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第二十一公里的那一步 只剩下几步路了。加油！你能成功的！ 终点线渐渐在眼前出现了……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每跑一步双脚都针刺一样疼痛。不，其实我的双脚已毫无感觉了。我感觉不到几分钟前的那种剧痛，也感觉不到身上直流不停的汗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强迫着我的腿一次又一次抬起。
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爸爸的公司在巴拉顿湖畔举办第一届“威克欧洲马拉松”比赛。他带我们去那儿看热闹。参赛者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多，因为可恶的雨水在清晨不幸落了下来。爸爸看着赛前的气氛对我说：“你也来参加半程马拉松吧！”
“啊？半程马拉松是多少公里？”
爸爸回答说：“２１公里左右吧。”
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最多也就跑过五公里。准确的说，连那五公里我都没有跑完过。”
“你试一试吧，”爸爸说：“想想看，能跑完，那是个多么大的成就！”
我想了想，如果跑完了，同学会多么羡慕我，体育老师也会为我感到骄傲。
于是我决定跑半程马拉松。我一边做着准备活动，一边听爸爸给我讲跑步的技巧：“开始的时候别跑太快，保持适当的速度。别把这当成比赛。”
比赛快开始了。我站在起跑线上，算着２１公里到底有多远。就像在足球场周围跑５２圈！不不，我不能这么想。那就像从城市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再跑回来！嗨，那也太远了。算完后还是觉得别想最好，就一直往前跑，总会跑到终点的。
砰！一声枪响，比赛开始了。跑道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运动员。他们高大的身材让我感觉自己特别弱小；他们肌肉发达，好像衣服底下塞满了面包。和他们比，我就好像一辆破车，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熄火，然后再也启动不了。这些运动员很快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把我和一些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的人远远的甩在了后头。忽然，一片片黑云在我们头上聚集，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雨水打在我的身上，模糊了我的眼睛；又打在地上，冻着我的脚。
当跑到第十公里的时候，我的四肢已经不再听使唤了，好像一台快散架的机器一样来回摆动着，已不再听我的命令。我渴望停下，可却逼着自己前进。我一步比一步慢，直到最终停了下来。我尝试着继续往前走，可我的身体却一点也不肯动。
“小子，加油啊！”一个年轻人追了上来。他拍了拍我的背，说：“和我一起跑吧。”
“好吧。”在他的鼓励下，我再一次强迫四肢运转。途中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并聊了起来。他说我这么小就跑马拉松很了不起。他小的时候从不会为自己的健康着想，这也是他第一次跑这么长的距离。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并增加了我的自信心。看来第一次跑马拉松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可是，到了２０公里处我的四肢又不听使唤了。我只好停下来。这时，爸爸在我眼前出现了。为了证明我的能力我又强迫自己迈动双脚。这一次就像百米赛跑那么快，直奔终点。这不是生理上突然迸发的力量，而是意志的力量。我不再觉得自己瘦小了，每跑出一步，都让我觉得自己格外强壮。
终点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只剩下三十米了！二十米、十米、五、四、三、二、一……我终于踏过了终点线！
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一种荣誉感与成就感在我体内扩散。
我的腿疼痛了两天，而越过第二十一公里的那一步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性格的转折
“你打死我也不去！”我大声地喊道。爸爸突然停下了。他不再像扛着一袋土豆似的扛着我去世界上最恐怖的幼儿园。他看了我很久，明白了我对私立幼儿园的恐惧与仇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所幼儿园。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所幼儿园只有一些很模糊的回忆。那儿有几个没有轮子和油漆的小汽车；一间靠云缝中微弱的阳光照明的古老的房间；一些咬不动、吞不下的面包。但是幼儿园里最可怕的是阿姨。当那个肥胖的阿姨用恐怖的眼神盯着你的时候，你会全身发抖，比站在寒冬的雪地里还更冰冷。在那儿的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的慢，好像那台破旧的钟表时走时停，好像每一秒钟都比最长的夏日还要漫长。那种恐惧感让我每天晚上都不敢入睡，生怕第二天早上醒来又要面对地狱的折磨。幸好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对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它改变了我当时对在匈牙利上学的一种恐惧与冷酷感。那虽然是一所破旧的小学，但是比起幼儿园的阿姨，那里的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亲切的，那里的同学也是我遇到过的最友好的。刚去的时候我很害怕。怕那儿的同学嘲笑我，怕他们盯着我，怕他们问我问题。可是一个星期后我却变了样。一早就叫着爸妈带我上学。尽管我一点匈语也不会，却像已经是那里的老生一样和他们比手画脚地聊天。很快，我就交上了几个好朋友，在那里学习的时间过得一天比一天快。记得有一次期末成绩单下来，我和几个好朋友成绩都很好，算是全年段最好的几个。为此，还专门到麦当劳庆贺了一番。
时间好像过得太快，因为我转学的那一天又到了。
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上更好的学校，爸爸妈妈走遍了城市。我们找的很多私立学校都不完美。要不然就是老师不合适，要不然就是设备不好。找遍了布达佩斯后，终于在布达山上找到一所美国国际学校。那里的设备齐全，师资雄厚，算是一所完美的学校。我马上报名了。
在学校的第一天很艰难。我只会一点儿英语，于是，又开始害怕。我害怕同学骂我，笑我。第一个星期就好像闭着眼睛，堵着耳朵，坐在教室里发呆。班里没有一个会说匈语或中文的同学，我被强迫着说一种陌生的语言。通过老师与同学的帮助，我慢慢学会了几句简单的对话。在这里我感觉不像在匈语学校那么突出，因为这里的学生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可我还是害怕。怕那些英语比我好的同学笑我的发音，笑我不贴切的表达。
“嗨！来打篮球吧！”一个高大的男孩向我喊道。开始，我还以为他在和我后面的人说话。可当我发现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我高兴地加入了比赛。打篮球是我的强项。当我连续投进几个完美的球后，我心里的胆怯在同学赏识的目光中渐渐的抹去。赛后我和男孩自我介绍，他叫Ｊａｎ，他比我小，却比我高出半头。他是从荷兰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一米八、一米九以上的高个，难怪他也那么高大。后来，他成了我在美国国际学校的第一个好朋友。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新盖的学校里。那是一所人人羡慕的学校。国际标准的足球场与篮球场，４００米的圆形跑道，２５米长的游泳馆。我很快就适应了那儿的环境。我不再像去年那样常常发呆，而是一下课就找同学玩；也再没有人请我打篮球，而是我组织比赛，请同学加入。我能随意的和老师聊天，自信的在舞台上表演。
我们上课特别的轻松，交的钱却特别的多。妈妈心疼地看着我整天地玩耍，从来没有作业，好像没学什么。我对她说不是这样的，而她也明白。我学会了怎么与别人交流，我学会了像个成人一样的和别人握手。学校不仅给了我美好的环境和丰富的知识，还给予我原先缺少的一种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学校给了我自信心。
我的名字
“Ｓｉｆｅｎｇ”，“Ｃｉｆｅｎｇ”， “Ｙｉｆｅｎｇ”……
“不，不是‘ｓｉ’也不是‘ｃｉ’，是‘ｚｉ’！我叫子丰！”
自从我出国后，每一天都要面对一些不会说，或是故意说错我名字的人。魏子丰，一个简单又好记的名字，一到了国外就变成了一个复杂又难听的名字。我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大磁铁，吸引着无数有磁性的别名。有的挺好听，有的挺好笑，可有的却是在骂人。
在中国，按传统的方法给孩子取名字，都是用字辈。我的爸爸学西洋画，妈妈学心理学，接受的都是西方文化，所以自然而然就不重视传统的取名方式。爸爸想让我成为画家或名人，就给我取了个好记好听又好写的名字。子丰，妈妈解释说“子”是诸方面，也就是各方面，“丰”自然是丰富、富足的意思。多么好的一个名字，可哪想一到了国外，我的名字却变成了常常让我生气恼火的根源！
中文名字对大多数的外国人来讲都很难说。上万个中国汉字已经很恐怖，但每一种拼法都含有四种不同的音调让人更难记。用匈语说我的名字是一种发音，用英语又是一种，可是真正的发音谁也说不出来。
我在七岁的时候到了匈牙利，在那儿的政府学校上学。学校的师生很少与国外的孩子接触。就算有也只是和一些名字接近的周边国家的人。到学校的几天我就像一个刚到纽约的农民，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太清楚。同学用无数种和我的名字一点也不接近的名字叫我。当我学了些匈语，懂了些脏话，才明白有的是骂我的话。为了他们方便，老师给我取了个简单的名字，也是我的第一个别名――“Ｆａｎｆａｎ”。
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转到了美国学校为止。尽管这所国际学校的同学和老师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我的名字的问题还存在。我不想让别人继续叫我Ｆａｎｆａｎ这个难听的名字，就决定保留我的原名，而忍受着同学叫错我的名字，忍受着老师写错我的名字，忍受他们给我取的已数不清的“别名”。
“子丰，传球！”我的队友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叫道。
“什么？Ｚｉｂａｎｇ？哈哈！就叫Ｚｉｂａｎｇ！”一个１２年级的学生笑道。Ｚｉｂａｎｇ，从那以后就粘在了我身上。
我的别名大多数是这样来的。好几年过去了，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写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可还是有很多人用乱七八糟的名字叫我。老师给我取名是为了方便，可是同学给我取的别名常常是为了和我开玩笑，当然也有为了夸我的。
自从我的第一个别名以来，我已得到了数不清的别名。很多人到了国外为了方便都取了个“洋名”。但是，我宁愿忍受着这些难听的别名，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个完美的中文名字――魏子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