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年轻的胡适在美国首举义旗，喊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文学革命由此而开端和发展。当文学革命蔚为大观，以后成为辉煌的历史时，胡适没有忘记他的好友、留美学生梅光迪，他说：“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就是因为他对我的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
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
胡适的文学改革的最初动议，应该说多半出自于偶然事件的诱发，这种诱发来自社会改革的热心人钟文鳌。此公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他的工作是每月将月票放进邮件中，再投寄给留美各地的中国学生。这位热心人乘便印了许多小传单，然后，一张张地夹放在信封内，传单的内容各不一样，大凡写的都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等。
留学生全凭月票维系生计和学业，每到固定的日子都在翘首企盼。当花花绿绿的传单从信封中抽出时，这些走出国门的天之骄子心中好不耐烦。他们大多抽出月票后，看也不看就将小传单投进废纸篓。胡适所接到的传单内容是：“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胡适非但厌烦，而且认为钟文鳌已是强加于人，滥用职权。少年气盛的他立即写信批评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信发出后，胡适非常不安，不免又要谴责自己的骄傲和鲁莽，他为严重地伤害一个人的社会改革的自尊心而深深不安。他想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每天都在等待钟文鳌的复信，可是，自此往后，既看不到传单，更等不到复信，越是这样，他便越是懊恼，及至到了晚年，在谈及此事时，还是那样的负有内疚感：“这张小字条寄出之后，我心中又甚为懊悔。觉得我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所以我也就时时在朋友的面前自我谴责，并想在（文字改革）这方面尽点力。”
恰当此年，中国留学生成立一个“文学与科学研究部”，他被推选为文学股委员，负责年会分组讨论的论题。于是，他有机会用心用功研究、检讨语言文字的问题。他和同期留学的赵元任商量，决定本年度文学组的论题为“中国文字的问题”。他所作的论文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915年夏，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论文，首次提出古文之弊，他设问：“汉字究竟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此言一出，闻者哗然，难道中国人不正是借助汉字，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华夏文明吗？
他认为，中国文字的教授方法，以为熟读背诵可得其窍，其实是费时费力，误人子弟。教授者全然不知“汉字乃半死之文字”。
他由钟文鳌的传单而费尽思量，以为中国文字确实到了改良的时候，但是，他又觉得“字母的文字不是容易实行的”，“还没有想到白话可以替代文言”。此时，他只是提出一些教授文言的改良方法，诸如讲解古书、学习字源、研究文法、试用标点符号等。他的一些更为激进思想的形成，是1915年夏天以后的事。
最守旧的是梅觐庄
胡适和梅光迪在上海读书时，经胡适的宗兄胡绍庭介绍而相识，并成为志趣相同的朋友。后来，他们又先后赴美国留学。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梅光迪在西北大学。
胡适是个好热闹的人，到美国后到处演说，以至引起物议。梅光迪却支持胡适，并且赞叹道：“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他由衷地佩服胡适的才华，称之为“东方托尔斯泰”、“稼轩、同甫之流”，甚至怀有良好预期：“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有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学毕业，往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家白璧德。转学前，他来到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杨杏佛等留学生共度暑假。他们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回忆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
梅光迪离开绮色佳时，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长诗，诗中有着十分大胆的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进入新世纪。”
文学革命可谓是一鸣惊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多认为匪夷所思，荒诞不经。这时，梅光迪刚到哈佛，诸事缠身，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他们的好友任叔永倒沉不住气了，写了一首赠诗，将外国人名连缀起来，嘲笑胡适的文学革命：“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适初读此诗时，不明其中的真义，当日，他在日记中疑惑地写道：“叔永戏赠诗，知我乎？罪我乎？”隔了几日，他终于明白个中三昧，于是，又写了一首很庄重的诗，以回应朋友们对文学革命的质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他极愿得到留美同学的理解乃至支持，可是，没想到正是“诗国革命”、“作诗如作文”，惹来诸多“官司”。梅光迪首先发难，坚持“诗文截然两途”，根本不能混同。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
胡适的胆子并不大，所设计的“诗界革命”仅仅是不避“文之文字”，以使诗更真实更随意而已。可是，梅光迪对于这点初级的要求却如骨鲠在喉，浑身的不舒服，一次一次的发难，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他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胡适没有放弃，反而集中时间和精力，以至挤占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认真研究文学和文学史，以小心求证文学革命的合理性。1916年春，他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革命：“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
而到了元代以后，词、曲、散文、剧本、小说都成为第一流的文学，其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为它“皆以俚语为之”，是“活文学”。胡适将自己的考察心得，及时地向梅光迪陈说，以期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他不愿独闯天下，真诚地希望能和朋友们共同探讨和实践文学革命。他坚信熟谙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不会悖于学理，说出违背真理的话。果然不出所料，梅光迪来信说：“骤言俚俗文学，必有旧派文学家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胡适喜出望外，连梅光迪也自称“我辈”，他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他更坚信文学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更有一种为之前驱、舍我其谁的躁动，《沁园春?誓诗》中所抒发的正是这种气冲霄汉的豪情：“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弛。”
老梅上战场
1916年6月中旬，胡适前往克利夫兰城的途中，又和他的朋友们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他大胆提出要“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朋友们对此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钻牛角尖了，他们中还有人写了几首白话诗送给他，任叔永还决定在科学社的年会上，首次改用白话进行演说。
可是，时隔不久，围绕任叔永的一首诗的争论，又将他们的分歧引入莫此为甚的境地。胡适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绮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暑期的一天，绮色佳的朋友们泛舟凯约嘉湖，舟行湖中，便起波浪，他们立即向岸边划去，手忙脚忙之中，船在靠岸时弄翻。任叔永为记此趣事，作《泛湖即事诗》寄予胡适，诗为四言古体：“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他看后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任叔永却不以为然，仍然以为所写覆舟一段为“全诗中坚”。他再致信任叔永，一改舒缓温和的语气，不客气地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为人憨厚的任叔永面对如此尖锐的“全盘否定”，再也不为偶得佳句而沾沾自喜，很诚恳地给胡适致信说：“顷读来书，极喜足下能攻吾之短。”有此胸襟和气量，本是文字游戏的一首小诗，总不会再另出枝节吧。
这封信偏偏让梅光迪看到，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不同意所谓古字皆死、白话皆活的观点，认为中国古诗文“沈浸?郁，含英咀华”。而诗乃“高文美艺”之境者，是诗人和美术家的专利，如依“活文字”之言，那么“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梅光迪真的动气了，胡适却乐了，并有意和他开开玩笑，你不是说白话不可以做诗吗？我偏要写一首给你看看。7月22日，在半是揶揄半是逼迫的情景下，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诞生了，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谨摘录如下：“‘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没想到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竟闯下了一场大祸，开下了一场战争。”
熟读唐诗宋词的梅光迪，如何能容得此等不伦不类的怪东西，读罢此诗便勃然变色，发函兴师问罪：“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这一次，梅光迪再也不顾及什么学理和风度，而是排斥所有文学革命的试验，甚至批评胡适好名邀誉，“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这些所谓“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间成为笑谈。
中国是诗的王国，胡适欲从“诗”突破，以开启文学革命的局面，确有知难而进的胆略。谁曾想到，他的努力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环顾左右，真有一种孤军荷戟的悲壮和苍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志决矣。吾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
我对他们只有感激
历史竟会如此的巧合，胡适在大洋彼岸作诗：“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陈独秀则在大洋此岸的上海创办《新青年》，鼓吹和发动新文化运动。不久，也就是胡适处境最孤寂的时候，他的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他介绍陈独秀，并受陈独秀之托向他索稿，心情之迫切溢于言表：“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他们由此开始书信交往，胡适赞赏陈独秀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且具体提出文学革命八项主张，称之为“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对八项主张，除有个别的些微修订外，全都予以理解和接受。仅隔四天，陈独秀又去一信，语气更为肯定，断言“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
胡适受到鼓舞，开始构思文学革命的文章。文章写成后，在邮寄《新青年》时，又将文章标题改为《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此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受到朋友们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多日，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去信摧促其早早回国。胡适早已萌生归国之意，因为他在绮色佳的朋友圈中太孤寂了。他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实施自己的文学革命的抱负。这天，他挑战似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5月29日，他告别迷茫和失望，开始为归国作准备。行前，他又作一首小诗，以表明其矢志不渝的决心：“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誓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
回到北大，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盟者。新文学创作于是异彩纷呈，蓬勃发展，文学革命终于形成气候。而更重要的是，白话文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和使用，甚至政府也不得不尊重国民意识。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白话文。接着，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文。文学革命已宣告胜利。
胡适在北大甚得人望，且因文学革命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可谓是今非昔比。他是个重情感的知识者，虽是功成名就，依然不忘故人，曾托友人约请梅光迪归国后到北大执教，可是，梅光迪因对新文化运动的成见而一口拒绝。1922年1月，梅光迪参与创办《学衡》，最先在创刊上发表《评提倡新文学者》，不指名地批评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
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胡适无意去纠缠，只是淡淡说：“东南大学梅光迪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这已经不是“什么《学衡》”，而是“一本《学骂》”。不久，胡适办《努力周报》，发表“好人政府”的主张，这次，他难得一次地受到梅光迪的赞同：“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
他们之间学理不通，争执不休，但是，却始终无碍相互之间的友谊。1920年，梅光迪执教南开时经济困难，向胡适求助，胡适二话没说，慷慨解囊。胡适只要到天津，必去看望梅光迪。1927年，梅光迪赴美执教，胡适由欧赴美，特意相约，重叙旧谊。抗战时期，胡适任战时驻美大使，梅光迪随浙江大学避战乱来到贵州遵义，于1945年病死遵义。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友人及梅氏家属的重托，答应为梅光迪作一传记，只是由于时局迭变，传记一直没有写成。
胡适乃雍容大度的学者，每每谈起这段荆棘之旅时，总是那么的温柔敦厚，心平气和：“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后来他们的坚决反对，也许是我当时的少年意气太盛，叫朋友难堪，反引起他们的反感来了，就使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考虑我的历史见解，就使他们走上了反对的路上去。但是，因为他们的反驳，我才有实地试验白话诗的决心……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决没有丝毫的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