面,但决定创办一本民刊的想法在大家心里落了根。
  2002年春天,当时我在“八千里路”诗歌论坛任斑竹,一个叫“风中行”的浙大学生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说要编辑一本民刊。他就是古荡,真名叫做裘锡军,在中学时就是中国校园诗坛的风云人物。母校里又出现了一位诗人,这让我欢喜,当然要去“联络感情”。就这样,古荡也加入到了《野外》的创办者行列。
  同年3月,浙江“诗人之家”在杭州郊外的中国茶博馆举行新春诗歌朗诵会,借这个机会,我和江离、炭马、飞廉、古荡碰到了一起,谋划创办民刊的事。此前,古荡跟其他同人尚未谋过面,而飞廉和江离、炭马也未曾见过。
  当时,杭州还没有一本民刊,我们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刊名与概念,这让我们费神。我们开设了一个内部论坛,继续热烈地商讨。后来,我们在网上结识了江西籍的楼河,当时在浙江某县报做记者的楼河也成了《野外》的创办者。
  2002年8月,“野外写作”概念诞生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概念的诞生是我们相对趋近的诗歌审美下的产物。共同的南方特征和学院背景,使我们的写作都与当下流行的“口语写作”保持着距离。对语言和技巧的追求,展现内容的巨大性,是我们的共同特征。自然,这种共性是相对的。“野外”的亲密诗兄泉子曾撰文这样评价:“‘野外’作为一个诗歌的写作群体,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时刻警惕求同的压力给诗歌带来的伤害。他们在一种差异的体认中发现并挖掘属于各自的独特的诗歌品质……这是一群高度自觉的年轻人。”
  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讨论,我们形成了共识,要办一本面向新一代优秀诗人的民刊。网络的便利,催生了更多优秀的新一代诗人,也让我们能迅速对新一代诗人做出判断,并不断发现新的优秀者。生于60年代及前代的优秀诗人,他们的名字已经载入史册,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对准新一代优秀诗人,也是一种记录和见证。正如江离所言,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正逐渐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聆听和表达,他们值得期待和信赖。
  2002年秋天,我们开始对新一代诗人进行梳理,向一批我们所认为的优秀新一代诗人发出约稿函。2002年12月,《野外》在杭州诞生了。大16开本,168个页码,推出了40多位出生于70年代以后的诗人。
  正如楼河所说的,“诞生一本《野外》,或许可以看做是对中庸的一种妥协。我们平心静气地看到诗人的种种之后,印刷一本《野外》,对我们而言,相当于一个被保留的希望”,自费办一本民刊,是希望,也是过程,我们享受着这个过程的美妙。
  每一期《野外》,都有被我们新发现和遗漏的新一代优秀诗人的作品。可以说,上面的这些名字,几乎都可以在已经出版和未来出版的新一代诗人选集中找到。当然,所谓“优秀”的名单很长,而且在不断刷新中。《野外》以他们为荣,很荣幸能够吸引他们在这个平台展示。
  三年过去了,楼河如同他的本名吴正翔,在飞翔了好几个省份后,如今客居深圳。古荡也毕业去了宁波工作。《野外》至今已出刊五期。它把我们依然紧紧联系在一起。江离说,要把《野外》办下去,直到我们老去。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坚持,而且乐意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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