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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精神表征方式与价值诉求的分殊】中西文化比较

时间:2019-01-26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离骚》和《约伯记》作为中西文化的代表性文本都指向追求人间绝对公义的主题。约伯通过抗争申辩的方式求取信仰真谛,而屈原通过不断地执拗诉说来求取美政的实现,二者在表征方式和价值诉求上的分殊根源于中西文化精神在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认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离骚》 《约伯记》 屈原 约伯 文化精神
  
  《离骚》与《约伯记》作为中西文化经典文本的代表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在宏观主题上皆指向“义士受难”。屈原以九死而未悔的精神追求美政到来,约伯则以自身的磨难和众人的诘难来砥砺自己的信仰,他们出于对现状的不满,或追求天道回归,或追求信仰超越,尽管都遭遇困境,仍不改对人间公义和完满人格的不懈追求。但同中有异的是,其所追寻的理想内涵不尽相同,对于绝对公义的追求具有不同的表征方式和价值诉求,而分殊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
  一、抗争申辩与质询信仰的求真――约伯寻求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
  《约伯记》中说约伯敬畏神,把神放在心中。撒旦认为他的敬神不是无故,而是因为耶和华给他的荫庇和财富,所以耶和华和撒旦签约通过严酷手段考验约伯。一系列考验未能使约伯放弃对耶和华的忠诚,却使他产生了极度的悲痛和困惑,对上帝提出“正义和无辜的人为什么要遭罪”的质疑。针对约伯的质疑,约伯的三个朋友认为上帝具有巨大的能力和神性,能明辨是非,所行无不公义,认为约伯应把心放正,将对神的敬奉看做唯一的救赎希望。但约伯没有附和教条般的劝慰,而以自己对神的忠诚进行反驳。接着以利户出现,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上帝会通过磨练和考验带领人类过更有智慧的生活,认为约伯质疑神是不对的。对此,约伯并未反驳。而后耶和华在风中出现,摆出自己创造世界、掌管自然、建立秩序的事例使约伯重新思考,约伯认识到跟上帝相比自身的“无能”和“无知”:“我知道你无所不能,没有人能违背你的旨意。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我求你听,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问你,是求你指示我。以前只是风闻有你,今天我才亲眼看到你。我对我说过的话感到羞愧。”耶和华旋即又指出约伯三位朋友对神理解和评论远不如约伯,因为约伯认为自己无罪,自己受苦“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荣华与患难都是耶和华的主权,并不去猜度神的意图。“神的言论提醒我们,宇宙本质上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此外,虽然人不明白许多有关神公义的事,这并不表示神对这个世界撒手不管。自然界以其美丽和井然有序的设计告诉人类,它是一个有秩序的道德宇宙,尽管它往往超越人的认知范围。”在经过了各种考验和试炼,约伯更加坚定了自己对耶和华的信仰,也重新获得了耶和华的庇护。
  综观之,约伯朋友的劝慰和训斥建立在上帝万能性和自明性的基础上,认为上帝完全公正,按照惩恶扬善的法则来裁决世间事情,并不追问上帝为何对人考验,只认为受到灾难是违背了上帝的运转法则,作为卑微人类的质疑是大逆不道。可以说,他们对上帝的认知仅是把上帝当做宇宙运行法则和道德法则的结合,他们眼中的上帝并不具有精神超越性和启示性。而约伯的忠诚表现为对上帝主权信念自始至终的不动摇,他并不把上帝看成是一种僵化的宇宙运作规律,而是当作对信仰者本身局限性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对人类来说不能掌握和理解,从而导致疑惑出现,人类在针对疑惑的质询过程中加深了对神的认识,成为对上帝真正信仰的见证。“《约伯记》借着对教条主义的抨击,教导人们心存谦卑,认识自己的局限和偏见,尽量避免从自己所初步了解的真理作不明智的无限度的外推。”由此看,约伯不断对上帝给予的不公正命运进行申辩乃至抗争,本意在于求取对信仰的真正认识,实现对自己原有认知境界的精神超越,从而塑造了对人间绝对公义的具有质询及批判精神的理想人格。
  二、执拗诉说与维护美政的求善――屈原追求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
  《离骚》作为一首抒情长诗,气势恢弘,内蕴深刻,主人公唯恐美人迟暮,不断向君王倾诉衷肠:“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幽怨地向君王发问,为何听信党群小人的谗言而疏远自己,为何不抛弃恶习实行美好法度。现实受挫后,主人公不改求索的精神,转向虚幻的神话世界继续展开热烈浪漫的求索过程,通过对比的方式分析了上古时期以来的暴虐和德政,表明自己临近危险却依然求索的心迹。但由于种种因素,天上和人间一样混沌美丑不分,推行美政的愿望不能实现,屈原决心远游四方去寻求更好的美政。离去之时回望楚国故乡,生出怀恋悲伤之感,“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明了效法彭咸投水赴死,以身殉国的壮志情怀。可以说《离骚》全文以奇幻的想象和高妙独特的文采表达了作者屈原执著坚强、超越生死的求索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由家至国所形成的礼教制度对人形成了全方位的掌控,它将社会规范和要求内化为士绅阶层的道德约束,其并不着力突出个体的自我,而是将落脚点放在社会本位上,要求维护礼教制度的完满性,追求自我献身服务于家国秩序。由此,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特别是士绅遭受不公义,认为君王与天道疏离,贤能之臣不能实现美政时,其亦会发出质疑,但不会直面迁怒于君王,而是宁愿自我牺牲或等待君王的幡然悔悟,期待天道的回归,因为在礼教制度中,君王是最高的合理存在,天道的运转和君王的所为是二位同体,天道疏离和美政落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君王和天道,而在于佞臣或小人对君王的蛊惑及他们贪恋权力和财物从而对贤能之臣的嫉妒排挤。由此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致力于护礼求善,哪怕自身肉体走向毁灭,亦要保存天道运转的神圣性并期盼美政的回归,在此基础上实现精神超越,亦完成了献身护礼、忧国忧民完美文化人格的树立。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体制之上,是一种倾向于保存延续的内陆型文化,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为不同的兴衰交替表征,但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强调天道的循环和回归,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为一种柔韧的诗性气质,从而在文本中呈现出“义士受难”的悲情色彩。西方文化则完全不同,其表现为一种刚烈的求真气质,在文本中呈现为面对遭遇不公所形成的冲突的崇高感。但中国文化的这种悲情色彩亦表现出无法直面和暴露困境的无奈,其往往用自身的悲剧感从心理上对困境进行弥合以获得文化心理的超越,而西方则直面遭遇不公的根源,偏重于直接对困境进行暴露,以旧事物或旧认知的毁灭来换取新事物的成长或认知境界的超越,从而在文化的断裂中不断更新成长。《离骚》和《约伯记》深刻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色调,虽然具有对于“人间不公义”的共同质询,但具有各自不同的表征方式和价值诉求。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是何种文化精神的分殊造成了这种质的区别。
  三、表征方式与价值诉求的中西文化精神分殊
  可以说,《离骚》和《约伯记》作为中西文化中的代表性文本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二者异中有同,约伯与屈原都抱有对人间绝对公义的不懈追求,皆致力于探索人类遭遇不公义的形而上根源,并追求人格的完满;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精神的分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内涵不尽相同,对于绝对公义的追求具有不同的表征方式和价值诉求。约伯面对灵魂深处信仰的困惑,对上帝采取了不断抗争式申辩的方式,要求上帝予以明示,以达到质询信仰的求真目的,并在这种追求中最终发现自身的不足和信仰的价值。可以说,约伯的求索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在追寻自身价值和终极意义时所遭遇的灵魂与肉体、信仰和世俗之间的矛盾;屈原则是面对外部世界的时政困局和自身的遭遇,执拗地向君王进行死谏式劝说,请求君王回头采纳美政,以达到维护礼仪和国家政风的求善目的。屈原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在追求美政和礼教的完满时所遭遇的现实与理想、逃避与献身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二者在表征方式与价值诉求上具有重要差异,而这一趣味差异根源于中西文化精神在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三个维度上的分殊。
  首先是中西文化精神的本体差异。对“天道”的追求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儒道在对“道”的理解上存在一致性,“道家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领悟道并与之和谐相处的重要性;而儒家则重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恪守圣人根据天道原则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二者共同的落脚点都是现实的人生,关注人如何在自然本性和社会伦理中实现对天道的把握。而西方传统文化中,“逻各斯”被视为万物本源,亦是上帝的本真,正如斐洛所说“逻各斯”是非创造的、永恒的、超越的,囊括所有的创造物,是神赋予自然的规律。在神学昌盛繁盛的中世纪,“逻各斯”即为上帝别称,《约翰
  福音》开篇就提出“逻各斯与上帝同在”。“逻各斯”对西方文化本体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造就了西方信仰求索方式的独特性,“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正是由于对“天道”和“逻各斯”本体的不同追求,造就了《离骚》着重求取天道及其在现世反映的美政的回归,《约伯记》着重于追索“逻各斯”上帝如何与世俗人类的信仰进行统一。其次是中西文化精神的思维差异。“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从宏观上看,只有两种:一种是分析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的思维是综合的。以这种思维模式为基础,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表露。”东方综合思维也即道论思维,本质是建立在阴阳对立统一基础上的辩证思维,具有整体性、辩证性及循环性特征,这种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方式具有直觉性、模糊性、意象性特征;而西方分析思维是“逻各斯”思维,注重从某种理念性的原则或经验事实出发,采取演绎或者归纳的分析方式达到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离骚》并不直面现实与理想冲突的根源,而将美政不能实现的根源归咎于小人的嫉妒和离间,不断向君王执拗诉说自己的心迹,却又不去直面君王的缺陷和问题;《约伯记》所体现的“逻各斯”思维则表现出探求真相的强烈愿望,约伯从自身所遭遇的不公出发,强烈要求上帝对自己所疑惑的真相做出回答,当上帝做出让自己折服的答复后,其对上帝的信仰更加坚定。再次是中西文化精神的认识论差异。由道论思维的文化特性所规定,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万物统一的在世观,人与物非主客关系而是互动关系,人要认识世界应注重内在体悟,注重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西方分析思维则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和中心,万物是人类需要认识的客体,主体应通过不断认识客体来实现自身的超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本,《离骚》采取了带有楚地巫风的浪漫想象,通过上天入地的感性描述和各种意象的隐喻比拟,映射了天道和人政的相通性并期待二者的统一。《约伯记》则采取对话体的形式注重对信仰的真谛进行逻辑分析,在不断地辩驳和讨论中把握信仰的本真路径,提升了自身的认知从而实现了信仰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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