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 本名曹滨，1966年生。江西省湖口县人。曾在武警部队服役五年，现供职于江西省湖口县文联。中国散文学会学员，中华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九江市作家协会理事。曾荣获“2007年度中国百篇散文”优秀奖。著有《太阳照在泊洋湖上》，《甜枣?苦枣》。
女理发师
那间理发店很不起眼，看上去丝毫没有装修过的痕迹，陈旧且落俗套，要不是门口竖一块写着“理发”两个字的牌子，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间理发店。这的确是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理发店了。
如果不是朋友的介绍，我可能不会走进这个理发店。
店里的理发师是位五十开外的女人。她的头发好像染过，看上去不是那种自然的黑色，一件蓝工作服年头穿到月尾。一把过时且老旧的老式理发椅庞然大物似地摆在那里，上面的白漆掉得差不多了，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贴在对面墙上的那块水银镜子显得斑斑驳驳，水银脱掉了一大半，照着人就变形如同怪物，一条用于顾客休息的绿色木条椅，坐板上裂开一指宽的裂缝，给人感觉坐上去会夹屁股似的；靠里墙边的左角摆放着一只如同箱柜的柜子，里面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一块门上的铰链坏了，半边门半耷着，好像要掉下来似的，一张旧晚报遮掩了里面的东西；另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旧条桌上，放着推剪、削刀、刷子、围裙等必备工具，背刀片挂在门边上，理发时不时地在上面来回地背几下，然后摸摸刀刃锋利不锋利。卷闸门的左角放着洗头的水瓷盘子，松松垮垮的，好像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上端是盛水的铁皮漏斗状的水箱，有人理发洗头就往里面灌水，一遍不够，一般要往里面倒两三次水，才能洗好一个头。屋顶四周布满了灰尘和蛛网。卷闸门的另一角长年放着一只煤球炉，炉子上放着一把硕大的水壶，从早到晚冒着热气，傍边堆放了一些煤块，生煤炉用的。有时煤炉上煨着一只陶罐，炖着肉还是什么，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一股香气袅袅升腾，然后弥漫了整个屋子，直往你的鼻孔里钻，有时禁不住要打一两个喷嚏。一只花色的肥猫不停地围着那炉子转，仰着脖子希望能从陶罐里叼出一块或半块肉或骨头，然而总是被主人警觉而及时地赶开，它就跳到那只绿色长条椅上或是那只破柜子上面，喵喵地叫几声，女主人就要骂：这馋猫！花猫是主人的宠物，虽然骂得凶，却不见打它，有时还很细心地喂它吃食，说，乖乖，多好的伴呵，听话。
我之所以称她为理发师，是因为她的理发手艺我毫不怀疑，而且十分佩服。她的手艺是祖传的，也是无可挑剔的。她和她的父亲曾经都是国营理发店里的理发师。父亲是老师傅，她是少师傅。那时对于一个年轻的姑娘学理发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据说是父亲要她学理发的。况且她还是共大的毕业生（那时共大毕业生算中专学历，而且分配工作，从这一点上看，在那个时代她算是个知识分子），县里许多中层干部都是她的同学，而她却成了理发店的一名正式员工。后来国营理发店破产解体了，她和父亲赖也赖不住地回家了。但她却没去求那些当官的同学。父亲虽然年纪大了，可她还年轻，她想总不能窝在家里坐以待毙吧，于是就自立门户开了这家理发店。
最初到她店里理发的都是些她曾经的老顾客，后来才有许多新顾客。我经常去女理发师那里理发，不仅仅是因为她收费便宜，更重要的是她的理发手艺过硬，而且服务十分热情到位，理发、刮须、掏耳等等，那一招一式都见功夫，而她理发让我感觉不是在理发，而是在把玩一件艺术品。特别是修面，剃刀在脸上走过，就像轻风拂过一般，给人特别舒爽的感觉，那才叫做享受。不像那些装璜漂亮的所谓理发屋、美容中心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摩登时髦，露得恰到好处，性感得刺人眼球，但她们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她们理发基本不用推剪，也不刮须修面，只是所谓的干洗吹风，然后是给你捏捏手，或捏捏肩膀，所谓的松松筋骨。即便个别使用推剪的，却有点像乡下人割茅草，给人一种太敷衍的感觉，当然价格的高也就可想而知。这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的几句顺口溜：地生剃头，世上难谋，舀瓢冷水，死揉活揉，揉个半日，还是个毛头。天底下没有不爱美的男人，也没有不想多看几眼漂亮女孩子的男人。我也不例外，想把自己变得漂亮，也乐意欣赏漂漂亮亮的女性，我不是那种顽固不化思想守旧的古板男人，爱美是人的天性。但她们的手艺却让我望而却步。
慢慢地我就成了女理发师的老顾客了，而且还经常推荐朋友去她那里理发。从这一点上，女理发师好像有点感激我的意思。所以我每次去她那里理发，她总会主动与我攀谈点什么，比如：孩子的学习成绩，父母的身体健康，县里的人事变动，工资调级等等，好像她什么都感兴趣都很关心，有时也给我说她在街头巷尾听来的奇闻轶事，有时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天生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对于她的问题我只以“嗯、呵、哦”来敷衍应付了事。尽管这样，每次去她还是禁不住要问这问那。我去她店里理发，总是猜想，那只老式的理发椅和那张旧条凳是不是当年国营理发店的产物？这种猜疑在以后和她交谈的日子里得到了证实。实话说，装璜漂亮甚至带有几分性感的美容中心、美发屋如雨后笋，层出不穷。可是一想到那些地方，心里就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我的思维和脚步。也许是市面房租太贵，所以她选择了这个偏僻又不显眼的地方。不到十平方，据说开张营业，她只把卫生打扫了一下，既没搞开张仪式，没请客，也没挂牌放爆竹。开张是悄然的，不像现在许多所谓的美容美发廊、美发中心、理容休闲等，不但装璜气派考究，而且定要热热闹闹地山吃海喝一顿，还要散发许多宣传单，到电视台点歌，发什么会员优惠卡等，好像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似的，否则就对不住自己和朋友，但他们的理发手艺却实在不敢恭维。所以我经常向朋友推荐这个理发店和女理发师，因此她的理发店也就显得很红火，有这样的生意对她来说似乎很满足。有时生意清淡的时候她也去旁边的几个卖南杂的店铺里看人家打牌，但她从不打。有时别人也去她的理发店坐坐聊聊天，说些家长里短无油盐的话，或者是听来的见闻。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家伙到她那里理发，一进门就问：有按摩吗？她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要按摩去美容厅！冷冷地把来客呛得满脸通红，知趣地走了。她便“呸呸呸”朝那走去的吐唾沫。
女理发师看上去并不漂亮，左眼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据说是年轻时与丈夫吵架留下的。当然漂不漂亮与理发手艺无关。据说她和丈夫都世居县城，但都没有什么背景。我从没看见过她丈夫来店里帮过忙。听说她丈夫是啤酒厂的锅炉工，前几年企业一窝蜂地搞改制，丈夫也下岗了。当时啤酒厂在县里很红火，许多县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家属子女都往那里安排。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改制了，有技术的没技术的各奔前程去了。他丈夫好像没什么技术，曾经是个搬运工。个头矮小，而且又黑又瘦，长相就不太好形容了，给人一种弱不经风的样子。但我经常见到他，穿得拉里拉耷的，俨然一个老头。蹬一辆人三轮车，去满街饭店收泔水，然后拉回家喂猪。据说他在家里养了好几头猪。有人说他赚了不少钱，是个死做活不吃的人，是否真的如此，我不清楚。尽管如此也没博得女理发师对他的好感，因此女理发师也从不与别人谈起她的男人，似乎这是很丢人的事。但我知道他从不去店里帮老婆一把，甚至他的脚从来就没踏进过理发店的门。
我感觉到他们夫妻关系似乎不怎么样。有人跟我说，他们结婚后只生了一个女儿就再也没生了，而且分床而居，不许男人进她的房间，更不许碰她的身子，一开始他们经常打架，后来大概是两个人都折腾累了吧，就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听口音男人好像是个外地人，是不是上门女婿就不知道了。但我想在他们那个时候生两三个孩子应该不是问题，究竟为什么谁也不好说，人们只是猜测他们夫妻关系不好，家里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所以在她家里丈夫便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我常去她的店里理发，所以就熟了。但她从来不讲她的家庭，讲得最多的是她的女儿，我没见过她女儿，也没见她女儿来过理发店。她说女儿前几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学的是财会专业，现在广东找到了一家大公司做会计，工资待遇不错。她还说等女儿成家了，她就去那边帮女儿带孩子，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也不回来了。她说再坚持几年，多帮女儿攒点钱，将来女儿结婚多贴补点。我说你真是好福气哟，生了一个这么争气的女儿。
也许是理发店的位置不好，一到冬天总有一股凛冽的寒风不期而至，吹得地上的发屑满地飞舞，让人禁不住要打一个冷颤。那煤球味儿就更重了。还有那只肥硕的花猫就跟在她的脚下蹭来蹭去，试图找到一些温暖。
母亲
已经是夏天。一柄半新的太阳伞斜插着，巴掌大的背荫处遮着那只红色的脚盘和她的半个身子，以及被她剖好剁成块的鱼。她手中握着一根柳条不停地挥舞着驱赶那些赶跑了又飞回来的绿头苍蝇。那只红色的脚盘很扎眼，一只小型增氧器像患了严重哮喘的病人，急促地冒着细微的气泡，脚盘里的鱼显然因供氧不足，大部分已经翻起了白肚儿。如果不是一股浓重的鱼腥味直呛人的鼻孔，我真的会误把眼前画面当成一副现实派的油画作品了。
她望着脚盘里翻了白肚儿的鱼叹息了一声。但她的叹息很快被一辆又一辆疾驰而过的豪华轿车碾碎。
这个女人的丈夫曾是我单位的下岗工人，说起来也是我的哥们，只是命运没让他活到四十。除了叹息她几乎没有什么话语。她继续贯常的动作，一边用柳条驱赶苍蝇，一边喊：便宜卖，鱼便宜卖哟……眼睛迟缓地扫视着过往的行人。即便是这样，好像并没有多少人对她的“便宜卖”感兴趣，倒是招来了几个老汉和老太太，凑过来和她讨价还价，拣鱼，她称鱼时把秤杆翘得老高，在买鱼的老人很满意地看了看秤星后，她手脚麻利地打鳞、剖鱼。她心里充满了感激。
时近中午，她的鱼还没卖完，她对旁边的一个摊主打了个招呼，然后脚步匆匆地回家去了。这个时候她必须回家，鱼卖多卖少在这个时候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因为她的女儿快放学回家了，女儿马上要高考，她得回去给女儿做饭。
然而这个场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有时一连几天也看不见她的人影子。
以前女儿放学都要来替她照看摊子，让她回家做饭。然后母女俩坐在摊前把鱼腥味和街头的市声、灰尘连饭菜一并吃进肚子里。自从女儿上了高中，她再不让女儿替她照看摊子了。每到快放学的时候，她就赶紧回家把饭做好，再把那只小闹钟调好，好让女儿吃完饭再睡上一会儿，然后让小闹钟把女儿叫起床上学。自己就提着饭筒返回到摊位。一次，女儿情不自禁地绕到她的摊前，想帮她一把，却被她一顿责骂：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知道用功，你想将来跟我一样摆摊卖鱼？！女儿被她骂回家，很委屈，一路抹泪。此后，女儿再不敢去了。
每次上班路过那里，看到她很落寞的神情，常常让我莫名地心痛。她眼睛呆滞地望着天空，那柄太阳伞破了一个洞，从那个洞里漏出的一点阳光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她是不是想起了从前？想起了的丈夫？不得而知。
那时候她丈夫长得很帅气又聪明，虽然家在农村，可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企业工作，由于勤奋好学，很快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领导器重赏识，同事也尊重佩服他。那时她没有工作，是个农民。他们刚结婚不久，为了照顾丈夫和出生不久的女儿，她从农村来到县城，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在八十年代中期，像他们这样的家庭确实挺让村里人羡慕的，都说她的命真好。幸福和自豪在她心灵的原野上抽出了嫩芽。
那时丈夫的单位很火红，工资福利都不错，他们的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后来丈夫托关系给她弄了一个招工指标，落在一个不大景气的企业，但不能上班，上班是什么滋味，她一概不知。然而对于她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她从心底里感谢上苍赐给她一个好丈夫！而丈夫生怕亏待了她，想尽一切办法多挣钱，尽量让她和孩子吃好些穿好些，不至于叫人看不起。
那时县城街头巷尾流行气球，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卖气球很能赚一把，一只气球卖五毛，大的能卖一块五，对他来说这是个既能挣钱又不要多少本钱的买卖。关键是氢气，但这个对他不是什么难事，他懂得制氢气的办法。她却不懂。于是他在家里用土法制氢气，然后把灌了氢气的气球叫她拿到街头上卖，几年下来，收入很可观。他们的梦想就那五彩斑斓的气球里，他们兴奋着、陶醉着、憧憬着，未来就像鲜花开遍的原野，五彩斑斓。
然而在那个幸福背后，凶残恶魔正在张牙舞爪，悄然而至。那次她丈夫在家里制氢气，因为那个装氢气的容器没有压力表，平时他都是凭感觉和经验往里面灌气，此时，感觉和经验却变成了一个阴险的杀手。就在他往容器里灌氢气时，突然一声巨响，容器爆炸，烧碱四溅，接着火光腾腾，房子炸裂了，他的眼前霎时一片漆黑，皮肤重度烧伤，被送进了医院。之后又多次辗转省、市的大医院治疗。医药费仿佛是个无底洞，所有的积蓄用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被掏空的家庭换来的却是他一只眼睛仅0.1的视力。那年她不到三十，红润的容颜跟霜打过般憔悴、枯萎，两鬓泛起了霜花。
一天，丈夫对她说：你带着孩子走吧。你还年轻，我不能拖累你……泪水在她眼睛里像断线的珠子又一次滑落。她哽咽着说：你想到哪里去了，只要你人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丈夫的泪珠落在她的颈窝，滚烫滚烫的，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为了这个家……
她擦干了泪水，向亲戚借了点本钱，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去鄱阳湖边的渔船上贩鱼，然后拿到新街口上去卖。丈夫帮不了什么，黑灯瞎火的，只能给她做个伴。其实贩鱼的营生并非她想像的那么简单，身强力壮的鱼贩子常常把品相好的鱼一抢而光，她抢不过别人，就只有把人家抢剩的鱼贩回来卖，自然也就卖不了好价钱，但好歹能糊口生活。有时却是空手而返，甚至一连几天都贩不着鱼。贩鱼本来是薄利生意，特别是夏天，卖不完就要亏本。有时她会送几条没卖完的鱼给我，也送给帮助和接济过她的朋友和邻居，说，今天生意不错，给几条大家尝尝。其实我们很清楚，那是她没有卖完的鱼，但不好明说，怕伤了她的自尊。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生活再难，她从不去找丈夫的单位要求照顾，也从不说跟别人说自己生活的难处。其实说了又有什么用？丈夫的单位已破产了。几次我去她家慰问的时候问她有什么要求没有，她总是摇头，说，谢谢领导的关心。然而每次从她家那狭窄又阴暗的房子里回来，我总要难过很久。我的能力除了争取给予她家适当的补助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向她这位善良的乡女伸出怜悯之手，而是再次向她射来一支更加恶毒之箭，穿透她的心脏。在丈夫炸伤的第二年，那天傍晚，丈夫突然说肚子痛得利害，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淌，脸色煞白。她把丈夫背到医院，医院要她先交2000元的住院费，她一时拿不出，一直拖到第二天，等她借齐了住院费时，丈夫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天旋地转，山崩地裂。她感到天空塌下来了。
风言风语游来荡去，像把锋利的软刀，在她的伤口上剜了又剜。她觉得自己的命比黄连还苦，可她已经没有泪水可流了，继续她贩鱼的营生。看着母亲辛苦操劳而迅速衰老的样子，女儿想到退学，外出打工。一天夜里，女儿把这个想法告诉她时，她狠狠地甩了女儿一巴掌：“你想活活气死我吗？伢仂！”然后母女抱头痛哭。女儿说：“妈，我学绘画要好多钱啊……”“妈知道……你是妈的盼头啊！你爸走了，你不能让妈没盼头呀……” 母女沉默无言。她们相依为命，女儿继续读书，她仍然贩鱼。
女儿终于如愿以尝地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的一幅题为《母亲》的作品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赞叹。同学问她：那画中太阳伞下挥舞柳条驱赶苍蝇的卖鱼人是谁？她说：是我的母亲！说完，她心里充满无限温暖，觉得此时的阳光像童话里顽皮的小孩在那把太阳伞上面蹦蹦跳跳。
同学们一时无言，啧啧的赞叹变成了诧异的眼神。
楼下的女人
“咚、咚、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清晨或深夜，楼下总是传来一阵阵急促而铿锵的棒槌声，直撞你的耳鼓，让你无法静下心来读书，写作或睡觉。楼下的棒槌声常让我无法安宁。我常埋怨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埋怨盖房子的包工头一定是偷工减料，心黑。妻子常说我不该这样说包工头，住集资房有那么好？
妻子说楼下换了主人，楼下什么时候易了主人，我怎么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埋在书堆里怎么知道？妻子不无怨愤。我确实是个没用的人，除了看书写作什么也干不了。哦，原来楼下易了主人。新的主人浑身带着乡村的气息。楼下的夫妻来自哪个乡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妻说楼下是从乡下来的一对夫妻，进城带孩子读书；男的没手艺，在什么厂子打工；女的没技术，在街上捡破烂，为的是挣钱供孩子读书。他们望子成龙心切。我知道像他们这样进城租房带孩子读书的不少，都认为城里的教学质量好，所以一窝蜂地往城里迁，城里的住房因此就变得十分紧俏，城市也变得越来越拥挤，而且租金昂贵。即便如此，乡下人还是乐此不彼，迁学，租屋……弄得乡村的中小学教师怨声载道，说乡下的学校都快成空壳了。
原先我楼下住的是一对新婚夫妻。听妻子说楼下先前的主人在市里买了房，花了几十万，住到市里去了。县城距市区不远，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不少人都在市区买了房，这个我有所耳闻。哦，我心不在焉地应了声，说那对年轻的夫妻可真有钱呢，工作没几年就能到市里买房；我们工作二十几年了，连想都不敢想呢。妻揶揄道，人家哪像你只会爬格子却挣不了钱；别看人家年纪小，可会挣钱了！我苦笑笑说，人各有志，哪能比呢？说着顺手拿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心不在焉地翻着，其实根本看不进去，只是为了掩盖我自卑的心态。
我常闭着眼睛瞎猜想：这个刚进城的楼下女人，一定是一位勤快、贤慧而有力的女人吧，不然她捣衣的棒槌怎么会捶得那么震响？整个一栋楼二十几户人家都能听到。我对楼下女人的品德丝毫没有怀疑的意思，只是她把住单元式的宿舍当成了乡村的单门独院，把水池当成了乡村池塘的浣衣埠头了。她仍然按照她在乡村的习惯在城里生活。
我有过乡村生活经历，想这种捣衣捶布的声音，若在乡村的早晨一定是悦耳而动听的，也是美丽动人的。那种有节奏的浣衣声，在清晨的池塘边响起，把宁静的乡村从睡梦中唤醒，也把那些贪睡的男人从美梦中唤起床。那种悦耳、清脆的捣衣声就连林子里的鸟鸣也抵它不过，羞愧地停止住自己婉转的歌喉，钻出林子飞得老远。乡村的早晨因此而变得富有诗意和情调，甚至还有几分浪漫的气息。我丝毫没有瞧不起这位刚进城的乡下女人的意思，只是想她忽略了在城里生活与乡村住家的差别，宿舍楼毕竟不是乡村的单门独院，整个一栋楼住着许多的人，楼上楼下，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有在校读书的孩子，还有上三班倒需要睡觉的职工，还有像我这样需要看书写作的人，甚至失眠者。城市的生活节奏使很多人患有失眠症。这些她不知道，也许根本就不会去想。这当然不能全怪她了，她也是进城谋生活的人。她也许习惯了乡村的生活，而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使她难以改变，所以在城市她依然按照乡村的方式去生活。每到周末他们还得赶下乡去干农活呢，虽然他们在城里生活，但乡下的土地不能丢，每到星期天的下午，大包小包地装了许多的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进城，以此节约一些开支。城市的繁华并不能改变他们勤劳俭朴的本质。
楼下棒槌捶衣的声音，总是在你想看书写作或正要入睡时骤而准时响起，“咚、咚、咚”。我一听见那“咚、咚、咚”的声音就心烦意乱，而且痛苦不堪。我的失眠被楼下捣衣声弄得愈来愈严重。有时我很想下去制止，却被妻子挡住。说人家也不容易，在城里干劳力活不起早贪黑怎么行？！我说，他们可以买个洗衣机嘛，既可以减轻劳动又不至于影响他人。妻说，你以为人家和你一样拿工资，用洗衣机费水费电，人家哪用得起？乡下人是处处精打细算，一分钱要当成两分钱用的。妻子的话把我噎住了。因此在这个时候只有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到最大，试图压过她的捣衣声。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我的小孩刚出生，为了不影响左邻右舍和楼下的住户，我们在孩子睡的摇篮下面垫上一床薄棉絮，以此把摇晃摇篮时的动静降至最小。即使这样，楼下住户的女主人还是多次上楼敲我家的门，说摇篮摇得声音大了，影响了她看书，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租了一处平房居住，等到孩子不需要再用摇篮的时候再搬回原处。以此避免了与邻居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磨擦和不愉快。
楼下的女人似乎很健谈，不到三十的年纪，却生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纪大多了，脸上有些许岁月的皱纹。她男人好像在金矿湾的一个钢铁厂打工，不常回来，似乎没有星期天，或者是放弃了休息，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来养活一家四口，还有乡下的父母吧。偶尔在深夜一点敲门，太概想女人了吧。男人回来，夜深人静，楼下的动静更响。那种幸福的呻吟和床板吱吱的响动，让人不想入非非都很难。下雨的天气，楼下的女人会敲我家的门，脸上堆满歉意的笑容，找我妻子聊天，也没什么正经事，多数是一些不咸不淡的家长里短，或者是一些没油盐的乡下事情，也谈一些关于庄稼的收成等等。又说在城里过日子出门动脚都得花钱，水呀电呀……等等。而谈得最多的是她在城里捡破烂的事情，她说有时一天能挣四五十块，比在乡下种地要合算多了。她就怕下雨，一下雨就没法出门了。一说到这里，她就满脸的怅然，一声长长的轻叹。
她男人不常回家，一回来就是女主人忙碌的时候，因为男人一回来总要领着一帮朋友，大概是他打工的同事吧，朋友来了便少不了吃喝一顿，有时是中午吃过了还要留着吃晚饭。她似乎也不嫌烦，弄饮做菜，忙前忙后，毕竟不像乡下的大锅大灶，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我发现楼下的住户人缘特别好，经常宾客盈门，不知道是亲戚还是朋友，每次有宾客来，她家里就特别热闹，女主人在厨房里咝咝啦啦忙得不可开交，男主人则陪着宾客麻将声声。吃饭喝酒的时候，划拳猜令的喧闹赛过街道上的市声。好像他们也没有关防盗门的习惯，一顿饭吃下来没两三个小时，不行，醉倒几个是常有的事，仿佛这样才显得主人的盛情和大方。她家来客的时候，我家的门总会被楼下的女人敲响，一会儿借碗筷，一会儿借椅凳。我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
不知道是我住的不是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居住，怎么着也说不出个滋味来。当初选择这个地方也是迫于无奈，孩子都读小学三年级了，我们还没有住上一套像样的房子，这对于一个在机关里混的小干部，说出来似乎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那时住的虽然是破旧不堪的平房，经不起刮风下雨，倒也确是冬暖夏凉；虽然在山顶上，倒有绿荫的庇护，爬山坡在我的感觉中比爬楼道好。这样的住处，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县城里，显然有点落伍。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那确确实实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这也许是所谓文人的臭毛病吧）。碍于面子，父亲腆着老脸找他曾经的部下要了一套集资房的指标。据说当时集资房指标有余，但要的人也不少。于是我们一家才在1999年的12月1日，很体面风光地搬进了现在的新居。
我不知道楼下的女人要租居多久，“咚、咚、咚”的棒槌声要持续多久。我猜最起码要到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的身体肯定吃不消。我想唯一的办法只有换个住处，或去城郊租一处农舍安身，或者干脆下乡回老家盖一栋平房，离开这个喧哗的城市。在乡村，也许更适合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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