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术后，就一直想自己能够多活动活动，早点恢复，还一直惦记着自己想做的民国史方面的事，几次说到，和新闻单位约好了正在做的节目，别因为自己生病而耽误了。
突然接到潮洪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太突然了。
陆潮洪――研究镇江民国史第一人。说是第一人，也许并不是最早，然而是最多、最全、最深、最好。光是在刚过去不久的2011年第4季度，我就得到了他这方面的几本专著：《民国省会那些事》《辛亥革命与镇江》《不能忘却的日子》《赵伯先》。在这之前，还看到他见于报端的关于赵伯先的诗、民国省政府迁镇江等文章，2011年在《新闻早报》中的《镇江党史》和《辛亥革命与镇江》栏目中就采用了他的不少文章，在我们刚送到市里参加政府奖评比的文学节目《歌保国》中，还有采访他的录音。
和潮洪先生认识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他是市委宣传部新闻文化科的科长。我在广播电台做记者，跑时政、经济、军事等新闻，他和我们这些媒体人打交道很多，按说他是站在监管和指导者的角度，但是我们没有被管的感觉。他曾经是法院的书记员，也曾经是镇江儿童诗的创作人之一，这样的角色在镇江不多。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人的素养，所以在他身上，很少有官员的味道。当然，还有他的衣着普通，发型随意得如同无发型，谈吐温和自然等，这些都形成了他平易的风格。
有什么重大的报道任务，他会召集我们，不是发指令，而是和大家一起商量，把任务完成得更好。我们有什么通讯员的表彰会，或者是什么重点报道的总结会，只要请他，他都会来，发言时，不讲大话、套话，更多的是业务上的分析和评价。他还是我们镇江创作广播剧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曾经为我们专门写过几本广播剧。大概在1999年，我曾经把镇江的一位老革命在临终前将所有存款交了党费的素材给他，请他帮编个广播剧的单本剧，末了，他拿来了用方格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写成的本子。但是这个本子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能够投入演播制作，所以他稿酬分文未得。为这事，我在很长时间感到内疚。
我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会说到他。潮洪先生后来从宣传部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做负责工作，我父亲在军分区退下来后，一直在帮军分区做史志工作，从《镇江市志》的军事部分，到每年的《镇江年鉴》和前年结束出版的《镇江军事志》，父亲都是主撰，所以和潮洪先生有一定的联系。他碰到我的时候，总会关切地问我父亲的身体怎么样。去年，父亲从自己几十年写的文章中选出了20万字，我帮他印成了书。有一次，潮洪先生见到我责怪地说，你怎么不把你爸爸的书弄个书号？我解释，是我爸自己不要。他说，哦，应该有，正式出版下多好。
潮洪先生到地方志办公室后及退休以后，我感觉他如鱼得水。每次遇到，都会发现他心情舒畅，谈他们的成果。记忆中，《镇江年鉴》多次在省里获得奖项。我还知道，退休后他学习电脑录入，先是用汉王笔写，后来用拼音，再长的文章都是他自己打字打出来的。镇江的民国史在镇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从时间上看虽然离现在不是太远，但是研究的人不多，也许正因为不太远的原因吧。其实，史志这东西，等远了再去找和编，可能就已经迟了。多年来，潮洪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我们这些媒体人只要一需要那时候的东西，说不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他，反正我就是这样的。去年，因为辛亥革命100周年，就没有少找过他，每次他都很乐意，有什么都会和盘托出。为了反映赵伯先的《歌保国》，我们的记者找他采访，回来后，记者说，陆老真好。好在哪？人好，谈得好。
大概是在三个月前，我们召开《走在中山路上》新闻行动和系列报道的研讨会，还专门请他来参加。潮洪先生谈了镇江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中的特色，帮我们归纳了几个唯一，给我们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不足。我那时的感觉是，他又瘦了，白头发更多了点，但是精神依旧很好。他还建议我们，把这次的活动和报道编辑成册，出版一本书，作为有价值的资料保存并用于业务研究。我们都同意他的提议，他还帮我们联系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书号，并且专门给我发了邮件，提醒我广播稿转成书面文章要注意的地方，并一再说，一定要图文并茂，有可读性。由于年底事情多和春节来得早的原因，我对这本书准备了一些资料后就耽搁下来了，前几天，又重新拾起，准备整理整理，并还计划着和潮洪先生再商量商量。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联系，就得到了他去世的悲讯。如今，这本书也许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遗憾，又会成为我们念想他的一个由头。
潮洪先生是因为胃不好而去世的。家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术后，就一直想自己能够多活动活动，早点恢复，还一直惦记着自己想做的民国史方面的事，几次说到，和新闻单位约好了正在做的节目，别因为自己生病而耽误了。
他带着无数的有价值的东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