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运基 广东珠海人，1931年出生，1948年随父亲赴美。自幼失学，自学一生。60年代中期，先后任美国旧金山《东西报》及《世界日报》编辑。1972年创办《时代报》，任社长兼总编辑。1975年至2002年，任旧金山市政府官方翻译，此后任阿拉米达县政府官方翻译，专事翻译每年的选举资料《选民手册》。1995年2月创办《美华文化人报》，1998年6月改为《美华文学》杂志，任社长。1998年2月1日，旧金山市议会及市长布朗向黄运基颁发特别奖状，宣布当日为“黄运基与美华文化人报日”。主著有长篇小说《异乡三部曲》；中短篇小说集《旧金山激情岁月》；散文集《唐人街》、《黄运基选集》。现任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统一促进会顾问、时代翻译公司总编译。
一
收到旧金山市长办公室寄来一张请柬，是以布朗市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的名义发出的。邀请我于九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半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三周年国庆的升旗典礼，礼成在市政厅举行酒会。
拿着这张设计精美的请柬，感触良多。我像沿着时光隧道走进一条漫长的曲折崎岖的时暗时明的中美关系之路。我禁不住想起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无私奉献的朋友们。这些人，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良师益友，包括 1949 年 10 月 9 日晚在同源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几十名手持木棍、铁尺的歹徒，疯狗般捣乱会场打伤了的那些人。翌日，唐人街贴满恐吓标语，扬言要“肃清”黑名单上的那些人。那年，我还是一个刚从中国农村移民美国寻梦的少年。那个晚上的暴力情景，深深刻印在我的脑中。这些朋友多数已经离开人世了，有几个仍然健在，但早已经被人遗忘了。然而，我记得他们，他们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如果说，在逾半个世纪的漫长日子的拼搏中，我能够坚定不渝地坚持我的理念，就因为这些良师益友一直在激励着我。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挚友华侨历史学家麦礼谦的巨著《从华侨到华人》有详实的记载。
我欣然接受了市长和王云翔总领事的邀请。我深信，我会在这个庆祝酒会上碰到我所熟悉的仍然健在的挚友。当我们举目凝视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时刻，我们会一起回眸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苦涩、痛楚、欢乐、失落感、满足感都会在那一刻涌上心头。
我怎能忘记：长期被诬蔑为“非美”活动的人们，在政治、经济、精神的三重压迫下拼搏了逾四分之一个世纪，最终赢得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那种胜利者的成就感，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呢？当年卡特总统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是承认一个简单的现实！旧金山唐人街沸腾了！华人当中，有人欢欣鼓舞，有人愤怒莫名。花园角成为露天庆祝会场，也变成角斗场。我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人。我想，当时如果没有为数众多的防暴警察维持秩序，把愤怒的反对者隔开现场，美中建交的庆祝大会，很可能会演变为血淋淋的暴动！
又二十三年过去了，美中关系的风雨阴晴我们经历过；唐人街华人的悲欢离合我们也仍在体验中。然而，人心思变，地球村人人都在谈“一体化”的时刻，难道我们炎黄子孙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我就不相信！当我看到一面又一面的五星红旗在唐人街的传统侨社徐徐升起的时候，不正是向我们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了吗？我坚信，终有一天，不管我们来自神州大地、台湾、香港、澳门，或是散居全球的华侨、华人，当我们聚在一起吃一顿家常便饭，喝一杯家乡米酒，或在任何一个欢乐的公共场合，我们都能够不再分彼此，都能够握手谈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二
市长的请柬使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纽约一家制片公司不久前到旧金山拍摄一部纪录片，叙述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五十年代，无数华侨、华人惨遭迫害的一段历史。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受害者。像已经公映过颇受注意的纪录片《唐人街档案》一样，我被邀请在镜头面前口述我在这段历史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与个人体会。这段历史，让美国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蒙羞。我同意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个现身说法的角色，只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希望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现在和将来的领导人，我们的儿孙，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最近，制片人来电要求我给他们选寄一些我在不同年代拍摄的照片，作为这部影片背景资料的补充。刚好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熊国华先生著作《美国梦：美籍华人黄运基传奇》一书所用的照片已经寄回来给我，便从中挑选了几张准备寄给他们。翻看这些照片时，像揭开一部厚重的历史。我的心情很复杂，既轻松又沉重，既欢快又悲怆。我的童年、少年、中年、老年，一晃而过。然而，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都有一个平凡而又可笑但笑中有泪的故事。我七岁时跟祖母、堂姐拍的一张照片中，没有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一岁时父亲便离乡别井，到美国寻梦，我五岁那年母亲也病逝了。我象征性地手拿一本书，可自小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从照片中我的忧郁的眼神看来，我面对的将是一条崎岖曲折的、荆棘满途的人生跋涉。事实证明，我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艰辛但觉丰富多采。没有什么值得向人炫耀的业绩，但活得开心充实。在另外几张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和同龄的青年朋友唱歌、演白话剧……
有这样一张照片：我独个儿在“民青”(“华侨民主青年团”的简称)的图书室里看书。却万万没有料想到，图书室的墙壁内曾被人安装了“窃听器”！这是很多年之后“民青”被业主迫迁，我们拆卸图书室时才被发现的。显然，窃听器是在建筑图书室时被人暗中装上的，我亲手把“窃听器”交给了当年帮我办案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北加州分会主任贝西格先生。是谁干的卑鄙行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无关重要了。然而，当我凝视这张照片，回顾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禁不住自深心处搅动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回到我们的残酷的现实中来，我蓦地想起了被球棒活活打死的陈果仁，脑子里涌现的是陈果仁脑浆溢流的惨象，而凶手只被判罚款三千多元了事！我还想起了被诬控“间谍”的李文和，在报章上读到、在电视看到、在电台听到的种族仇恨犯罪的新闻而感到怏怏然，悻悻然。是的，今天已非昨天，我们都走过了漫长的极不平坦的道路，留下了满途深刻的脚印，搬走了许许多多的拦路石，我们的付出使我们的儿孙的日子，要比我们过得好得多。
我最欣赏的是我过六十岁生日时穿着一件 T 恤衫坐在家里客厅沙发上拍的照片。这件 T 恤衫是我偶然在一家百货店买的。T 恤衫印着一行字：我不是 60 岁，我是 18 岁加 42 年人生经验。这是自嘲也是自我激励。这符合我永不言老永不言休的乐观性格。这性格使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特别青年朋友。在他们面前，我不是一个扳着脸孔的“长辈”，而是可以互相交心的挚友；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则是我的“火花塞”，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使我充满活力。
我在这些永不褪色的照片中，看到了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又如何呢？我说过：我的美国梦是一个寻梦――圆梦――再寻梦的过程，循环不断。我想，我还会拍很多很多照片，记录着我在拼搏中的悲欢。
三
已故老报人胡景南先生主持《太平洋周报》笔政期间，曾是茗谈会的负责人，每个月一次电约十个八个人在茶馆品茗，由他设定一个主题，让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我参加过茗谈会多次聚会，觉得很有意思，虽然遇到严肃的话题，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泥足深陷、美中关系、种族歧视以及华人社区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常常免不了有争论，彼此的论点甚至南辕北辙，各不相让，但大家都很有风度，从不强加于人，谁对谁不对，只好让时间来证实是真理或是谬误。
有一次在都板街的利园酒家(已在90年代初结束营业)举行的茗谈会上，坐在我旁边的竟是詹姆士?谢弗先生。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密探，长期在唐人街活动，上了年纪的华人、包括我自己，都“认识”他，与他打过交道。五六十年代漫长的岁月，是美中关系最恶劣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怀疑是“潜在的中共间谍”，经常受到 FBI 的骚扰，居美华人的日子很不好过。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到北京尝烤鸭、饮茅台，重新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了。可是在 1976年时，原华人就业协进会的行政主任和后来当了选民注册官的黄少薇，她们两人访问中国回来仍然受到 FBI的盘问。今天，则有所谓“李文和间谍案”，在华人社区刮起一股刺骨的政治冷风，令华人感到不寒而栗！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谁也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美中关系正常、友好，在美国的华人才会有好日子过。
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对谢弗先生的印象还真不错。那次在茗谈会前会后，我们都谈了不少往事。他当时已经退休了，在南湾开了一家书店。他半开玩笑地、却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时世变了，我女儿的思想比你当年还激进呢！”我也颇有感触地对他说：“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但我没有你女儿这么幸运。”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连声“是，是。”
“谢弗先生能帮我一个大忙吗？”我想起了一件事，大胆地问他。
“只要我力所能及。”他说，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我把我在军队服役时的遭遇跟他说了。他非常清楚这件事。我恳求他帮我取回当年被军队没收了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手稿和我的日记。茗谈会结束后，谢弗先生向我握手告别时说：“我即刻试试。”
我对这个请求并不抱太大的期望，没多久我就忘记这件事了。我万万没有料到，几个月之后，谢弗先生竟打电话对我说：“我帮你取回你的日记了，可惜你的小说手稿没找到。”
我和谢弗先生约好时间见面，他把我的日记的复印本交给我，还多了一份英文摘译。
四
衷心感谢詹姆士?谢弗先生把军队没收我的日记找回归还给我。我欢欣雀跃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拿回家里，把这本失去了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日记捧读起来。我像站在时光隧道的这一边，回眸时光隧道的另一边，我发觉自己不只做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也为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留下了印记。
翻阅我这本失而复得的日记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越南战争亦已经结束了，中美两国恢复了关系了。我为自己当年坚决反对这两场战争而感到欣慰，为竭力主张并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感到欣慰！即使自己因此背上了“非美”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是值得的。最近，我驾车路过百老汇夹哥伦布街街角，看见“城市之光”书店楼顶上挂着五块长达两层楼高的大布条，写着：“异见并不是非美”，布条下半截有五个不同族裔美国人的画像，他们的嘴巴被美国国旗封闭着，我便禁不住慨然而笑。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我掩卷开怀大笑起来。记忆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欢快地笑过。在厨房忙着做饭的妻子闻声走出来，望着我快乐成这个样子，显然也受到了感染，笑着问：“什么事？什么事？”
我把我的日记交给了妻子，说：“你有空自己看罢。”
我在日记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幼稚、无知、空想、梦想、激情、爱与恨的交织。把昨天的我，对照一下今天的我，真是崎岖人生路，漫漫心路程呀。很难设想，我是怎样走过来的；然而，我毕竟走过来了。我站在家里的客厅，凭窗远眺，茫茫的太平洋就在眼前，汹涌的思潮，滚滚袭来。
15岁随父亲来到“自由乐土”的美国，却还未踏足这片“乐土”便失去了“自由”，像俘虏似的被送进移民局关押起来，等候审问。十五岁正是做梦的年龄，我的“金山梦”受到了质疑。在往后漫长的日子里，我逐渐发觉，原来梦想中的“金山”是没有金子的，就像父亲少年时来美国，被关在没有天使的天使岛上一样。
一连串没有答案的问题，无止境的意料不到的不幸，会迫使一个人不得不认真去思考和面对。我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辈子当一个有钱人家的厨仆。梦碎了，梦还是要寻、要圆的。我承认我并不勇敢，但我很不安分。也许我这个性格注定我和父亲长期处于互相对峙中。
我很珍惜我这本失而复得的日记。我常常翻阅它，然后掩卷沉思，因而有时不免为自己在那个年代的傻劲、稚气、无知而窃笑；为自己的行为不为亲人所理解而长期处于孤独无援、痛苦难耐的精神状态而感到吃惊。
这本失而复得的日记给了我很多启示。当年军队没收我这本日记，并花了这么多功夫把它摘译成英文，我希望他们也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东西。我每次翻阅这本日记，对自己就是一次深刻的剖析和反省。我从残酷的现实生活实践中，把青年时代那些无知剔除掉，让珍贵的东西沉淀下来，成为自己永远享用不尽的财富。
五
年青时纯真得可爱，但也偏激得可哀。翻阅失而复得的日记时，我发现自己对太阳的歌颂便充满着一种可爱的纯真和可哀的偏激。太阳是光与热、刚与强的象征，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们对宇宙间这种自然定律或自然现象，大概不会有任何异议的。可哀之处在于：象征意义被人为地渗入了政治的“味精”，太阳被神化了，于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等“赞歌”，便由此传唱神州大地，传唱寰宇。
于是，月亮被贬低了。月亮也被人为地“政治化”了，相对于太阳，月亮变成阴与冷、柔与弱的代表。
当我读着半个世纪前自己所写的日记，在对太阳的“颂”与对月亮的“贬”的字里行间，我不禁深感脸红。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可爱”与“可哀”。而我就是在这种“可爱”与“可哀”的日子里成长的。一个人从幼年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面对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现实往往是很复杂和残酷的，但人在实际生活的学习中会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
到了恋爱的年龄，我才发现太阳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实在帮不了太大的忙。试想想，在烈日下被灼得浑身臭汗，能有相互拥抱和爱抚的心思吗？在月光洒满大地的夜晚，感觉可就很不一样了。那种柔和、温馨、舒畅的情调与意境，只有月亮才能赐予。我从此爱上了月亮。我还忆起了童年时代不曾意会的夜景：当自己和伯父到田里躺在禾杆盖搭的棚子看更的时候，仰望长空，月亮高悬，繁星闪烁，点亮了辽阔的大地；田野里的青蛙，在交媾时发出的欢叫，附和着前面山林的虫鸣，不远处海浪的汹涌声，谱成了一曲《月夜交响乐》，现在追思那意景，仍然回味无穷！
我教我的六岁大的外孙女颖怡和她的九岁大的哥哥皓东朗诵的第一首唐诗，就是李白的《夜思》：“床前明月光……”每次晚宴后他们和爸妈向我和内子告别时，我总爱抱着颖怡到门外，而她总是举头指着天空说：“公公，你看，月亮！”要是遇上阵阵浓雾，看不到月亮，她便显得很失望地说：“噢，月亮躲起来了。”到了中秋佳节，我就给他们讲《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的故事。他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瞪着眼珠好奇地问这问那。月亮和太阳对他们都有着无穷的吸引力。我对此感到特别开心。
然而，自己在对太阳、月亮的“颂”与“贬”的“可爱”与“可哀”的反思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一些人和事来。那个岁月，“可哀”的偏激思想，竟能使我们一些人不敢买汽车。买房子就更不用说了。当工人可以，当老板就会受到非议，要当资本家那就更是大逆不道了。多可哀！多可怕！幸好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勇气剔除这种“可哀”的偏激。挚友华侨历史学家麦礼谦兄50年代末在唐人街 ―北岸区花钱买房子，当初是为了“民青” 有个“家”才买的。当年，由于政治原因，“民青”的会址被房东收回，眼看这个“青年人之家”就要被迫解散了，礼谦兄和他的妻子才下了决心排除那个年代潜藏在头脑中那种可哀的偏激思想，既买了房子，还买了汽车。而买汽车则是为了方便礼谦兄研究华侨历史，要妻子“随时候命”载他去华侨足迹所到的各市镇、图书馆搜集史料。
我买的第一辆老爷车，也是经过复杂的思想碰撞，最终为了工作的需要，要开车载送午饭给幼儿园的小孩才买的。六十年代末买房子时，那种可哀的偏激已经在头脑中被清除殆尽了！幸哉！
我们这些朋友，在经济上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群。没有“资本”，当然成不了“家”，当中有些人当个小老板还是有的。这使我想起了挚友池洪湖来。池洪湖老弟在唐人街是个街知巷闻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在万生鸡鸭店从一个普通“打工仔”一跃而为“大老板”的传奇故事。他也是勇于顶着很多的非议才在原老板和朋友的资助下成功地“弃工从商”的。据《美国华裔名人录》透露，池老弟一共担保了一120多位中国留学生、学者来美，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超过20万美元。池老弟每年还捐赠大量金钱用于华人社区、社团的活动，这都是人尽皆知的。我想，如果他当年顶不住那些偏激的非议，继续当一名普通“打工仔”，这些年来，恐怕他是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的。特别当你看到一批一批的腰缠万贯、向来对中国恶言说“No!”的先生们，而今却笑口常开连声“Yes!”不绝于耳，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赚钱的机会这么多，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这么高，还不乐透了吗？由此细想我们这些人在那个岁月的“可爱”的纯真和“可哀”的偏激，便常常禁不住发出带泪的苦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