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到了，现在是每学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在这最后一个月里，美国的很多高中都有一个专门为毕业班设置的“课程”，叫做“毕业生项目”（Senior Project，或者我们就把它译做“高三项目”，这样比较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高三项目”是高三学生毕业前必须做的一个项目，他们在五月中旬就停止全部课程，开始做“高三项目”。从内容上来看，这些“高三项目”有的可以说是学习项目，有的可以说是研究项目，还有的干脆就是实习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技术专长、个性特点或学习兴趣选择题目。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个学校的“高三项目表”就列举了如下一些项目：电台演播、数学辅导、写电影剧本、制作和买卖首饰、出版小说、组装电子吉他、烧陶、创作壁画、为高尔夫球新手制作解说录像带、撰写家族移民史、儿童书籍插图创作、参加环境保护清理活动、编辑美国文化摄影故事、制作小学生电脑游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名叫齐乐。她从五月中旬开始跟我做“高三项目”。齐乐是个纯粹的美国人，但她从六年级就开始跟我学中文，后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在高二那一年，她去中国待了一年，跟一个中国家庭住在一起，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就读。从中国回来后，她的中文大有长进，已经可以用中文跟我流利地交谈了。中文是齐乐的强项，所以齐乐选择辅助中文教学作她的“高三项目”。现在，她做我的教学助手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在我的课堂上，齐乐给我的学生讲述她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她给他们展示她在中国学校穿的校服，给他们听她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中学生喜欢的流行歌曲，还教他们唱呢，弄得我的学生一天到晚在楼道里唱：“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她还给我的学生看一张标有在北京的所有外国快餐馆(大多是美国快餐馆，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客咖啡之类)的地图，告诉他们如果你有朝一日去了北京，你会很需要这张地图的，因为，你毕竟不是中国人，中国饭毕竟不能天天吃，云云。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齐乐，他们从齐乐那里看到了学中文的前景，他们从齐乐那里感到了学中文的用途和乐趣。齐乐自己也非常喜欢做这个“高三项目”。她在我的中文课上，实实在在地应用了一把她的中文特长。她亲眼看到我的几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因为她的出现而受到极大的鼓舞、而真想努力把中文学好。
我想，齐乐这个“高三项目”做下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她今后会选择做一名教师，或者去中国教中国学生英文，或者在美国教美国学生中文。这个“高三项目”是她运用自己的专长、尝试教学的一个机会。即使齐乐大学毕业以后不做教师，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做教师，因为这次实习使她了解到做教师的利与弊，使她将来可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做一个明智的而不是糊涂的决定。这其实也正是美国高中设置“高三项目”课程的目的之一。
然而，我们中国的高三学生高中最后一个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在中国，高中毕业生别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了，他们要做到恰恰是自己最没有兴趣的事。那就是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我有一个外甥，去年参加高考。高考前的紧张状态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早到晚地复习，除了一日三餐出来一下以外，其它时间都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台灯下。有时候你看见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觉得他走路都打晃晃。我对我妹妹说，有必要这样吗？能不能让他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短途旅游、和同学聚会啊什么的，放松放松。我妹妹听了这话，大概是觉得我在指责她不让孩子放松了，就说出下面一连串的话来：这个制度要你这样，你就得这样。它要你对每一道题都死记硬背、都对答如流，你不会，人家都会，你竞争不过，怎么办？差一分，就可能是命运之差、前途之差，那叫真正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不这样，你怎样？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不会叫他这样。不是不住在美国吗？不是要在这里讨生活吗？我不是说这个制度是好制度。我也知道这个制度有问题，谁都知道这个制度有问题。但它不改，你有什么办法？！
是的，但它不改！这是症结。在中国，事情似乎永远是这样：老百姓都知道某些事情的做法不对，但它不改，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所谓“它”，是指事情本身。改变“它”似乎只是大人物的事情，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假如制度已经形成，那就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百姓们便无能为力了。这时，百姓们能做的就只是服从某种制度的要求，做在某种制度下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尽管那种制度要他们牺牲的是自己最宝贵、最不应该也最不愿意牺牲的东西，比如健康、兴趣、能力等。
最近美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在辩论非法移民的问题。家住在国境线上的美国老百姓们对华盛顿政治家们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的态度看透了，也厌烦了，他们自动组织起一个叫做“分钟人”(Minutemen，是沿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个抗英民兵组织的名称，取其一经召唤、即刻到达之意)的团体，用自己募捐到的资金，在边境架设铁丝网，以阻止墨西哥人向美国境内的非法移动，维护正常的边境秩序。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高考制度强加在美国人头上，很难想像美国的民众不组织起来与之抗衡。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移民问题搬到中国的现实中去，也很难想像中国的民众会自行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出现了中国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双膝下跪，双手合十，在久旱的季节里向上天祈求雨水的形像。中国的教育制度何时能够改变？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何时也能做自己的“高三项目”？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何时也能有发挥自己的想像、施展自己的才能的自由？
我们没有采取行动的传统，或许，我们应该集体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