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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哭着狂笑是种什么心态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对历史上人文社的神往,主要与“人物”有关。那是冯雪峰的“人文”,是林辰、蒋路、张友鸾、孟超、舒芜、牛汉的“人文”,也是聂绀弩的“人文”。   聂绀弩在我的心中,是既不同于冯雪峰,又不同于林辰、蒋路、牛汉等前辈的另一种人物,精彩而有魅力。1984年底到人文社工作后,便极仰慕,然而,无由亲炙。假若说和聂绀弩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缘分”的话,那是因为他1986年驾鹤西归之后,第一本纪念他的书《聂绀弩还活着》,1990年12月由人文社出版的时候,我做过编辑工作。
  端人文社的“饭碗”,于我颇有一点偶然,开始也就没觉得,这“碗”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但到了后来,冯雪峰做过社长、总编辑的“人文”,聂绀弩工作过的“人文”,确实是真正感动了我,激励了我,甚至唤起了一种“自豪感”、“崇高感”和“神圣感”。
  1949年6月,聂绀弩和楼适夷从香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时来了通知,让他俩第二天上午8点,到北京饭店某房间去,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中央首长召见,弄得楼适夷好不紧张,还不到点,就起床做准备。之后,又一次次上聂绀弩的房间去,看他醒了没有。眼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聂绀弩还在酣睡。急得楼适夷只好掀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
  聂绀弩睁开眼,颇不高兴地说:“要去,你就去,我还得睡呢!”楼适夷说:“不是约好8点吗?”他却说:“我不管那一套,你一个人先去吧。” 楼适夷只好一个人去见那位中央首长,还再三为聂绀弩做解释,说他过一会儿就到。首长和楼适夷谈的是给他分配工作的事。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就安排完了。起身告辞时,聂绀弩仍然不见踪影。
  刚刚受命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
  “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还安排他担任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他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他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恐怕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夏衍甚至认为,他是“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
  他的杂文,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曾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入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才“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舒芜语)。
  那时,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顾学颉回忆说,“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只见他穿着一袭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然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
  舒芜说,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他这种被舒芜称为“宽松自由”的领导作风,后来被批评为“闲谈乱走”、“言不及义”、“一团和气”。古典文学编辑室同仁对聂绀弩的“相当拥护”和“佩服”,也被指责是搞“独立王国”。因为付给在工作时间搞《李白诗选》、《红楼梦》、《屈原集》校注的舒芜、张友鸾和文怀沙等几位编辑稿酬,又被说成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仍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做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听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觉。
  周恩来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则自认为是“民主个人主义者”。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聂绀弩这种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如今置身于有一条叫“效益”的狗老是在后边拼命撵着你的“职场”,当年那种特殊的氛围和环境,也许是最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所不胜神往的吧。
  在聂绀弩的主持下,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从1953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出版史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由此开始的。
  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津、沪、宁、杭等地,做《(水浒>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的学术报告,多达五十多场。
  顾学颉认为,聂绀弩所主持的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隔离审查”十个月之久。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 “反革命分子”,介绍他人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直到1957年2月,才对他做出结论和处理,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撤消副总编辑职务。
  在随后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又被列为“右派骨干分子”,被看做是“二编室右派小集团进攻肃反的旗帜”。1958年1月11日,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结论》所列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在整风中两次帮周颖修改发言稿,“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同张友鸾、金满成等右派分子时有来往,“向他们煽风点火”;还认为“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继续攻击党说:“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
  这个“处理结论”还写道,聂绀弩“一贯不老实,开始完全否认其反党言行,直至其他右派分子交代后才被迫承认,但至今尚在抵赖,诡辩,拒不签字,毫无悔改诚意”。
  某日,人文社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等聂绀弩到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坐了满满一屋子。他走进会场,一看,“分子”们灰头土脸地挤坐在一起,被称为人文社“右派分子”、“青天”的冯雪峰,也在其中,他的身边,正好还有个空儿。
  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踱过去,抬起手,指了指:“噢,这个位置是我的。”说罢,坦然坐了下来。
  1958年7月,已年过五旬的聂绀弩,被遣送到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北大荒密山农垦局850农场4分场劳改垦区劳动改造。种地,伐木,放牛,牧马,推磨,搓绳,挑水,清厕,什么活他都干过。他的手抄本诗集《北大荒吟草》,成了他和他的“右派”难友们劳动改造的一部极为珍贵的“诗史”。
  他写搓草绳:“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写挑水:“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写推磨:“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写清厕:“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写拾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写锯木:“四手一心同一锯,你拉我扯去还来”;写脱坯:“看我一匡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平常的日复一日的艰辛劳动,在他的笔下,全都化作了诗,无不新意迭出、诗意盎然,诙谐而又有趣。
  他的诗《柬周婆》,是写给夫人周颖的,以诗代信,向她报告自己的劳改生活状况:
  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
  邈矣双飞梁上燕,苍然一树雪中蕉。
  大风背草穿荒径,细雨推车上小桥。
  老始风流君莫笑,好诗端在夕阳锹。
  在这里,劳动的苦辛被诗化了;他的“苍然”和“风流”,也写得神态毕现。
  冬天,聂绀弩烧炕,不慎失火,以“反革命纵火罪”被捕,关进虎林监狱,久拖不审。消息传到北京,夏衍找到周恩来,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颖亲往虎林监狱探视,促成了审讯结案。判刑一年。因关押已经很久,周颖回京后,聂绀弩即被释放出狱。他又赋诗一首《周婆来探后回京》,奇给夫人:“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1960年冬,聂绀弩结束了流放生涯,返回北京。不知为什么,没回人文社,而是去r全国政协,做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这样一个闲职。
  有一天,李健生(章伯钧夫人)和女儿章诒和,在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吃饭,碰巧遇到聂绀弩,就关切地问起他的工作情况。聂答日:
  “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
  李健生问:“好在哪儿?”
  聂说道:“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笔者)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还不好?”
  他这个在北大荒放过牛的“摘帽右派”,自号“牛四倌”;还起了个别号:“散宜生”,取“‘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之意;又号“半壁街人”。他请顾学颉刻了一枚章,是“垂老萧郎”四个字。
  他练书法,临字帖,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工楷抄《杜陵集》。西直门半壁街家中的墙上,挂满了他书写的字幅。冯雪峰送他的一幅岳飞《满江红》词碑文拓片,高高挂在客厅里,两边是前人所书的对联:“青山不厌干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
  他看书,喝酒,找朋友下棋,闲聊,吃馆子,与友人吟诗,赠答酬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生活毫无规律,昼夜不分,有时啥也不干。整天呼呼大睡,有时深夜挑灯伏案,写到东方发白。
  他过着的,似乎是一种“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散淡的日子。在给黄苗子的和诗中,他写道:“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男儿足迹当天下,万里襟期愧不才”;“自摸伸手此头在,未报彼苍涓与埃”……
  满腹经纶的聂绀弩,赋闲在家,毫无用武之地,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胸中的郁积和块垒,心里的酸楚和愤懑,只能在诗中排遣、倾吐与宣泄出来。
  他的书房的斋额上写着:“三红金水之斋”, 为黄苗子所书。(“三”是《三国》,“红”是《红楼》, “金”是《金瓶梅》,“水”是《水浒》――笔者注)“文 革”初起的一天,几个“红卫兵”突然闯进了聂家。他们指着“三红金水之斋”,问:这是什么意思?
  聂绀弩不慌不忙地作答:“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这是‘三红’。‘金’指小红宝书封面上的字。‘水’是‘旗手’姓的边旁,因为尊敬,所以不直接写出来。”说得“红卫兵”们哑口无言,可他们还是装腔作势地喝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说完,咔喳咔喳,把这幅字给撕掉了。 不幸的是,他的“此后定难窗再铁”的诗句,只是一厢情愿的天真愿望而已。1967年1月25日深夜,他以“反革命罪”被逮捕,罪名是“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污辱林彪、江青”。先后关押于北京、山西等地,饱受了近十年之久的铁窗缧绁之苦。最终在友人朱静芳等的救助下,才于1976年11月2日,混在一群被特赦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里,回到阔别了十年的北京。
  1979年9月,聂绀弩受聘担任人文社顾问。这一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给“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他的朋友戴浩拿着这个文件的复印件,兴冲冲来到他家。周颖接过来先看,边读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她让绀弩也看看。
  他根本不看,还带着冷笑说:“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改正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
  聂绀弩有一句名言:“你们这些没划右派的,可耻!”
  1985年6月8日,下午4点,胡风辞世。聂绀 弩于两天之内,写就七律一首,哀悼老友。24日《人民日报》刊发时,题为《悼胡风》。诗云:“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夜阑人静时分,我常常从床头书柜上,拿出聂绀弩的诗集来诵读,每每深折于诗人的逸思奇想、纵意挥洒、遥情远旨、妙语惊人: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何等深刻!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何等犀利!
  “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何等沉痛!
  “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何等精辟!
  “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何等感慨!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何等悲凉!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何等气概!
  “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何等血性!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何等哀愤!
  他的旧体诗,自成一格,被称为“聂体”。或以为他的诗是以大白话入诗的十足的打油,或以为他擅用新典、俗典,或以为他长于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或以为他的诗寓庄于谐,或以为他是寄沉痛于悠闲。程千帆说他的诗“滑稽亦自伟”。罗孚则认为,他的诗是“严肃的打油”,“奇思妙想的打油”,是“沉痛的悠闲”,“貌似悠闲的沉痛”。
  四十年代在桂林,聂绀弩爱穿一套陈旧的西装。有时候,他也穿黄呢子军装。冬天,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日本军用大衣,披着,头戴一顶周围垮了边的呢子帽。
  走在路上,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身材瘦长,背微驼,眼睛不大,但目光锐利,里边又藏着几许狡黠,嘴角总有一丝嘲弄的意味,脸上时而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
  他嗜烟,也嗜酒,时常使酒骂座。好打牌。爱下棋.象棋、围棋都爱下,跳棋也下。早年去日本时,有一次他和周颖的几个女友下跳棋,她们一起七嘴八舌地对付他,结果他输了棋。不料聂绀弩气急败坏,连棋带盘,全都扣到了人家的头上。
  据说,他的围棋棋艺,只是小学生水平而已,但对下围棋,却像吸毒一样上瘾。
  1979年5月,北大荒劳改时的难友党沛家偕全家来看望他。他骨瘦如柴,懒懒地斜靠在床上,让党沛家从地上拿了三册他的油印的诗集《三草》,然后夹进去四十元钱,说:“家里地方小,也做不出好吃的来,你带着妻子、孩子们上饭店去吃上一顿,算是我请他们。”随后又问:“‘文革’的业余时间,你都做些什么?”党沛家说:“做家务、带孩子、看小说、下围棋。”
  聂绀弩听了,一跃而起,拉着他,不由分说,就下起围棋来。
  他这一生,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了下围棋上。下棋下得他神魂颠倒。不管时间多晚,他不下赢最后一盘棋,是决不肯罢休的。一天夜里,他去住在东城魏家胡同的朋友金满成家下棋,为了赢最后一盘棋,错过了末班车,他只好徒步从东城走回西城的西直门半壁街。
  他还好美食。以他为核心的人文社古编室同事的“文酒之会”,北京有名的饭店餐馆,如东观音寺街的益康食堂、西单的好好食堂、前门外的全聚德、后门桥的马凯食堂等等,都吃遍了。谁得了稿酬,谁就做东请客,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次,聂绀弩和张友鸾都收到了稿费,大家就去马凯食堂吃饭。开始也没说到底谁请客。到了饭馆门口,聂绀弩一边先往里走.一边回头说:
  “谁做东,张老吧?”
  “那还用问吗?谁第一个进来的?‘先入为主’嘛。”一贯妙语连珠的张友鸾,马上脱口而出。
  聂绀弩哈哈大笑,无言以对。
  四十年代末,有一回在香港的大街上,楼适夷和聂绀弩走了个碰头。聂绀弩一把拉住楼适夷,进了平时楼适夷不大敢上门的一家外国招牌的高级咖啡厅,要了咖啡和西点。两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喝着、吃着、聊着,聂绀弩忽然站起来,说:
  “好,我走了,你付钱。”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原以为是聂绀弩请客开洋荤,自己乐得好好享受一次的楼适夷,只好硬着头皮,把刚从报社领来、准备买米的薪水,倾囊拿出付了,暗自苦笑着,叹了口气:“绀弩嘛,你有什么办法呢?”
  四十多年后,聂绀弩仍念念不忘当年在桂林老正兴吃过的煎糟鱼和咸菜炒百叶。晚年卧病在床,一个朋友从远方来探望,他像往常一样闭目不语。这个朋友告辞的时候,他突然开口道:“带点吃的东西来。”这一回,他想吃的是,南京板鸭和香港的糟白咸鱼。
  还有一次,他和张友鸾,去看望在家养病的顾学颉。顾学颉的夫人下班回来,想留他们吃晚饭,但一看家里没什么菜,就说出去吃西餐吧,有一家西餐厅,每份不过三元左右。聂绀弩对她说:
  “不用去了,你给我们每人发三块钱好了!”
  说者一本正经,一点也不笑;听者却大笑不止。
  漫长的监狱生活,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身心。《代周婆答》诗有云:“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起初,偶或还能下床走动,后来,每天只能呆在一张挨着窗户的床七,背后垫几床棉被,斜倚着,膝盖上放一块木板,手指间夹着一支烟,仍读写不辍。
  他的才气纵横、独出机纾的旧体诗,在朋友和读者中广为流布,赢得一片惊叹与赞美。他的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亲友间流传,大受欢迎。喜欢的人,皆以能得到一册为幸。
  对此,聂绀弩只是笑笑而已。他说:“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做做诗,不过因为已经做过几首了,随便做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感情,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感情,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哪里会好?而好又好到哪里去?”
  在给朋友的信中又说:“我何尝学诗?何尝懂诗?……我辈做诗,旨在自娱,非想爬入诗史,比肩李杜,则好不好,何必关心?我写我诗,我行我素,胸怀如此,诗境自佳。”
  当然,他也表示“希望得到赞赏”,自称油印成册送人,“意在求人推许”。他觉得“诗境自佳”与“最自喜的”,是什么典故都没用的那些联句,如:“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伐木赠李锦波》)“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董超薛霸》)
  胡乔木主动提出给他的《散宜生诗》作序,还专程到他家登门拜访。第二天,他就给牛汉打电话,告诉他此事,说:“牛汉啊,我要大祸临头了!”五十年代,胡乔木曾把冯雪峰的文章送给毛泽东看,结果冯雪峰挨了整。聂绀弩这回可能是觉得,自己也怕是被胡乔木盯上了吧。
  有一回,牛汉去看望他,他正在床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牛汉对他说:   “你是个可爱的大诗人。”
  他却对着天花板,大声喊叫道:
  “我算什么东西!”
  聂绀弩的《自遣》诗有句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1981年1月,他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他的研究《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如《论探春》、《论小红》等篇,多精警之论,为很多人所激赏。
  他去世前一年元宵节的前三天(1985年3月3日),郁风、黄苗子夫妇和吴祖光,一同来探访他。郁风看到他虽整日卧病在床,但依然读写不废,就随手拿过一张纸,为他勾画了一幅像,遂吟道:“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马上对日:“热肠倚枕写文章。”夫妇俩凑成了一联。
  聂绀弩看了一眼,回过头来,笑了。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腿部肌肉日渐萎缩,发展到手臂也不听使唤,一条腿已经不能伸直,直至自己一点也动弹不得,连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一段干朽的木头一样。
  他拒绝住院,最后,连吃药也拒绝了。11月10日,在纸上歪歪扭扭、模糊不清地写下《雪峰十年忌》诗二首,遂成绝笔。
  1986年3月26日,下午4点25分,形销骨立的聂绀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人们向他遗体告别时发现,安卧在灵床上的聂绀弩,一条腿,依然卷曲着。
  据说,3月26日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
  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
  诗人艾青说,聂绀弩的死,是仙逝。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冯雪峰说他“儿童似的天真,也儿童似的狡猾”。黄苗子认为,写出了“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浑身瘦骨终残骨,满面伤痕杂泪痕”、“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遂偶然”等等诗句的聂绀弩,是热与冷、爱和恨、人世与出世、执著与超脱的怪异混合。
  在我看来,他的率真,他的狂狷,他的豪放,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愤世嫉俗,他的傲视群伦、鄙夷一切,他的才华绝代、出类拔萃,他的时而“金刚怒目”、时而“菩萨低眉”,是“人文”人物中一道已经渐渐远去、恐怕再也不会重现的、绚烂而别致的风景。
  章诒和说,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他的诗,岂不正是他的歌笑悲哭?
  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
  读聂绀弩的诗,最能从中体味我行我素、放诞飘逸、蔑视礼俗、笑傲人生的魏晋文人风度,也自然使人联想起“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想起阮籍的“穷途之哭”,嵇康的“临刑弹琴”……
  嵇康擅长作文,阮籍以诗取胜。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使气的聂绀弩,挥笔写下的,是卓伟绮丽的不朽诗篇。
  1993年1月8日,“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西郊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吴祖光、邵燕祥、杨宪益、丁聪、周而复、尹瘦石、林辰、牛汉、舒芜、公刘、王利器、周绍良、戴文葆、罗孚、周海婴等好友亲朋,都来了。
  墙上,挂着一幅聂绀弩和夫人周颖的合影。聂绀弩咧着嘴笑着,眼睛里流露出几许狡黠。望着照片里酷似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顽童的聂绀弩,不禁想起了钟敬文《怀聂绀弩》中的诗句:“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屋里,众人深情地忆述着、怀想着、评说着已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聂绀弩。屋外,晶莹、洁白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静悄悄地盖在衰草枯枝上。
  会散了。走在荒凉破败的废园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我突然悟到:聂绀弩的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杂文诗”,聂绀弩的文采风流,聂绀弩的精神深度,聂绀弩的人格境界,已近乎绝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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