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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对中国文化语言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时间:2019-01-0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 佛教,作为不同质素的语言和文化系统,在其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合流的历史过程中,广泛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对汉语言、汉文学和哲学等各文化要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吸收佛经文化丰富自己,并融会贯通,生发出更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
  关键词: 佛经翻译 中国文化 影响
  
  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使佛学文化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我国的翻译事业最初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由于各种翻译策略大不相同,它们从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本文从汉语言文化、汉文学、哲学和美学等几个文化要素方面详略分明地探讨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
  据史料记载,最早传入中国的这部佛经名叫《浮屠经》。“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后世也译作“佛陀”,所谓《浮屠经》,实际就是《佛经》。
  我国古代的翻译史即佛经翻译史。东汉明帝年间,朝廷派遣使者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他们带来了佛像及佛经。为了便于传教,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始将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自此以后,更多的佛经传入中国,经过200多位译师近十个世纪的辛勤努力,由梵文翻译过来的汉文三藏达到了1690余部、6420余卷。
  从西汉末年到北宋的佛经翻译,按其发展态势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公元前148年―公元316年,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开始了绵延不绝的译经事业。西汉末年到西晋为译经的草创时期,汉代译经以《浮屠经》为开端。东汉时期,来自西域的译经僧以安息的安世高王子和西域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最为著名。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公元317―617年)从东晋至隋代,为佛经翻译的官方翻译时期。这一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信奉,因此由私人翻译佛经转为官方翻译。在翻译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释道安和鸠摩罗什。释道安主张直译,并提出了《五失本》和《三不易》的翻译理论。[10]西域人鸠摩罗什在长安集中800名高僧翻译佛经。鸠摩罗什主张意译,建立了佛教专用名词,使译文更加忠实原作。公元618―906年是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唐代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梵文佛经得到全面系统的翻译。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中玄奘和不空都出在唐代。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带回佛经657部,译出75部。玄奘采取音、意合一的新译法,独创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其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丰富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典范。这个时期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的成熟并产生了中国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佛典。佛经翻译的第四阶段即公元954―1111年,北宋太宗组织译场,恢复了自唐元和六年以来中断了一百余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宋朝官方主持完成的《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然而从南宋开始,译经事业开始衰微。[5]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佛经翻译,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而“文”指“辞采”,即修饰译文,使之通达。佛经翻译初期以“质”为主,因为当时西来的胡僧不通汉语。而一直存在的文质之争的实质是译经语体的文白问题,即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是用文言翻译佛经,还是用白话翻译佛经。[8]而今天通常将“文”与“质”看做“意译”与“直译”问题。此外,音译等各种翻译技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文化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影响。佛经对中国文化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佛经翻译的影响。
  1.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
  佛教的汉译,不但为中土输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打破了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汉语言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语言的界限是天然的鸿沟,因而佛教传入中国重要任务之一即在汉语言文化中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建构佛教的中文话语系统。佛经翻译提供了一种从中国的精英思想家到一般的平民百姓均能在其中尽情遨游的语言。
  佛教对汉语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大量新词的出现。而这些词都是被译经者通过意译创造出来的,如“念佛”、“慈悲”、“智慧”、“未来”、“地狱”、“秘密”、“神通”等。根据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学说,译者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对佛经当中的部分词汇进行音译处理,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佛教音译词,如“罗刹”、“舍利”、“罗汉”、“瑜伽”、“菩提”、“涅?”、“袈裟”等。还有许多的单音节词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色”、“有”、“净”、“圣”、“爱”、“戒”、“缘”等。这些新鲜词汇不仅融入汉语的语法和日常用法中,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语体。[9]
  佛经翻译极大地扩充了汉语言的词汇量,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流传至今的许多佛经经典名句,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还有如鸠摩罗什翻译的《中论》中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易,不来亦不去。”[1]这些经典名句不仅净化了我们的心灵世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佛经唯美、大气的语言与意境风格。
  此外,佛学大师们还意译出了许多佛家经典话语,至今对我们做人、做事、生活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如“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等等。这些佛经汉译的名言警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而且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句子的扩大与发展。
  由于梵文本身具有简洁流畅的特点,因此佛经翻译也力求清晰明了、通俗易懂。从东汉到北宋一千多年里,佛经常被译成文言文,而老百姓根本无法通过晦涩难懂的经书理解佛教的精神主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丰富了佛经译入语的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家在翻译佛经时摒弃了六朝时期骈文的浮华绚丽,拒绝使用“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句式和古文作家所遵循的文言句法,而是通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手段,更加注重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将佛经翻译成大众更易接受的白话文,这也为汉语的演变和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胡适指出:“中国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它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2]瞿秋白也给予佛经翻译很高评价,认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也是在佛经影响之下开始的,佛经翻译从汉到唐德进化,正式从文言到白话的进化。
  在译经体方面,鸠摩罗什创造出了一种融和梵语与汉语之美感又不失佛经原有韵味的译经文体。南怀瑾认为:“(鸠摩罗什)他翻译了许多经典,其中《金刚经》以及《法华经》影响中国文化极大,尤其它的文字格调,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优美,感人的佛教文学。此外还有维摩经的文字也很特别,是另创一格的文字意境。后来玄奘法师等人的翻译,在文学境界上,始终没有办法超越鸠摩罗什,这就是文字般若不同的缘故。”[7]
  2.对汉文学的影响。
  佛经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意译的方法将佛经的思想成功地载入中国文学,并从创作思想、内容、形式各方面繁荣了中国文学。佛教“空与无常”、“万法皆空”等观念,拓宽了中国人的哲学视野。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便是很好的佐证。《水浒传》随处可见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佛教思想;《红楼梦》书名隐含着人生如一场空梦的佛教观念;《三国演义》中的风云多变,输赢不定,强调了佛家世事无常的观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西游记》更是以玄奘取经故事为原型撰写,书中尽是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如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虽然神通广大,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如来佛的掌心,而这其中所体现的也就是佛法无边,降伏一切魔障的思想。
  鲁迅指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4]两万多卷佛经,内容涉及哲学、逻辑、音乐等诸多内容,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发展的活力与清新的风格。数十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瑰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并且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造,《般若经》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6]
  3.对哲学、美学等方面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在统治阶级需要佛教作为精神武器,控制民心、稳定社会的背景下,不断通过归化的翻译策略,更加符合大众对佛家的需求,也将佛教由外在逐步转变为内在,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
  在初期译经中,译经者大量借用儒、道所用的名词概念译述、归化佛经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当时占主要地位的玄学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佛教借助于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进一步使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融合起来,而玄学则借助佛教丰富自己的理论。道安、慧远、支道、鸠摩罗什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佛教于隋唐时代在中国开花结果,特别在思想理论方面尤为突出,以至于后人把隋唐时期文化学术特征概括为“佛学时代”。
  佛学在近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探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梁启超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3]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普遍风气。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用了佛教教理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常、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具有启发和鼓舞作用。梁启超在概述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者康有为思想时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3]中国近代许多著名思想家也大多与佛教思想有所交涉。此外,佛教对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和美学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佛经翻译对中国汉语言、翻译理论、文学、哲学几大主要方面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彰显了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与促进作用。纵览佛经翻译史,译经大师不仅将异域文化成功地植入了中国文化,而且开拓了佛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诸多领域。中国文化在雄浑的底蕴之上,融会贯通地汲取佛学经典,不仅实现了文化交融的巨大的成功,而且从多角度全方位地丰富了自身。
  
  参考文献:
  [1]方立天.佛学精华[G].北京出版社,1994.
  [2]胡适.白话文学史[M].岳麓书社,2010.1.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中华书局,2010.1.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2009.
  [7]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9]李笑蕊.简析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2006.4.
  [10]陈百琴.浅谈佛经翻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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