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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凭吊 乌托邦

时间:2019-01-2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格非的《春尽江南》可谓“简约而不简单”。作为“乌托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格非几乎用足了自己的叙事智慧,向日趋物化和异化的现实发出了沉重的一击。如果说《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是在试图展示一种革命乌托邦或社会乌托邦的溃败史,探讨了中国20世纪政治现代性的曲折与吊诡,那么,《春尽江南》则是以审美乌托邦作为精神依托,审视了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和失衡。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春尽江南》是让人类的乌托邦情怀,从社会历史层面直接退回到人物的精神深处,并指出了它最终走向消隐的可能。
  一
  从叙事上看,《春尽江南》依然延续了格非一以贯之的简约风格。一对夫妻从相识到结婚,围绕着家庭生活,历经了十多年的磕磕碰碰,终因妻子的病故而结束。其中,虽也穿插了一些家人、朋友乃至情人之类的交往和冲突,但整个故事的结构并不复杂,而且主人公谭端午的性格与命运也没有出现什么巨大的起伏――他几乎从一开始就秉持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文化信条,穿梭于现实之中又游离于现实之外,像一个边缘人一样注视着这个缭乱的时代,在抵抗中妥协,在妥协中抵抗,以便守住自己内心的“一亩三分地”。
  然而,在这种简约的风格中,格非却通过各种特定的环境叙述,以及人物的特殊身份、命运轨迹和生存感受,凸现了当代中国日趋沉重的现实。在那里,宁静诗意的村庄已经消失,到处都是严重污染的天空和河流,房地产正在无处不在地巧取豪夺,经济利益成为人们交往的基本法则,欲望伦理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四处泛滥。曾经是校园诗社社长的宋蕙莲,漂白了移民身份之后,成为金钱的小贴士;晚年丧子的冯延鹤,艰难地供养着媳妇和孙子的生活,却被人们演绎成各种有违人伦的绯闻;一个仅仅怀疑妻子与上司有染的青年,竟然在一个风雨之夜连杀七人,还外加一条藏獒;富商守仁,最终被人砍杀于自家的门口,至死也不敢说出凶手的名字,因为害怕连累家人……在这种极度缭乱的现实中,庸俗与邪恶已成为常态,理性和尊严倒成了稀罕之物。
  为了有效传达这种极度失范的现实景象,《春尽江南》精心设置了两个耐人寻味的载体:一是鹤浦边缘的“花家舍”,一是庞家玉所购买的唐宁湾新房。它们既是推动小说事件发展的关键喻体,也是格非抨击现实的重要道具。围绕着这两个载体,小说分别演绎了两个具有高度隐喻意味的事件,前者直取理想主义的消亡,后者传达了道德伦理的完全崩落。
  先说“花家舍”。在《春尽江南》里,曾经承载着革命乌托邦的“花家舍”,已经不再是匪帮逍遥的武陵桃源(《人面佻花》),也脱去了“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之印痕(《山河入梦》),摇身变成了现代城市边缘的“宵金窟”,纸醉金迷、肉欲横流之中,直接见证了时代的随落和乌托邦的湮灭。
  如果说作为一处现代高级会所的“花家舍”,还只是一个表征性的符号,那么,畅游在其中的诗人们,则是一种更为真切的、活生生的蜕变。以徐吉士为首的、曾高喊启蒙与救世的诗人们,在饱尝了1980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之后,终于在时代的淘洗之中,成为“花家舍”肉欲消费的常客;所谓的诗歌研讨会,由形而上的口号迅速变成了形而下的狂欢,由理性化的借口变成了感官化的满足,因为他们早已明白的,“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洛尔加。多余的荷尔德林。多余的忧世伤生。多余的房事。多余的肌体分泌物。”这种精神的大面积颓废,直接呈现了现今时代伦理崩落的征象。
  再谈庞家玉那套被租客强占的唐宁湾新房。它以“葫芦案”的形式,成为小说中独立的一章。身为律师的庞家玉,居然被一个中介公司成功地骗租了房子而且悄然脱身,这本身就是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讽。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租客李春霞面对家玉的多次正当交涉,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反唇相讥。法律在庞家玉的手里,连合理的自卫功能都已失去。最后,他们只好动用了黑白两道并最终通过黑道,才成功地收回了房子。在收房事件中,格非动用了相当铺张的笔墨,由小地痞到小公安再到大流氓,通过他们与租客李春霞的多轮心智较量,既展示了无理耍横的世风,也折射了世道人心的荒凉。它已表明,在一个理性缺席的时代,在一个不讲究规范和秩序的时代,在一个没有逻辑和道理可以申诉的时代,法律只是一张空洞的白纸,流氓才是现实中通行无阻的王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谭端午、庞家玉,还是绿珠、冯延鹤,都陷入了对“人”的理解的迷津之中。不管从何种角度对“人”进行怎样的分类,面对当今的现实,他们都没有办法实现分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谭端午看来,“对人进行分类,实际上是试图对这个复杂世界加以抽象的把握或控制,既简单又具有象征性。这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涉及到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认同,同时也暗示了各自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准则,隐含着工于心计的政治权谋、本能的排他性和一般状况。”②所以,谭端午首先选择了布莱希特的观点,将人分为“好人”与“坏人”。但是,划分之后他又发现,当今的现实世界已经彻底消除了“好人”产生的一切条件,变得不遗余力地鼓励“坏人”。于是,他只好从自己的内心愿意出发,将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并本能地站在“失败者”一边。这种分类思维,无疑充满了道德律令和价值取向。绿珠也同样以道德化的价值取向,将人划分为“人”与“非人”。所谓“非人”,就是指那些只为安顿肉身、排斥精神的生命,或者叫“苟活者”。这两个人的分类,无疑折射了他们对人的精神关注。
  庞家玉则不然。对她来说,人只有“活人”和“死人”两种。她剥去了对人的价值判断,抽离了人作为精神存在的特有属性,只是将人视为动物性的生命存在。但她又将“死人”分为“死一次的人”和“死两次的人”。前者系大多数普通生命,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离开尘世后便无声无息,像鸟儿从空飞过,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后者则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或名声,不断被人们念及,但终究会随着人类的灭亡而实现第二次死亡。它折射了家玉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失望,以及深切的虚无感。
  最有意味的,或许还是冯延鹤的分类。他将一切不喜欢的人统统归为“新人”,反之则是“旧人”。“按照他的说法,三十年来,这个社会所制造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羽翼渐丰。事实上,他们正在准备全面掌控整个社会。他们都用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首先解释说,他所说的‘新人’,可不是按年龄来划分的。就连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正在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种’。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头脑和心肠。嘻嘻哈哈。浑浑噩噩。没有过去,也谈不上未来。朝不及夕,相时射利。这种人格,发展到最高境界,甚至会在毫不利己前提下,干出专门害人的勾当。对于这种‘新人’来说,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冯延鹤对人的划分,虽然摆脱了道德化的价值标准,但他更注重对物欲时代人的精神谱系的概括。
  从缭乱的时代到混乱的人群,事实上,《春尽江南》 试图一次次逼近现实的荒诞本质,并进而追问人的存在真相及其异化的特点。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真相:在文明与进步的掩饰下,维系人类发展的传统伦理正在崩溃,爱正在丧失,理性也在大面积地缺席,历经了百年的艰辛启蒙,中国人却再度开始自觉地异化为一群非理}生的动物。
  异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症。就《春尽江南》来说,向这种异化现实发出最尖锐控诉的,还是庞家玉这个人物。她是这个时代的祭品,又是一只柔弱与刚烈并举的音符;她以孱弱的身躯检视并承纳了现实的污浊,最终却为神圣之爱而逝。她就像一面镜子,照亮了整个现实中的各种灵魂,也折射了自身特有的母性之光。可以说,在庞家玉身上,格非注入了大量的情感和思考,使她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历史镜像,辐射了1980年代以来急剧嬗变的社会风貌。
  从李秀蓉到庞家玉,这种名字的改变,看似没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对庞家玉来说,却是自我身份裂变的标志。从前的李秀蓉是理想主义的,温顺而单纯的,像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歌,活在少女的怀想和奉献的意愿中。而当她改名为庞家玉并成了谭端午的妻子之后,她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女性,气宇轩昂、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世俗的洪流之中,试图凭借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气,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
  身为妻子,庞家玉对谭端午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因为在她的眼里,丈夫是一个正在“烂掉的人”,一个没有责任感和现实目标的废物,“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为了让这个家在现实中获得应有的尊严和体面,也为了自己的存在不被世俗的人们所藐视,她毅然决然地杀进社会,从头开始学习法律,并成为一名律师。作为律师,她全力打拼,以自己的才干迅速支撑了整个家庭的发展,从而为谭端午父子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
  身为母亲,庞家玉同样不能免俗。她的全部母爱,就是要让儿子认同现行的教育体制并且必须出类拔萃。邻居的小孩比自己的儿子优秀,她嫉妒不已;为了让儿子得到老师的特殊关照,她从来不忘记给老师送礼;儿子学习不认真,或不听话,她气得发疯;为了断绝儿子的贪玩之心,她甚至将自己从西藏千里迢迢带回来的心爱之物鹦鹉放走,弄得儿子差点精神崩溃。从本质上说,她并不是不懂得现代教育理念,但是,在强大的世俗法则面前,她只能一次次通过伤害的手段,强迫儿子走进庸俗的现实轨道,甚至渴望他以优异的成绩证明自己的“成功”,因为丈夫已注定要“烂下去了”,她不能让儿子也重蹈“失败”之辙。
  身为女人,庞家玉同样追逐时尚,从服装到化妆品,从uGG的翻毛皮鞋到兰蔻、古奇、香奈儿、CD,品牌既是她自我成功的一种证明手段,也是她进一步发奋工作的内在动力。面对怯懦的丈夫,她也需要身体的碰撞,从早年的恋人燕生到培训班结识的陶建新,她在处理肉体的放纵和内心的尊严之间,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现实的道德伦理,也维护着自己作为女人的声誉。
  可以说,她是一个心气高傲、永不服输的女性。面对强手林立、你争我夺的利益化现实,她总是以自己的韧f生和智慧,一次次地摆脱困境,重新站了起来。但她在本质上又不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而是现实的认同者和追随者。她希望自己通过比现实更强大的力量战胜现实,成为世俗者眼中的一个骄傲,所以她活得很累也很苦,甚至经常在孩子面前出现神经质式的咆哮和失态。也正因如此,她的奋斗才充满了悲剧的力量。
  庞家玉之所以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主要在于她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俗之徒。相反,在她的内心,仍然有着炽热的爱,对家人,对朋友,对弱势者。同时,她也不乏浪漫的情怀和遐想,她最终选择西藏作为自己灵魂的安息之地,可以视为她对人生高原的终极膜拜。因此,这种爱和浪漫,既有传统伦理的一面,也不乏某种乌托邦的气质。
  面对丈夫谭端午,她一方面不满于他整天沉醉于无用的诗歌和音乐,甚至痛诟他是一个正在“烂掉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对丈夫执著于精神生活的方式又表现出几分认同,甚至是潜意识里的赞许。在心境好的时候,她会主动与丈夫谈谈诗歌,交流一下读书的感受,也会与丈夫一起欣赏音乐,聆听丈夫关于人生的诸多思考。丈夫酷爱音乐,渴望有一根价值不菲的音箱接线,她毫不吝啬地买来送给端午。当丈夫对现实表现出强烈不适的时候,她甚至劝导他:“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
  在朋友的交往中,她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附庸风雅,而是秉持自己内心的尺度。她对宋蕙莲的恶俗鄙弃不已,但对端午的那些“无用”朋友却并不排斥。在办理案件代理过程中,她对一些受害的弱势者总是倾心倾力,体现了她在本质上的善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很少利用朋友,而且常常以礼相待,包括为那些替唐宁湾房子立下汗马功劳的黑道人士而真诚地摆酒答谢。
  尤其是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庞家玉在安排了所有家事之后,只身远赴西藏。她希望在那片雪域高原终结自己的人生,也希望站在那块人生高地上向人世谢幕。遗憾的是,她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在小说中,格非通过QQ方式,让谭端午夫妇进行了多次文字聊天。这时,庞家玉又回到了李秀蓉的角色,安宁,温婉,超然。在生离死别的对话中,一方面是真相陆续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则是两颗相爱的灵魂终于紧紧相握。尽管这些叙述显得多少有些煽情,但是,格非还是让庞家玉在《海子诗选》和《西藏生死书》的陪伴下,质本洁来还洁去,再次回到诗性的内心,果断地告别了尘世。“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一颗渴望出人头地的、从不轻易服输的灵魂,终于被这个时代无情地打败了。这也是《春尽江南》读来尤为感伤的重要缘由。
  庞家玉的性格是分裂的。她努力追随现实法则,却又不忘内心的浪漫。如果没有现实的过度挤压,她不至于如此匆匆地走完人生。无序的现实,犹如李春霞极为歹毒的咒语,彻底击溃了她的精神意志。妻子死后,端午读完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睹物思人,他终于体悟到这本书里“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以史鉴今,一向不食人间烟火的谭端午,似乎从“以忧卒”和“呜呼”这两个词句中,体会到了现世的无奈和悲凉,也体会到了妻子生命的悲怆与苦涩。
  三
  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不遗余力地展示现实的混乱和失衡,人性的随落和异化,并不是仅仅为了质疑现实伦理的诡异,也不仅仅是为了批判物欲化的生存秩序,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凭吊那些人类曾经念念不忘的乌托邦情怀。因为,从谭端午、元庆到绿珠、冯延鹤,在这些人物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盘桓着某种乌托邦的精 神。它们支撑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常常与现实构成了尖锐的对峙。
  这种乌托邦精神,既是人物的生存理想,也是他们安顿自我灵魂的园地。它是一种自我审美的存在,是人物拒绝堕落、反抗异化的武器,而不是对社会秩序的空想。我们知道,自从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问世以来,乌托邦常常成为“空想”或“虚无主义”的代名词,甚至被视为逃避现实、耽于幻想、不思进步的托词。也正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贬义地看待乌托邦。尤其是进入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主义的全面兴起,追求科学已成为人类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科学、理性和真理,往往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同构关系,是人类自启蒙以来最为突出的文化标志。受此影响,乌托邦作为一个不可实现的存在之物,又被人们视为“反科学”的代名词。
  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当乌托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中,往往被一些集权主义所利用,并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诸多灾难。这使人们对乌托邦产生了更大的敌意。有学者就论道:“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由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斯大林式统治和其他形式的集权主义,所以人们开始憎恨和提防‘乌托邦主义’和由此建立的‘恶托邦’现象。尤其是那种垄断了未来设想而使用国家权力去强行推动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被人们深恶痛绝。一些西方学者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以塞亚?柏林在《自由论》、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都将政治乌托邦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认为政治乌托邦是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对人类理性的羞辱。可见,乌托邦主义虽然产生自对生活现实的不满和改革的愿望,但它也可能带给我们更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案例,具体讨论究竟是乌托邦思想本身携带危险品,它必然导致恐怖的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实践中的乌托邦主义十分危险;或者说是不是应该让乌托邦的思想更多地保留在文学、哲学研究领域和我们的精神领域,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可供直接应用的制度设想或负责任的政治设计。”的确,就像任何一种思想和技术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乌托邦也存在着两面性。它既可以为人们改变现实提供动力,又可以成为政治集权主义者蛊惑人心的工具。
  问题或许并不在于乌托邦是否具有两面性,而在于人类为何如此地怀疑乌托邦又不能彻底抛弃乌托邦?在《春尽江南》里,谭端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作为一个理性健全的人,他完全明白自己所迷恋的诗歌、音乐和史书,根本无法改变他在这个社会中的现实处境。面对各种形而下的诱惑,他也有着自己的欲望,甚至为此而颇觉自然。他还用福楼拜的小说《布法与自居榭》,劝导绿珠要警惕乌托邦思想――两个当抄写员的朋友得到了一大笔钱,于是他们在远离尘嚣的乡间购置了一座庄园,准备从此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知识、理断口对生命的领悟。……(可是)后来出现了很多他们根本没想到的烦恼。两个人都被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生活,弄得心力交瘁”。绿珠也一样,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让她放弃梦想,她总是执迷于那些不切实际的生活,并因此而倍感焦虑。这意味着,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在他们的潜意识状态里,他们依然摆脱不了某种纯粹的梦想,摆脱不了某种非物质性的精神需求,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将自己从破碎的现实中抽离出来,求得一个完整的自我;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现实难以企及的自由和快乐。
  这也是乌托邦的核心意味之所在。我以为,真正的乌托邦精神,其实就是人类内心深处有关自由与诗性的理想。它看起来空洞、虚无,却时时支撑人的灵魂,使人们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获得内心的平衡。它使人们拥有一种激情和希望的诗意召唤,从而在心理层面上摆脱现实的拘囿。蒂里希就认为,人类的自由通常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指人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进行无障碍的自我行动;二是指人是一种拥有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原则上没有任何被给定的事物是人不能超越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可能性又意味着新的理想和希望,意味着新的召唤和期待。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自由是有限的。“有限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当人通过完全统一的反应,即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自己可能性的时候,他便面临着威胁一非存在的威胁,因为有限就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结合。每时每刻我们都处在存在与非存在结合的状态中。”所以,他强调:“乌托邦的概念依赖于人本质上应该是和可能是的那种东西与人在生存中即在现实中所是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差别。”换言之,乌托邦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人类永远处在内心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非满足感之间。
  无论现代文明如何发展,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对于梦想的全部需求。这一点,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也是乌托邦的价值所在。恩斯特‘布洛赫在其《希望的原理》的导言中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道:“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溢着白日梦:一部分白日梦陈腐不堪,或者是软弱无能的逃避主义,或者仅仅是骗子们的战利品,而另一部分白日梦却斗志昂扬,决不甘心接受恶劣的现实,决不甘于放弃权利。后一部分白日梦以希望为其核心,而且可以传授。它可以从凌乱的、偷偷摸摸、不务正道的白日梦中摆脱出来,赢得活力,而不致黯然湮灭。从无一个人活着而不做白日梦的,但问题在于,要深入认识白日梦,训练它们走正道,发挥有益的作用。要让白日梦变得更丰盈,这意味着它们要凭借清醒的眼光而使自己变得丰富起来;不是变得凝涩不通,而是变得更加清晰,不是仅仅用冥思的理性(contemplative reason)如具本然地来把握事物,而是用参与的理性(partidpatingreason)在发展中把握事物,故也在可能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层次上来把握事物。因此应让白日梦变得更丰盈,也即更清晰,更少散漫性,更常见,更易为人明白地理解,更多地随着事物的进程得到调解(mediated)。”尽管布洛赫区别了白日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但是,就审美层面来说,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乌托邦式的白日梦,仍然不失为检视生命质量的一种重要载体。
  我无意于在此讨论乌托邦的复杂内涵及其价值取向,而只想说明,就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而言,如果我们将乌托邦视为一种梦想,一种内在的精神吁求,一种关于自我存在的希望,那么,乌托邦就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本质需求,也是人类对抗现实压榨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武器。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人们执意要将乌托邦理想直接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建构,那么,这种乌托邦就会成为一种非理性的、荒诞的存在。在《春尽江南》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元庆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在如此功利的现实社会中打造一片乌托邦式的净土已经不可能了,要让自己以反抗的姿态直面堕落的现实,更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倾其所有,建造了一座世外桃源般宁静诗意的“精神病院”,并将自己作为一个反时代的“精神病人”安放其中,试图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结果是,强悍的物质化现实,依然在其特有的利益链中,摧毁了他的所有努力。绿珠也曾满怀信心地打算在云南建立一个乌托 式的庄园,结果还没有实施,便发现被别人所欺骗。
  王元庆和绿珠对乌托邦的追求之所以破产,就在于他们不仅将乌托邦视为一种内心的梦想,还要致力于将之付诸现实。而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不可能给这种梦想提供任何的栖居之地。这是格非对乌托邦的一种理解和思考。在小说中,格非似乎更倾向于认同谭端午和冯延鹤式的乌托邦情怀,即恪守内心的自由,在异化的现实秩序中确保自我的完整和内心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两个彻底边缘化的存在,盘踞于地方志的办公室中,或者蜷缩在自己的书房里,要么游走于深夜的小区中,不到迫不得已,他们很少与现实发生关系。他们与社会的交往,也仅仅体现在家人、几个同类朋友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利益化的现实利爪抓得遍体鳞伤。因此,就《春尽江南》而言,格非并不是想高举乌托邦的大旗,与失序的现实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要通过一些令人敬畏的人物,质疑我们日趋荒漠的内心生活,并传达梦想对于我们的重要。赫茨勒曾说:“原则和理想总是伴随着我们,并作为我们用以评价现实状况的准则。这便是理想的伟大作用。即使这些理想不能实现,也能使我们了解现实,有助于我们理解真理的内在特征。……指南星并不因永远不能达到而失去其指南的作用。理想是目标,也是向导。”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失去乌托邦的精神照耀,那么,我们只能成为欲望的加油机,并加速我们自身的异化。
  事实上,对乌托邦的精心演绎,也从审美的层面上极大地强化了《春尽江南》的诗意质地,使这部小说显得优雅、轻盈而又处处洋溢着象征,充满了隐喻的意味。它将感伤的审美格调,从叙事语调的层面沉淀到人物的生命肌理之中,以乌托邦的凭吊,映射了某种事关理想和慰藉的人文主义情怀。而这,也是文学艺术所应有的品质。为了区别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乌托邦思想,有不少学者曾提出了“审美乌托邦”的概念,并认为文学艺术从来就离不开对人类白日梦的关注,审美乌托邦始终是文艺的核心元素。“审美乌托邦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完美的生活――在现有基础上更本真、更和谐地生活。它超越的目的不是颠覆,而是拯救。在审美乌托邦看来,一切存在都应该符合其本真的完美。而现实社会里,由于人欲的贪婪、社会的物化等种种原因,本该如此的社会被异化了,本该和谐的世界充满了矛盾,本该散发出感性光芒的天空被工具理性的阴霾所遮蔽。为了恢复这一切原有的和谐与完美,审美乌托邦希望通过唤醒已被遗忘了的完整人性和自然本能,进而使人由残缺的‘单向度的人’恢复为健全完整的人,最终使这个‘单向度的社会’恢复为和谐的‘完整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春尽江南》的核心意蕴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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