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黄――关学后镇 刘光黄(1843―1903)，字焕唐，号古愚，今陕西咸阳市(马庄镇天阁村)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祖父刘志舜、父亲刘辉均是熟悉儒家经典、颇受关学先贤影响的“秀才”出身。刘光黄十五岁时，父母相继病逝，家境中道衰落，依靠两位兄长生活。虽处窘迫困顿之境，但受乃祖乃父的濡染，刘光黄却少负大志，天生一个“嗜书虫”。他白天卖饼，夜晚为人推磨，聊补家用。倘得工夫，便跑书摊，寻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在祖父的悉心指导下，钻研孔孟之道以及历代关学大家的著述。艰难困苦，于汝玉成，最终成为清朝末年关中乃至西北地区颇负盛名的大学者。
回溯刘光黄的一生，他生活在一个新学与旧学相互激荡，内忧外患频仍的历史时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刘光黄出生之际，英帝国主义为保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还不到三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慑于英国侵略者的淫威，与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2)，墨迹未干。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困苦不堪。道光三十年(1850)，刘光黄七岁时，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治元年至二年(1863―1863)，刘光黄二十岁左右时，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与率部入陕的太平天国“桂王”陈得才汇合，与前来镇压的清兵短兵相接，刘光黄为避战乱于礼泉县艰难度日。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使得危机四伏的满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封建科举制度虽然还在运行，但已经受到“西学”(即新学)东渐的冲击，被有识之士所质疑。光绪二年(1876)，刘光黄三十二岁时，曾以陕西举子身份入京参加会试。虽未金榜题名，有着落榜的沮丧，可眼界始大，与各地士子学人接触，耳闻目睹，开始留意西方新学，倒是意外收获。光绪十年(1884)，刘光黄四十一岁时，中法战争再次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光绪十四年(1888)，刘光黄四十五岁时，北京发生了南方应考举子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事件，拉开了要求社会改良的政治运动序幕，学术思想界也打破了先前的令人窒息的沉闷，空前活跃。光绪二十年(1894)，刘光黄五十一岁时，中日甲午战争再遭败绩，国门不固，中华民族空前危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刘光黄五十七岁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震惊华夏和世界，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殷忧和剧痛!紧接着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赤裸裸的卖国行径，将国家民族的颜面丢尽，庶几国将不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区间，国家新伤旧痛，积贫积弱，千疮百孔，任人宰割，已无尊严可言。这在整个学术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震荡，变法与改良，革命与保皇，启蒙与救亡等等思想主张相互激荡，此消彼涨，最终以图存救亡的主题压倒一切，进而孕育、酝酿和引发了后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从此宣告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出生在关学之乡、崇尚实学精神、时刻心系国运的刘光黄，处斯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绝意仕途，关注新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并通过他的高足弟子李岳瑞等牵线搭桥，与康有为、梁启超建立联系，南北呼应，为务新求变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刘光黄虽不能像同乡先贤王杰那样，跻身庙堂，在皇权内部去影响当政者，但作为一个在野派的封建文人，他不甘做局外人，不仅思考着，同时也行动着，并凭着一介儒生的信仰和良知，追踪关学先贤张载以及吕?、冯从吾、李二曲等，极力推崇尚实务本，不弃旧学务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以之作为自己人生坐标的价值追求。于今看来，实属难能可贵。
总括刘光黄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幼学启蒙早发奋，少负盛名乃祖恩。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咸丰八年(1858)。刘光黄幼年以及少年时代，家境裕如，祖父、父亲均为“秀才”出身，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堪称耕读世家。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他，在乃祖乃父的呵护、调教下，度过了一段幸福年华。刘光黄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祖父的关爱下，使他比其他农家子弟更优越，很早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严格意义上讲，祖父刘志舜就是刘光黄的启蒙教师。当他呀呀学语时，便教他背诵古典诗词；稍长又教他识字断句，给他讲关学先贤刻苦求学的故事。在祖父的耳濡目染下，刘光黄从小就养成了酷爱读书的良好习惯。纵使如此，祖父并没有让刘光黄信笔游走，自由放任，而是严管重教，从不懈怠。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训导他，规定他白天诵读儒家经典篇目，晚上阅读《通监纲目》十页，并须写两条读书札记。如此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从而使刘光黄受到了严格的启蒙教育和基本功训练，以至于他十五岁刚入乡塾，便能“诸经成诵”，较之他的同龄人，少了懵懂，多了几分聪颖、文雅和成熟。这样，就使刘光黄很快在乡学中脱颖而出，被视为神童，受到乡塾教师的青睐。
第二阶段：奠定学术思想基础，明确毕生志向追求。自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四年(1878)，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和心理积淀的影响，人们大多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预期，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迄今亦然。秀才出身的刘志舜也不能免俗，他对爱孙刘光黄责之甚严，自是期冀天赋良好、孺子可教的爱孙，有朝一日，能于科场一搏，有所建树。这不仅是光宗耀祖，拟或聊补自己的人生缺憾。经历少年丧父丧母之痛和家境衰落之变的刘光黄，深谙乃祖和兄长们供他读书的苦心。他刻苦攻读，昼课夜赋，手不释卷，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经过乡塾的七年寒窗，发愤努力，同治四年(1865)，二十二岁时参加“童试”，便高中榜首，即被录入关中书院就读。这样的学习收获，亦即考入省城学府深造，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刘光黄因此而驰名乡里。
自考人关中书院的第二年(1866)起，为了生计，刘光黄就开始了亦读亦教的生涯。他先受三原县乡绅王益农之聘，设馆讲学，教授其子王宪章等读书学习。同治九年(1870)，刘光黄从关中书院肄业。翌年，执教于三原县南原坳底村贺姓家塾。同治十一年(1872)，受关中书院的学兄、莫逆之交，咸阳人李寅的聘请，做家塾教师，教授其子李岳瑞读书，直到光绪四年(1878)。期间，光绪元年(1875)，刘光黄曾参加乡试，以优异的成绩，由“秀才”晋升为“举人”，亦即获取了入京“会试”的资格。光绪二年(1876)，刘光黄赴京参加会试，不意马失前蹄，榜上无名。可他浏览报刊，洞察时局，面对社会动荡和皇权政治的腐败黑暗，深觉八股对文、科考取仕的迂阔和脱离实际，倒是多方得来的新学(西学)介绍材料，使他耳目一新。于是决计放弃仕进，开始留意并潜心研究经世致用的新学。用刘光黄后来教导和嘱咐学人士子的话说就是：“房建低，屋盖小，只读书，勿应 考。”(见孙俊杰《刘古愚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载《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三期)带着落榜的沮丧和了解新学的欣喜的复杂心情，会同辞官归田的翰林院编修、同乡李寅返回陕西的路上，一同去河北保定拜见了当年关中书院的恩师黄彭年。是时，黄彭年为李鸿章幕僚，正在保定莲池书院参与编修《畿辅通志》。师生久别重逢，谈书论道，共析时势，忧国忧民，深觉御夷当先知夷，大敌当前，西洋学术、政治不可不知晓。自此，刘光黄益发问津西学，以为当从教化后生始，更加鄙弃无病呻吟的八股对文。归陕后，刘光黄继续为李寅家塾教师。他除授其子李岳瑞读书外，借助其书香之家(李寅父亲、岳父均为翰林院庶吉士)丰富的藏书，刻苦自励，潜心学问，不断充实自己。刘光黄钦佩李寅的博学任侠和经世才华，李寅敬重刘光黄的品德与学问，他们切磋学问，相得益彰。刘光黄学业大进，尤其是在不弃旧学(儒学)，急务新学(西方政治、学术)的过程中，思想臻于成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人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报国热肠驱使他在思考中取舍，在实践中抉择。刘光黄的人生志向和目标更加明晰了，那就是教育救国，让“人人读书识字”。在刘光黄看来，西方帝国列强瓜分中国，中华之所以罹临亡国灭种之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闭关锁国，知己而不知彼，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落后。要改变被动挨打的命运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维新，向外国学习，根本途径在于兴学办教育。人生目标一旦明确，刘光黄便义无返顾地倾注毕生心血，躬身自践，付诸行动，从而寻找自己毋宁说是国家民族幸福的涅?。
第三阶段：呕心沥血明学术，兴办教育冀后生。光绪五年至二十九年(1879―1903)。唐代爱国诗人杜甫诗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刘光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像许多关学先贤一样，“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君者忧国也。然止于“忧”并不难，难能可贵的是，刘光黄把“忧”付诸于他兴教办学的具体实践。光绪五年(1879)，当日本进兵琉球国，掳其王尚泰，改置冲绳县时，刘光黄即从此事件中看破日本的狼子野心，决不会满足于琉球三岛，而在于鲸吞朝鲜，直逼国门，并呼吁清政府“速张挞伐”(《墓志铭序》)。而清朝政府在自颐不暇中，无可奈何，但日后的史实确被刘光黄不幸言中，这足见刘光黄敏锐的洞察力。于忧叹无奈的困境中，刘光黄并未消沉，而是以加倍的努力去实施自己教育救国的计划。令人可悲的是，正当西方向工业现代化大踏步迈进，资本主义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我们的刘光黄却在为筹措兴教办学的资金熬煎。在他的倡导下，通过丰年征储存粮，荒年赈灾借贷的“社仓”生息办法，筹集办学经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先后在咸阳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扶风县的午井镇，礼泉县的烟霞洞，创办义学六所，招收和扶持贫寒百姓的孩子上学读书，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称赞。
在多年创办义学，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光绪十年(1884)，刘光黄与好友柏景伟一起，再次通过募捐集资的途径，于径阳县的味经书院，创立了堪称为新学的“求友斋”聚徒讲学。刘光黄大胆汲取西学精华，调整和充实了教学内容。在开设经史、道学的同时，开设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等课程，并配合教学亲自搜集整理参考资料，认真备写教案，登台讲授。同时，还于斋内附设“刊书处”，及时为学生刊印出版自然科学和时务书籍。由于刘光黄厚积薄发，道器并重，教学辅之以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消息不胫而走，远近求学者皆慕名而至，延请他为主讲的聘书不断。光绪十二年(1886)，刘光黄主讲于泾干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主持味经书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期间，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到祟实书院讲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因受“康党”株连，辞去味经书院主持，于礼泉县烟霞草堂设复邻学舍，继续聚徒讲学。通过兴教讲学，刘光黄不仅学子盈门，桃李满天下，而且教育思想日趋完善和成熟。他注重学生的人品、人格塑造，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注意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操。明确提出“厉趾、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的教育律则，把教书与育人，中体西用，师夷长技，学习运用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在教学中具体化。刘光黄认为西学门类繁多，必须结合国情实务，急务先学，有所选择，循序渐进。时下应首学商务，再学制造，三学物理化学，四学军事，五学算术。在他筚路蓝缕地努力下，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坐言起行”的有用人才。如于右任、杨枕轩、张季鸾、冯孝伯、王授金、杨西堂、朱佛光等刘光黄的著名弟子，后来均成为西北军政和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为西北乃至全国军事、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至民国初年，陕西精通数理和测绘等技术的学者，大多出自刘光黄门下。刘光黄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得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细草》，通过苦学精研，就已为学生开讲数学。这与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方在湖南浏阳开算学馆相比，整整早了二十五年。
不惟兴教办学，刘光黄像诸关学先贤一样，时刻心系民瘼。光绪十八年(1892)，三秦大地遭遇大旱灾，刘光黄与柏景伟等倾心赈灾，节衣缩食，排查灾情，发放赈灾粮，办理咸阳赈灾的各项事务，直到第二年四月圆满完成赈灾任务，受到地方官员和庶民百姓的赞誉。光绪二十六年(1900)，刘光黄五十七岁时，在回顾他数十年兴教办学生涯时，本来就有一种收集整理平生教学经验和思维成果的急切心理，加之官府推行戊戌政变的政治恐怖，刘光黄毅然远离味经书院这个是非之地，隐居于礼泉县烟霞洞，潜心著书立说达两年之久。两年间，他日以继夜；秉笔急书，其不少文章就是那时写成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光黄受甘肃总督菘锡侯的盛情聘请，念及“秦陇一家”，却之不恭，西上出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恪尽职守，想方设法使教学切合甘肃实际，有益于经济开发，兴利除弊。为了不辱使命，他白天登台讲授，夜晚通宵批答学生作业，原本就年迈体弱，终因积劳成疾，尚不到半年时间便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弥留之际，他语不及私，犹念念不忘教学工作。同年八月十三日以身殉职，享年六十一岁。
刘光黄的一生虽然说不上壮烈，但作为一介儒生，他以自己的智慧之火点亮了不少后生的心灵。作为一名火种的传播者，他循着爱国、富国、强国的思想脉络，讲学不辍。刘光黄论史则严谨不苟，治学则识高义远，治经则精警通透，绍介西学则不遗余力。生于关学之乡，他为倡扬关学，于1891--1892年与柏景伟合力刊刻编印冯从吾的《关学编》，并代身染沉疴的柏景伟录写前序，自己又亲为《关学编》撰写后序，被传为儒林佳话。总之，刘光黄在弘扬关学的实学精神，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方面，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刘光黄是清末关中学派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是传承文化的使者，是西北书院教育鼎盛时期学术的灵魂。梁启超说他是“关学后镇”(《饮冰室文集》卷四)，诚是名副其实的允当评价。
刘光黄著述颇丰，其身后由门生整理汇编的著作有《立政臆解》、《学记臆解》、《大学古义》、《孝经本义》、《时习语》、《烟霞草堂文集》、《刘古愚先生全书》等。鉴于刘光?在关中学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关他的理学思想，将专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