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明善１９３９年９月生于陕西咸阳。教授。２００１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著有《中国书法史》《钟明善书法篆刻集》《书法入门》《行书技法》《书法基础与欣赏（上下集）》《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书法欣赏导论》《长安书法胜迹》《金文三种》《行书临范》《书史述要》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名碑帖学习与欣赏》系列丛书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艺术系名誉主任、西安交通大学艺术馆馆长。
《意象艺术散论》序
人世间有太多的偶然。许多偶然却又似乎是人生际遇的必然。佛家讲“轮回”、“因果”，道家讲“自然”，伊斯兰教讲“定然”，似乎一切偶然都是冥冥之中“法”、“道”所支配的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产生的特定事件。沿着这个思路去想，我之所以走近书法艺术，也确实有点必然中的偶然。在十几年前应一家刊物编辑之约，我写了一篇《步入误区的自述》的文章，认为自己从事书法研究是“偶然”、“步入误区”。现在看来，一切也许都是“定然”。
六十多年前我出生在关中平原腹地陕西咸阳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搞过农民运动，是当地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７年后又在国民党３８军当兵，据说还参加过中条山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后来回乡务农，置了几亩田地，过起了小康日子。父亲的朋友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还有“一贯道”点传师。他自己最崇拜的是三四十年代在西安主持“明新善社”的韩荫民先生，道友们都称他为韩老师。我的名字就是在我未出生前韩老师起的。长大后我才理会到这是从“明新善社”四字中取了两个字；到三十多岁我才理解到，韩先生讲“坐静”是佛道合一的修持，是练内功，也是禅定。小时候，家里仅有的不到三平方米的房子瓮盖上敬的是韩老师写的佛字，佛字下边就是韩老师遗像。家里还放了许多父亲自己根本读不了的佛经。父亲自己省吃俭用却时时用家里仅有的一点收入去接济各色新老朋友，其中有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朋友的遗孀、遗孤，有因战事不能返家的学生，有困于经济的秘密工作者，有丧妻再娶的老友……我的母亲善良而勤劳，不多言语，在我们村乡行非常好。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我的父亲常感叹自己识字不多，没有成大事。他希望他的儿子读书、识字，做一番大事业。在我四岁入学念小学期间，他常常把他听来的古今著名人物的故事讲给我听。张良圯桥进履，韩信受胯下之辱，孔融四岁让梨，司马光砸缸，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缇莹救父，曹冲称象，周处除三害，王彦章“马皮革裹”的大丈夫誓言等等，孔子、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神童诗》、《朱子治家格言》等更是他经常让我在放学之后背诵的。至于写字那更是如同一日三餐一样的日课。我稍有疏忽，望子成龙的父亲就会用手掌抽脖子，打得我头昏脑涨，欲哭不敢。我的几位小学老师王树德、史志俊等都写得一笔好字，其中史先生吟诗吟得非常投入。我对诗、书的兴趣直接来自在他们身边的耳濡目染。更有幸的是我的同村父辈中有一位受过近代学院正规美术教育的郭仲屏先生，他是早期杭州美专毕业的，素描、水彩、水粉、国画、油画样样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小学时常到他家看他画国画。他在院子树下支着桌子，时时把速写的乡村生活素材画成国画，我实在对他太仰慕了。我１１岁上中学时，正好是他教美术，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从他那里学习了美术基础，也是他诱发了我的画家梦。这就是我童年所处的小文化环境。渭北高原上的荒冢，咸阳、长安乃至三秦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距离我既近又远。而留存在中国普通农民头脑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意识与最真诚质朴的平民意识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生存环境中的空气、水和粮食。
１９５６年我高中毕业时，一心想考中央美术学院，后来被校方拒绝，连考都不让考。几十年后我才悟出了原因：在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历史时期，以２５亩地被定为地主家庭的我，怎么能进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大冒傻气儿，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后来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希望我去，我父亲却以美院“不念《四书》、《五经》”为由，让我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不能专学美术学中文也蛮好。含泪告别母亲，父亲送我到西安上了大学。我不知道如何叙述我的大学生活，因为正好碰上的“整风”、“反右”、“大跃进”、“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政治运动，对一个１６岁的学子来讲实在是大得无法直面的课题。我被过早地推进了历史的旋涡。１９５７年“鸣放”中，不谙世故的我说了几句“农民生活苦”的真话，被批判、处分。也成了此后２７年压在我精神上的灰色包袱。刚上大学，在一位老同学的介绍下，我拜花鸟画家田登五、工笔画家杨清我两位先生为师。我又开始做画家梦。在大学四年中，由于形势需要，我几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为政治运动中的各色展览作美术设计与制作，也算是自己“立功赎罪”。此时期我最愉快的时间是期末考试。复习好功课之后，我用大量时间翻阅校、系图书资料中的中外绘画书籍，特别是多卷本《世界美术全集》，引导我初步接触了大量中外美术复制品，打开了我的眼界与思路。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用线描勾摹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仗着年轻记忆力好，对本专业文学语言的学习任务我完成得并不费力。也由于对古典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兴趣，使我在画家梦之外又重叠了文学家梦。
１９６０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当时西安市属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任助教。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受过批判、处分的我算是太幸运了。在师专，我是最能坐得住的助教。政治上的挫折，使我十分欣赏前辈革命家的这样一句教导：共产党员除了职业革命家以外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专业，而且力求精通它。于是我下决心在业务上搞出一点名堂来。习作教研室分给我改的一个月作文任务，我一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正值困难时期，虽然忍饥挨饿，但事业心终未泯灭。我研究历代散文，编订了《中国散文发展史》目录、提纲，准备撰写；详注了半部《诗经》；用整整一周时间转临郎世宁所绘的《香妃》；经常去老师处学画，甚至在父亲去世前后欲哭无声的日子里我也不改初衷。１９６２年，西安师专“下马”解散，我先被分配到西安市第十一中学教语文，后被调至西安市幼师教语文兼儿童文学，我比较满意。我的儿童诗创作在西安市还获得了创作奖。教课之余，我和同事们演过话剧《红岩》片断，活报剧《三丑会》；和学生演过舞蹈《喜开镰》等，校领导对我也十分器重。未几，幼师南迁，该校改为西安市七十五中学，我被留下来教中学。自我感觉除了对政治斗争心有余悸之外大体还算可以。
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响应号召“引火烧身”，“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袒露出来，让革命烈火烧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劣根性”。结果，就成了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漏网大右派”，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被关进牛棚一百多天。与此同时，我多年苦心搜求的数千册语言、文学、绘画、书法书籍被当作“四旧”焚毁了。此时，一切梦都破灭了。我们的老祖先造字的本领太大了，甲骨文中的“牢”字就是牛棚！我羡慕窗外电线上麻雀的自由。我想自杀，但又怕被指斥为“畏罪自杀”，不甘心！我不认为我有罪！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在我被“集训”的地方，母亲从家乡咸阳提着馍来看她唯一的儿子。我庆幸我年迈的母亲不认识字，要不然，看到给他儿子名字上打了那么多红叉的大字报，她真会当场昏死过去。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日子，人们都被卷进了“红色革命风暴”。我被工宣队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牛鬼蛇神”。在那段随时都会被拉去“游街”、“批斗”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反复读《毛泽东选集》。我从中选录了上百条“语录”，用毛笔抄了一大本，怎么对照分析，自己也是无辜的，算是私下里为自己开脱。但又有什么用呢？后来，中央有文件，任何单位不得私设拘留所。“牛棚”被造反派拆了，我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在我供职的中学代替进入革委会班子的校工做过传达，做过图书管理员，至于扫地、清厕所那更是每日的固定工作。此时期，大家天天讲“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想系统对照研究一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从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报纸、传单入手去一点一滴地仔细分析、对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研究，从研究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想法在我脑海中徘徊了不少时日，我也开始做了一点资料搜集工作。有一天碰到一位和我１９５７年一起被批判、受处分的老同学，我说了我的想法。他说：“我劝你不要研究这个问题，弄不好还会犯错误。”我仔细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１９５７年我们关心“政治”，结果落了个被“政”所“治”的下场，“文革”还成了“漏网大右派”。我茫然，时时心悸，不知未来会怎样？“文攻武卫”、“武斗”“砸烂”、“打倒”、“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倒走资派”、“夺权”、“三结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海洋”、“跳忠字舞”、“唱样板戏”、“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口号、运动、喜报、斗争会、请罪、把像章别在肉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整个中国土地上的人们似乎都疯了，狂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我怅然、麻木。我担心，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中国人还是要吃饭的！只要草，不要苗的日子能长吗？许多“革命”活动都不要我这样的人参加，我也自惭形秽，于是就做“逍遥派”。“文革”后期，我在造反派朋友的关怀下，从令人心悸的中学调出来到了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离开了我的伤心岭。有不少朋友同情、理解我，我感到轻松了许多。盼到了“复课闹革命”，我主持办了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幼儿园教师培训班。虽然累点，但心里好受多了。我也才体会到一位长辈文革后期所说的“我现在才感到为人民服务机会之难得”这句话所体现的正直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复杂而单纯的内心世界。我尽力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学员的肯定。我开始感到自己有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然而，风雨如晦，命运多舛，转瞬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席卷而来。我们办培训班被指责为“业务班就是复辟班”，被停办了。也就在这时，因母亲去世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我大病了一场。一个偶然的机会，因病求医的我拜老中医胡孔哲先生学习耳针疗法。胡老是著名戏剧家范紫东先生的门人。我想：不管是士农工商，人生病了总是要找医生的。我学点针灸，当“赤脚医生”可以治病救人，也是自己一个饭碗！我学《黄帝内经》、《灵枢经》、《中医学概论》，研究《经穴耳针疗法》，帮老师扎针、整理研究成果。我很投入，也能治几种小病。医生虽没做成，但对“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天人合一”、“生物体内有时钟”、“十二经脉”、“经外奇穴”、“飞跃八法”等的研究，使我对中国神秘的传统文化最本质的命题有了一点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粗浅认识。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我由衷地高兴。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中央美术学院招收美术史研究生，我３７岁，还有机会报考。于是征得领导支持，给我时间，让我准备，我系统学习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了大量新出土的美术史料，四处请教，还准备了代替外语考试的古文字学，蛮有把握的。但我又一次错了，我申请报考被拒绝，对政治我实在麻木。过了好几年我才悟到：当时我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敌人”！像１９５６年想考中央美院一样，２０年后我又做了没有自知之明的蠢事。在政治上我确实太幼稚、太天真、太滑稽了！１９７９年陕西师大纠正了１９５７年给我的错误处分，西安市七十五中学正式给我平了反，烧毁了给我形成的“黑材料”。我已被运动整得身心憔悴、脆弱极了。在通知我亲自去看烧“黑材料”时，我真的感到“惨不忍睹”，委托我的好友代我看着他们销毁。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才真正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成了人民了！
“一朝被蛇咬，十载怕井绳。”被极左的政治运动吓怕了的人们，虽然被解放了，仍有“文化工作危险论”的影子罩顶。
在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回到人民行列的我肩负着全区语文老师的教学辅导工作。我尽心尽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这时有两件对我走近书法影响很大的事：
一、也就是在我准备考研而被拒绝之时，经好友画家张义潜推荐，我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家邹宗绪邀请编辑《中国书法全集》。为此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在陕西省考古所、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大图书馆翻阅了大量古今中外书法资料，编写了近十万字的《中国书法全集目录》，做了大量笔记和卡片。研究生没有考成，却成全我写出了《汉字书法初步》和《中国书法简史》。１９７９年《中国书法简史》的节选本以《历代书法艺术简说》为题在《延安画刊》连载了１１个月。书画界的许多前辈、老师、朋友都对我寄以关爱。中国书法界的泰斗沙孟海先生、康殷先生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罗福颐、马子云、启功、尹葆元诸先生都给了具体的指导。我的恩师郭子宜、陈泽秦先生更给我一字一句地审定书稿。
二、也是在这一年，陕西著名老书家宫葆诚先生推荐我为对台广播写一篇谈于右任书法艺术的文章。我欣然应允。因为于先生是我的父辈们经常称道的关中乡贤、一代伟人，也是我所敬仰的书法大师。用了两个月时间，在兰州请教了跟随于先生十多年的前辈书家胡公石先生，在西安请教过刘自椟、高乐三诸位前辈书家，我完成了只讲于右任书法艺术的应命文章。１９７９年冬陕西省委宣传部委托美协党组负责筹备成立陕西省书协的工作，在有多位老一辈书家参加的筹备会上我被推举为筹备组组长，主持筹备工作。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１年，这三年是我步入书坛的重要年份。
１９７９年主持筹备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１９８１年改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陕西省分会）被推举为筹备组组长。１９８０年３月６日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当选为副秘书长。１９８１年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０月参加在浙江绍兴举办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试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在《人民日报》的报导中被点了名；给莲湖区小学教师、西安大学学生上书法课……
由此开始，我有机会走出潼关向全国老一辈书家、学者请教，向同辈书友学习。由此开始，我的研究方向由语言文学自然地转向了书法艺术以及相关学科。画家梦、作家梦都无可奈何地淡化了。由于西安市文物局需要书法研究工作者，１９８２年我被调到西安市文物局小雁塔保管所做了三年“七点五品官”。之后，因对行政工作实在无能，我又回到教育界，在西安交通大学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转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写了十多本书，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大多是书学的。还为西安书学院主编了几十册函授教材。１９８５年之后，我以书法研究为中心，同时涉及了绘画、雕塑、戏曲、诗歌、音乐、舞蹈、文物考古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门类，从中悟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悟到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观念的核心以及它们对各类艺术的统摄管领与渗透。我真的成了从事以书法教育为中心的、开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研究与教育的专业工作者了。
也就是在这几年，我突然愉快地觉悟到“书法没有阶级性，就像汉字没有阶级性一样”。顶着“文化工作危险论”的阴影，在“文革”后期，我努力在寻找靠近自己专业、兴趣而又没有阶级性的学科。在进入书法研究之后，我想：我研究“点、横、竖、撇、捺”、“八法”和“六书”、“六法论”一样已荡尽了阶级性的印痕，为中华民族历代、各阶层文化人所共有。我讲王羲之、颜真卿的字如何好，别人最多说我是“历史唯心主义”，总不能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书法，的确是没有多少危险的领域。我全身心地进入到中国书法艺术与理论的探讨中去了。在迷惘困惑中，我找到了自己要研究的学科，一个文化根性超越时间、空间、阶级、阶层、朝代、地域的为中华各民族、全球华人所有的民族灵魂所爱的艺术，一个不十分受阶级斗争政治风云干扰的学科。
《艺林絮语》序
人的一生都在做梦。对美好的梦境的追寻陪伴着每一个人走着自己独特的路。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前半辈子做过很多美丽的梦，是一个不懈的寻梦者。那些梦的破灭、消亡都带着几分怆凉、几分遗憾、几分惆怅、几分淡淡的哀伤。
从小受父辈质朴而带着几分严酷的期望的影响，我的第一个梦想就是做饱读诗书的文学家，进入大学学习中文更促成这一梦想的滋长。后来由于从事幼儿教育，也因为自己童心未泯，对儿童文学的偏爱更使我曾热衷于儿童诗的创作与儿童文学研究。儿童诗创作在市级群众文艺创作中获奖，使这一梦想的实现似乎已开端倪。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随着我被以“漏网大右派”关入“牛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文学家梦连同我从小就做过的画家梦，统统被撕得粉碎。文稿、画稿成了我的罪状与痛心。真是欲哭无声，“何处如今更有诗”，“无可奈何花落去”，落得个“白茫茫大地好干净”。
也就在“文革”中后期，在极左思潮、“红色恐怖”笼罩之下，念大学时因病曾对中医产生的兴趣又泛了起来，认识研究经穴耳针疗法的胡孔哲先生更使我对歧黄之术焕发了浓情与执著。这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和亲友健康；一方面是“文化工作危险”，想远离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找一个吃饭的本事。“秀才学医”，古已有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剩下“修身”、活命、尽心了。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庶民百姓，工农兵学商，有病总得求医。我凭着“望、闻、问、切”一根银针，“小病当医生，大病当参谋”，总可以混一个馒头。当然，做就做好，在名师指教下，成就一个中医师的梦也不坏。总比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对人民有用吧！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潜心研究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经穴耳针，还与同事一起帮胡老整理他的理论与医案。也能治几个小病，也有了一点医名。
此间，认识几位研究易象学的老师和朋友，我随他们学习《易经》，研究易理、卦象、占卜、皮纹学。孔子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学“易”之难。特别是要背许多数据与符号，我对数天生弱智，只学了一点皮毛，就知难而退了。有感于人世沧桑、荆棘遍地，我甚至有过遁入空门的欲望。
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１９７９年党给我“平反”，经过十年灾难，我回到人民行列。中国书法热的大潮又把我卷入了中国书法复兴的潮水之中。人生匆匆，转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１９８１年中国书协成立至今已办了八届国展了。作为这一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我也有许多话题许多感慨好说。二十多年我不知不觉地成了以书法为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中国书法文化根性的超越更使我感到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这一感悟使我欣慰。虽然，学术与艺术的研究时时受到非书法因素的干扰，但我从这一没有阶级性的书法文化研究中得到了生命的愉悦与充实。为此，我写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编了几本教材，组织过一些国内外书法艺术文化交流……成了时下大家所说的“书法人”，得到许多师友的关爱与激励，实受之而有愧。
人永远是多重性格的复合体。“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永远会萦绕着每一个经历过坎坷与悲欢的人。“一事不知，君子之耻”，好学大约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大约“呻吟”一下自己感到气顺心畅。有良知、有使命感、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当然有时也有不吐不快的自我需求。一个从教四十多年的老教师，一个被称为“杂家”的人，一个时时怀想艺林旧梦的人，不求“立德”、“立言”、惊世骇俗，只是絮絮叨叨谈天说地，谈文说艺，说说自己学艺的心得与体会，串将起来，居然成篇、成编。在“对话主义”风行的今天，仅以此与朋友们谈心、交流，更望得到同道们共鸣与批评。
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艺林絮语”。
《书法欣赏》序
在世界各民族中，把应用文字的书写同时作为独立观赏艺术的，只有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这一独特的艺术早已冲破汉字文化圈而走向世界。这一艺术，以应用汉字作为它唯一的载体；这一艺术，有着实用与观赏两重属性。这一艺术与中国画、音乐、舞蹈、雕刻、文学等姊妹艺术并列，独立存在，自成体系，成了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门类。
书法艺术是以中国人特制的毛锥形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它以点画、字形、章法为可视形象，表达着无限丰富的意蕴。清代大艺术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意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书法最深邃而又最简易的内涵。
人们常说汉字是象形字。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汉字萌芽、发展阶段，绝大部分汉字的确如此。虽然这种形象不是具象，而是以部分代全体，以简笔轮廓勾画去表示字意词意的意象图画，但它毕竟有形示象，我们仍然可以称这类汉字为象形字。这类字就是从远古到秦代所应用的古文、大篆、小篆。但到了秦汉之际，汉字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隶变”之后，成了几千年来广泛应用的方块汉字。这时的汉字连最后在小篆中残留的一点点“随体诘曲”的象形意味也消失了。汉字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纯符号化的汉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在实用的同时，它的审美意义究竟何在呢？它又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在发展呢？它的形式美是受什么样的观念在支配呢？它又为什么能伴随中华民族从昨天走向今天呢？它是那样古老，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创造并应用着它。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人、山东大汶口人的符号就是实证。它又是那样年轻，今日中外书坛各种文化层次的人们都还在如痴如醉地“求工于一笔之内，寄情于点画之间”，研究它，学习它，寻找自己时代的书法风貌，也寻找书法中的自我。
在科技、文化各个领域，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宇宙观、世界观、方法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宏观、总体、系统地把握事物本质，是将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各门学科的具体分析之中。对东方神秘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书法也只能这样分析才能说得清。中华文化思想就其实际、本质而论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会儒家、佛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兼容的文化思想。阴阳对立统一是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审美观念的要害就是儒家董仲舒所明确提出来的“中和”。“中和为美”的观念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审美过程和美的创造过程。不断打破旧中和，不断创造新中和，是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历程。书法，在各个艺术门类中是最能体现传统中华文化思想的艺术。西方有识之士以为不了解中国书法就不理解东方意识，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中国书法有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一个灵魂：抒情性。讲用笔，中国历代书法主张“方圆兼备”，“藏露互见”，“纵收得体”“中锋用笔”，“侧笔取势”，“沉着痛快”，“力透纸背”，“藏头护尾，力在字中”；结字讲“平正为骨，变化为辅”，“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密处不犯，疏处不离”，“计白当黑”，“围绕中心，穿插避就”；章法上讲究“统视连行，相承起复”，“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上下连带，左右呼应”，“密不通风，疏可走马”等等。凡此种种，都在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支配之下。它曲折地反映着中华文化思想和时代气息，也折射出书家的秉赋、学养、性格、追求、理想、情操、瞬间感情波变。“笔墨当随时为心画”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实用功能与观赏价值须臾不离，中国书法就这样伴随着中国人的生命历程。
中国书法艺术，是全中华民族的艺术，它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寰宇之内，这一特殊的艺术连接着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也寄寓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情。
中国书法艺术以其独具的魅力，使古往今来许多书法艺术家、文化人为之倾倒。这一独特的艺术也成全了历代灿若群星、成千上万的书法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又以自己的生命、激情创造了浩若烟海的无数书法艺术珍品，为中华文明，也为人类文明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瑰宝。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蔡襄、苏轼、黄山谷、米芾、赵佶、赵孟?、鲜于枢、董其昌、米万钟、邢侗、张瑞图、文徵明、唐寅、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王铎、郑板桥、何绍基、邓石如、翁同?、刘墉、王文治、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叶恭绰、于右任、柳诒谋、沈尹默、潘受等历代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大书法家更为后世炎黄子孙所崇敬。他们所创造的书法艺术珍品，是我们学习、欣赏、研究的楷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书法艺术遗产，更是缔造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接过来，传下去，就是今日我们炎黄子孙的责任了。
《自书韵语楹联》序
幼年在长辈的监视下背《千家诗》。一开始为父亲学，还时时受到呵斥和体罚，真不舒服。后来，背的多了，在同龄同学中有一种得意感，也就不觉得难过了。四五岁时一年春天看见猫“司春”（发情，找配偶），还曾学古人的样儿，编了几句“春时猫司春，猫子一肚怀。夏天生下来，人们爱它们”的顺口溜。父亲的好朋友，一位师范学校任教的老师肯定了我的处女作，还把第四句改成“时刻凭眼分”。幼稚可笑的孩子话，算是我诗歌创作的萌动吧。可惜幼年的这一萌芽，很快地就自灭了。由于受同村前辈画家郭仲屏先生的影响和教育，除了功课我更多的兴趣是在学美术。我们村子，从明代起就以做豆腐而闻名遐迩。民国修订的《咸阳县志》上有记载。记得上高中二年级时，我把父母做豆腐的过程如实写成作文，最后的结尾是：“写起来虽然只有一纸之多，但做起来却要一天一夜之辛苦啊！”这篇作文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在全班给同学们念了。这一鼓励对我的文学梦应该说是一个启迪。十六岁高中毕业进陕西师大读中国语言文学系，更给了我直接在大师指点下研习中外文学、语言经典的机遇。大学四年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因为政治上幼稚无知，我挨过批判，受过处分。此时，我除了偶然有几句痛苦的沉吟之外，已没有什么诗兴了。倒是对绘画的兴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绘画上。为了形势、政治、组织要求和自己“立功赎罪”，四年中我大约有两年在画宣传画、漫画、设计制作展览版面。作诗，远我而去了。但大学四年，老师们给了我做人和做学问的极好教育。语言学家高元白、李玉歧先生，诗人、学者霍松林先生，古文字学家郭子直先生等教授是引导我进入古典诗词研究的恩师；而外国文学专家周骏章先生更使我对儿童文学和外国诗人特别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１９６０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当时西安市所属唯一的高等学校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我兢兢业业完成教学任务，给学生批改作文，给主讲老师写讲评材料，是该校当时最能坐得住的助教。在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日子里，工作同时，我努力进修。我小学的老师史志俊先生托人送给我一部木刻版的《诗经》四册。史先生当年吟诗的投入劲儿我现在还能想起来。老师送的是宋朱熹注的本子，其语言距今太远。于是，我在详注的同时，用刚刚学过的国际音标注音。两年时间，我注了两册，还用现代汉语试译了若干首，算是以不创作为创作的语言训练吧！这期间也写过几首韵语还都是题画：“既有满腹心事，何不诉诸道旁的赖石、残竹，而独凄怆何？”这是题仕女图的有点情韵的句子。２１岁生日时写：“年年今日画牡丹，几经风雨犹未残。他年若得魏紫神，天惊地怪见笔端。”暗下决心，以吴昌硕先生为楷模。在绘画上颇有点野心勃勃的味道。
１９６２年以后，西安师专“下马”，我被辗转分配到幼师教书。我大学时对儿童文学的兴趣一下子又唤醒了。我在教儿童文学的同时，自己也创作了大量儿童诗，写了几篇儿童文学论文。我的儿童诗，在西安市群众创作中还获了奖。有一位朋友，把我的一首儿歌谱了曲，我的诗心和童心一起跳跃。虽然，此时背着１９５７年受处分包袱的我并不开心。但语文教学、儿童文学教学、文学习作、绘画习作还能使我的生命活得有点依赖。更使我受到鼓舞的是１９６５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决定选辑我的儿童诗出版。我，２５岁的青年教师，有此殊遇，其兴奋是必然的了。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６６年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地主家庭出身、１９５７年又受过批判、处分的我，即使努力“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引火烧身”，仍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被工宣队和“革命群众”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岁月，我除了接受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就是扫地、扫厕所，劳动改造，背语录。特别是百日牛棚，我除了羡慕窗外麻雀的自由之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这漫长的十年浩劫中，我一无诗情，二无画意。我先当革命对象，后溜进逍遥派，学会了缝补衣服，做家常饭。
１９７９年党给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也给我平了反。当时，也只是在此时，我才从心理感觉上回到了人民的行列。说来也可笑，奴性的阿Ｑ精神支撑我们这一代被扭曲了的生命。自己到底是谁，我实在迷惘困惑。
岁月推移，历尽坎坷，而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并未泯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炽热的爱心依然燃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误会，我被卷进了书法教育、研究与创作的大潮。做了一点事情，受到国家、人民的肯定与厚爱。心情好了，诗心又复活了。无论是欢乐与痛苦，都不时化作笔下的韵语，这韵语不论长短都是自己心灵的历程，情怀的映照。其中有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有对历史的感叹，有瞬间情绪的波变，有思念，有哀怨，有悲愤，有愉悦，有惆怅，有茫然……总之，都是自然的自我心态的外化。
至于体裁和形式，由于是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下涌出的，也不拘一格。我喜欢大声朗诵诗、文、词、曲，自己写时举凡古今诗、词、曲赋、民歌、自由诗、骈体文的形式一律拿来，“旧瓶装新酒”。就说填词吧，填不理想、不自由就打破词谱，自凑一曲。拟作妄为，不拘诗词格律，只配称为“韵语”，算是给自己不守古法的文学行为一个台阶和开脱吧。
我无心成为诗家，也不愿拿出来公开发表。但这些自己随心所欲的词句总算是自己心灵轨迹的一部分。“敝帚自珍”，甘苦自知。已过耳顺之年，壮着胆子，拿出来，算是和朋友们谈心。让朋友们了解我的另一个侧面，批评批评，也未尝不是一件可取之事。
《书法基础》序
如果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神秘的陶文符号算起，中国的汉字书法已走过了漫长的六千多年历史。六千年来，书法艺术造就了灿若群星的书法艺术家群体。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书法艺术家，又为今天的世人留下了典籍浩瀚的书法艺术瑰宝。汉字书法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门类。书法像《易经》、气功一样，成了中华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莫测高深。它带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思想的历史积淀，带着书家感情激荡的旋律，像无声的音乐一样走进了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成了人类文化宝库中熠熠闪光的明珠，也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
书法是什么艺术？这是多年来学术界、书法界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书法学习、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研究、书法发展、书法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对此模糊不清，似是而非，许多现实问题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到底如何理解书法和它的本体呢？我以为应这样去理解：
中国书法是用中国特制的毛锥形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这里有三层意思：
一是用毛锥形的毛笔。这种柔毫所产生的点线变化蕴含丰富，变幻莫测，具有无穷的表现力，是中国书法艺术产生、发展、成熟的基础。舍此，不能谈书法艺术传统，不能谈书法艺术。虽然近代硬笔字也讲究书法艺术，但其表现力永远也无法与毛笔书法相比。正像炮兵用炮，骑兵骑马，空军架机一样，炮、马、机决定了兵种的本质特征，毛笔也决定了中国书法的特性，笔法成了中国书法最基本的技巧，最深奥的灵根。“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最终落在了能“穷变态”的“毫端”。
二是书写汉字。在世界各民族中把实用文字的书写化为独立观赏艺术的只有汉字。在步入独立观赏艺术之林之后，汉字书法仍保留着它实用性的一面。它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功能。离开对汉字的书写，点线变化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现在欧洲、亚洲、美洲都有人搞这种“书法”，但这和中华文化思想凝聚、浓缩的汉字书法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汉字在萌芽期（陶文、符号）既有象形性，也有神秘性。在幼年期（殷商甲骨文）象形因素逐渐扩大，神秘色彩仍然存在。这种文字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石鼓文。这时作为书法艺术，它已渐渐进入少年期了。特别是长篇铭文的出现，结字、笔法、章法三个要素都有了。到了篆书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的战国末年、秦汉之际，隶、楷、行、草四种书体像孪生兄弟姊妹一样产生了。特别是隶变之后，汉字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纯以点画符号去组成字形，但仍然表达着原始的字义。这时的点画与原始造字之义已毫无关系了。这时，汉字书法也由少年期进入青年期、成熟期。魏晋书法就是明证。
第三，书法是一种艺术。也就是在魏晋之际，汉字书法完全走入了神秘的意象艺术领域，其笔法笔势、结字字势、章法行气，无一不体现着一种内在的意。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总结的：“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运用点、线搭配和变化的象，寄托书家无尽之意，这就是中国汉字书法的本质特征。离开汉字，就像人失去了躯壳；离开了意，书法也就像人失去了灵魂。作为意象艺术的书法在学习时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求工于一笔之内”，建立学书的基础；第二层次是“寄情于点画之间”，追求书法的抒情性，运用书法作品表情达意，甚至表现书家本身的潜意识。这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础，第二层是提高、升华。两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停留在第一层，不求进取是没有出息的；没有第一层就想跃入第二层更是不现实的空想。进入第二层次之后，还应不断地向第一层次回归，力求以更坚实的步伐，向书艺的峰巅攀登。
如果对书法的本质属性有了理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其他许多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神秘而具休的视觉艺术，瑰丽多姿的中国书法，已经走出汉字文化圈而走向世界。书法故乡的人们，自豪的同时还是多一点使命感、责任感，在研讨古老的书法艺术中，寻找中华民族文化的渊薮，寻找中华文化的奥秘，寻找书法艺术中的自我，勇敢地加入中华文化崛起者的行列，继往开来，不断开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长卷三种》序
远在上古时期，由于印刷术使用的新纪元尚未开启，抄书就是中国文化人读书的第一道读书手段。东汉以前，古人抄书大都抄在竹木简牍上。抄书的青竹、新木材要烘烤排出水分，让竹木材料“出汗”。由此，“汗青”就有了成书之意或史册代名词。抄书者有了错讹要修改，先得用刀刮掉简牍上的错字，然后再用毛笔写上正确的字。由此，把为朝廷书写简牍的史官又叫做“刀笔吏”。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自己或请别人修改文章称为“删”、“削”、“斧正”，而这几个字的构造都与“刀”有关。其字源与刀笔的关系显而易见，其源盖出于此。
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孔子读的书就是简书，由于孔子读《易经》认真，反复翻检，所以才能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在用竹木简牍著书、抄书、读书之前更有用甲骨片算卦、记事，用青铜器铸造铭文；同时还有用缯、帛著书，用玉片记事、著书等等。西汉时已经有了纸张，有西安灞桥汉墓出土的灞桥纸为证。东汉我国造纸手工业已很发达，陕西城固人蔡伦就是当时的造纸专家，后世人甚至愿意把纸张发明的桂冠戴在他头上。作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砚，远在６０００年前已经产生、应用。远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有粗细变化的纹饰线条，显然是由兽毛笔画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则是内蒙古出土的战国笔。我们至今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砚台就摆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出土地点在陕西临潼新石器时代姜寨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方圆形砚台上的黑色残痕正是上古用石墨的证明。
“文房四宝”的完善给文化人著书、抄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物质基础。工具不但成全了著书、抄书、读书，同时也成全了由文字应用出发同时追求审美的书法艺术。西汉时期书法已明显有了独立观赏功能。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是萧何为他自己主持营建的未央宫前殿题写榜书，“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二是长安人陈遵与人尺牍“主皆藏?以为荣”，而这更是欣赏书法，收藏书法的肇端。用毛笔以汉字为载体著书、抄书，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头等大事。这样所成之“书”，包括一部分刻在石头上的书，既有记言、记史、抒情、言志、载道的功能，同时不同文化人所写之书，所抄之书，也有自悦、悦人的观赏价值。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的石刻文字有这样的双重价值。上古、中古以至宋、元、明、清以来的古人墨迹更有这样的价值。近现代许多作家、诗人用毛笔写稿、爬格子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蒲松龄、鲁迅、郁达夫、茅盾、朱自清等作家的手稿本身就有双重价值。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是我的许多老师教给我的重要读书途径。从四岁开始读书识字起，我的蒙师和父亲都要求我抄书，用陕西蒲城民间生产的手工纸“蒲纸”抄《朱子治家格言》、《百家姓》、《七言杂字》、《千家诗》等自己半懂不懂的蒙学读本。后来上小学、中学，记笔记、写作文、记日记都用毛笔只有演算数学题用当时很珍贵的蘸笔。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钢笔、蘸笔在神州大地上广泛应用，在更多的应用范围已代替了毛笔。今天电脑的广泛应用，更把毛笔的书写挤进纯艺术的狭小空间。也许是怀旧，也许是积习难改，至今我仍然有抄书的习惯。也许抄书让我从中有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是学文、学道；二是学字、学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起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念头。学校规定可以用古汉语代替外语，这正符合荒疏外语多年的我的实际。为了准备考古汉语，我首先温习古文字学。一边抄金文，一边认字，同时也学大篆书法，一举两得。说来好笑，１９７７年，我３７岁，论年龄完全符合刚打倒“四人帮”以后的考研条件。但我忘记了自己此时还被工宣队、革委会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牛鬼蛇神”，当时中央美院很快就明确回复“不符合报考资格”。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生的资格被取消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回到人民的行列，还是“老实一点”，接受监督、改造，不能再做非分之想！１９７９年党给我“平了反”，我重新回到了人民行列，可考研机遇对我已不复存在了。留下的是研究美术史的一段学习经历，一些抄写、学习古文字的纸片，一堆研究书法史的笔记。抄书是有癖的，有瘾的。我把学习重点转向书法后，更是这样。抄写兼临写《兰亭序》、《集王圣教序》，临颜真卿《祭侄稿》、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临文徵明书《滕王阁序》，临宋克书《杜甫壮游诗》，临于右任书《饮中八仙歌》、《正气歌》、《心经》、《杜甫秋兴八首》等，使我的书法从抄书习古中逐渐有了一点感悟。特别是在行书和草书的个性化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也有了一点点心得。许多朋友觉得这样的抄书之作还有点意思。
步前人后尘，抄了几篇脍炙人口的古代诗文，也借古人的好诗文给自己壮壮胆子，拿出来，与朋友们交流，更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篆刻选》序
如果说接触书法首先是由家严强迫我写字开的头，那么与篆刻结缘则与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两宗事：一是读了我的恩师郭子直教授编著的《现代汉语》讲义附编《汉字形体演变》。在这本教材中，郭教授以精确而又平实的语言论述了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其中列举了大量古文字资料，同时也是历代书法、篆刻精品。我第一次集中地看到这么多古代书法篆刻瑰宝，心中十分激动。我的确被这些古代书法、篆刻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折服了。应该说是“一见钟情”。二则，也就是在此时，公元１９５８年全国大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中文系的学生也烧砖、建硫酸厂、塑料加工厂……很热闹。“勤工俭学”更是一时风气，学生自己办旧书店、洗衣店、理发店，钉鞋、补衣，收几毛钱给自己挣点书本费。我的好友同班同学张厚墉兄是调干上学的，他上大学前曾在化工部门当过学徒，办硫酸厂他就是技术员、设计师、施工员。他还刻过图章，他鼓励我和他一起利用业务时间为同学刻图章。他在刻图章时全神贯注，我还为他画过速写，上边题了“技师张达”四个字。也就是这个诱因，使我和篆刻结了缘。以后的几十年间，篆刻一直若即若离地伴随着我。在此后的岁月，我虽然刻的不多，但始终未曾忘怀。那时，我正跟田登五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画，还为自己刻了一方“登五门下”的小印。田老师曾师从齐白石大师学画，看了我的处女作，还鼓励了一番。
１９６３年我辗转调至西安市幼儿师范学校及西安市七十五中学工作。此后九年中，虽然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拜识西安美术学院陈瑶生教授、大画家韩秋岩两位老师兼学生家长，却给我研修艺术开启了新的境界。特别是韩秋岩老师，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飞机制造，回国后曾在玉门石油矿务局工作，在戈壁滩上实现他科技兴国的宏愿。１９４９年解放后，他把自己的家产捐出来为家乡办学，为苏州创办机械制造厂，给苏州市政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到西安后，他曾任西安农械厂总工程师，兼任中国机械学会理事。同时也是省市主管工业领导的参谋和顾问。退休后他还用很短的时间编写了《中国机械工人必读》一书。这位精力极旺盛的学者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书、画、篆刻上。我认识他正是在他个人处境十分窘迫的文革时期。当时居委会的革命老太太监督、改造他，抄写大字报就是居委会不断给他的革命任务。我出了“牛棚”还时不时地模仿他的字替他抄大字报，为他分担点负担。韩老说我学得像，我心里也有点小安慰。
韩老五十岁学画，以吴昌硕、齐白石作品为楷模。见到吴、齐二先生的一张画，他一临就是一二刀宣纸。在长安画派中他的大写意花木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他的白菜、胡萝卜等品种得到过同辈艺友的极高赞誉。他七十岁开始学刻图章，师从小于他十多岁的后来为终南印社第一任社长的李滋煊先生。那年月没有钱买印材，他把旧砚台锯成小块刻印。没钱买砂纸，他就在他所住的向红三村楼下的水泥地上磨石头。不好刻其他内容，他就刻《毛主席诗词》印谱。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他刻了几百方图章和边款。他刻《革命英雄印谱》，刻当时的革命口号，这一切都是在他只领十八元生活费还要养家糊口、还要不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时做的。对艺术的执著、痴迷使他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痛苦。始终乐观、充满活力的精神更深深地激励着我：活下去，搞艺术。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我又拿起了刻刀，跟随他学刻图章。也是他老人家带着我拜识了当代篆刻大师李滋煊先生、陈泽秦（少默）先生。也是在他的画室我结识了当代青年篆刻家傅嘉仪、赵熊两位兄弟。１９７９年，西安印友们发起成立终南印社，把我列入发起人名单，并让我担任了第一届理事。终南印社是文革后在北方最早成立的印社，后来印社活动一直在老前辈书家和印人刘自椟、陈之中、陈泽秦、黄永年、李滋煊、韩秋岩、宫葆诚、程克刚等先生的关怀下开展。当时雅好艺术的政要陕西省委书记李尔重先生也时时到印社与大家切磋艺术共话沧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互相交流促进艺术的进步。时时向老师们请教，更是艺术进步的活的源泉。１９７２年，我调到冰窖巷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距刘自牍、陈泽秦老师家很近。在刘老、陈老的直接指导下，我从勾摹古人的印蜕开始仔细研究古人篆刻的字法、刀法、章法，体会不同风格印人的创作思想、形式美的规律、技法表现。现在印谱出版的多了，学习篆刻的资料多了，几乎没有人再勾摹印蜕了。但我觉得通过勾摹印蜕去习印是很有趣的获得感性认识的学习过程。它和直接奏刀临印有相辅相成的好作用。我抄罗福颐先生所著的《印章概述》的文字，勾摹其中的印蜕，勾摹《冰铁印存》，勾陈曼生印谱……动荡的文化革命后期，在冰窖巷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自治印谱，我勾得上瘾。终南印社请黄永年、陈泽秦等老师做篆刻讲座就是在冰窖巷这个特殊的文化沙龙举办的。“文革”后期，西安莲湖区教育局在钟楼西南角办的大批判专栏上，我在瓦片上用篆刻技法摹刻了秦诏版，用石头摹刻农民起义印，用城砖刻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算是“学用结合”，既应付了运动，也练了篆刻。调到西安市文物局小雁塔保管所工作以后，有条件接触省内外书法、篆刻文物，使我对秦汉印的美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与体会，也更使我明白了篆刻艺术的最基本的审美追求。在文物系统工作，使我有幸拜识了秦汉史学者、近代篆刻大师罗福颐先生。在书法史论研究和篆刻艺术创作上，罗先生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关于缪篆与鸟虫书区别的论断，他摹刻“阳陵虎符”、“新?虎符”的严谨治艺精神使我受益匪浅。他为西安文物、文化系统许多朋友所治之印所体现的秦汉印风更使我久久不能忘记。和傅嘉仪、赵熊、李成海等兄弟的经常合作、交流，更使我不断获得新的启迪。１９８１年参加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我结识了全国许多书法前辈和艺友。一些前辈本身就是当代篆刻大师，结识他们，向他们学习，是我的幸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的篆刻老师遍布神州大地，我学习的范围更大了，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诸多艺友们。
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两次与傅嘉仪老弟出国访问，我们一起为日本朋友作书、治印，更使我从这位才思敏捷、聪颖过人的当代篆刻大家的笔下、刀下学到了不少东西。嘉仪已矣，是当代中国书坛、印坛的一大损失。中国当代书法篆刻艺术史不能忘记他的艺术光彩。他痛快淋漓的即兴篆刻创作，刀趣、字趣正在朱白之间，犹使我时时忆起，我后来两次去台湾、四次去韩国为中外同道治印时还时时忆起我们在东京一起治印时那爽利洒脱的时刻。由于他在篆刻界的成就，被公推为终南印社第二任社长。他和印社各位印友客气、谦让，让我和前辈老师并列为印社顾问，我实在惭愧。论篆刻我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秦汉印、故乡不断出土的古?印、陶文给我们提供着丰富的传统滋养。在篆刻习作中，我以秦汉为基础，时时试以甲骨文、金文、秦汉陶文入印，我的恩师已故古文字学家郭子直先生还指导我以楷书、隶书、草书入印。所谓“印从书入”，把书法和篆刻结合起来，算是对篆刻求新求变的一点探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当代美术史大师王子云教授的奖掖中得到了近代篆刻怪杰王青芳先生的木板印谱原拓，使我对王青芳先生这位齐白石大师的入室弟子作品的创新精神和标新立异的篆刻形式发生了极浓的兴趣。１９８５年到西安交大后，有幸在陕西省文物局王修老师的书房里读到齐白石的另一位弟子周铁衡先生的印谱，其深厚之气、雄壮之力、朴茂之神更深深地感动着我。特别是印谱上齐白石先生的点评，更使我茅塞顿开。
几十年过去了。蜗牛爬行着，总会留下足迹，同道们喜欢用“雪泥鸿爪”来比喻印痕。在篆刻艺苑，刻着、琢磨着，时时留下几个印模，时间久了，竟然也有几百方朱白印迹。整理筛选，尚有可观，没有刻意追求什么，也没有那么多功利目的，所成之作，倒也自然、平静。编集成册，做个小结，以求教于师友，也对现在目力渐衰难以奏刀，聊表遗憾之意。
《钟明善艺术世界》序
岁月匆匆，转眼已过了花甲之年。
六十三年前，我出生在关中平原腹地秦都咸阳沣河东岸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最质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教育，也是我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我年轻时的理想、信念与信条。佛家的理念在普通农民善良的心中化作了积德行善的具体行为，我的父母所奉行的就是这一信念。这就是我从小就接受的最质朴、最纯真的素质教育。渭北的高原荒冢，农田里随处可见的周秦汉唐历史文物残片和对书画的兴趣更是伴随我童年时代摆脱痛苦的慰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三秦大地滋育了我，报效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信念支撑着我的精神和灵魂，也成了我前半生在一次次绝念前继续生存的动力和愿心。平民意识、平常心、菩提心、平静心支持我面对这纷繁而不安的世界，从昨天走向明天。
年纪大了，总喜欢回忆自己的过去。那些充满痛苦和不幸的坎坷，也成了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梦境。“人生如梦”，那些匆促、恍惚的梦，正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历程。六十多年来，我做过许多多彩的梦。年轻时，抱着儒家入世的朦胧理念，未到“而立”之年，很快就被二十多年持续的阶级斗争、极左思潮的严酷现实击碎了。我没有经国济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朋友那样有对人类生存有直接作用的真才实学，只能做点命中注定被历史误会和潮流卷入的文化课题。在新旧交替、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我们所处的是充满各种复杂状况极不平静的环境，这课题进行中还不时受到各种非文化因素的干扰。在这课题中游艺，有时很高雅，有时很近俗；有时很圣洁，有时很平庸；有时很保守，有时很前卫；有时很单调，有时很丰富；有时很热闹，有时很孤独；有时很安逸，有时很险恶；有时很宏阔，有时很琐碎。进入这个课题我们时时会感到困惑和不安。但当我从书法研究入手清晰地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正是这一课题的灵魂与生命的时候，我突然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是我在三十多年迷惘困惑中的偶然感悟。这一感悟，使我把自己所研究的课题自然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承传的序列之中。在平静的艺术史论研究、艺术实践与联想感悟中我逐步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重要内涵：一是“阴阳对立统一观”。这是中华民族自远古就有的朴素的哲学理念，是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遗传因子的宇宙观、世界观、方法论；二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念。这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渊源。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艺术哲学领域，就成了与逻辑思维同时存在的形象思维、意象思维、灵感思维。这也正是我在大文化课题中游艺的精神支柱。
四十年来，画家梦破灭了，儿童诗人梦破灭了，文学研究梦也相继破灭了。历史的误会，书法文化成了我研究的主课题。随着国运的好转，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我又逐渐地捡起了过去梦的残片，在诗歌、国画、戏曲、音乐、雕塑、民间美术、民俗学、文字学、史学等领域都唤醒了昨日的恋情。我真的成了杂家。已过“耳顺”之年，画家梦、诗人梦虽然早已不做，但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寄情状物的兴趣依然未曾泯灭。梦的残痕，化作了笔下的文字与图迹。
感谢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传统文化教育和书法艺术研究方面给我过誉的肯定与鼓励。我诚惶诚恐。
感谢我所就职的西安交通大学。这个百年老校的文化先贤唐文治、沈曾植、叶恭绰、彭康等国学大师、书画家、诗人，创造了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业绩。他们是我心中的偶像。步大师之后尘，成为交大讲坛上一名普通教师，我感到自豪，也感到使命之沉重。
感谢西安交大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给我以厚爱，准备集结出版我的系列论著、教材、韵语、书画作品集，师友们品评我的诗文书画的文章、题辞等也辑为一册同时出版，并冠以总题“钟明善艺术世界”，算是对我几十年教学、研究、艺术创作成果的小结。错爱之情，万分感激。一孔之见，深恐贻误读者。
感念之言，难以为序，勉为之序。诚望师友、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