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钧衡是我大伯。解放前就是我们这一带的邮递员。邮递员是解放后叫法，大伯不喜欢，他喜欢别人叫他邮差。邮差邮差，差来差去送信送报。简单扼要。不过邻居们还给他加了个姓，叫王邮差，这样就与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分开了。
邮递员也好，邮差也罢，随你叫，大伯总是乐呵呵的。我很崇拜大伯。我觉得大伯了不得。能说会道且不说，单表断文识字，就把里弄里几个工农兵大学生汗颜得恨不得撞墙。
一个夏天午后，吃过中饭，天空挂着一轮白白的太阳，刺得眼睛都睁不开，更不说一丝风儿。天燠热得很。我家石库门天井里的梧桐树上知了不停叫唤。我知道在叫什么，那是“热死啦，热死啦”。我们没有热死，倒是天井里来了几个邻居。这些比我大十来岁的邻居，刚被工厂、农村推荐进大学，一见我们几个小兔崽子在小凳小桌前办着向阳院，便在梧桐树下得意忘形吹起鲁郭茅巴老曹。鲁郭茅巴老曹是谁?不知道，不过从吹牛的神态中，我感到鲁郭茅巴老曹肯定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面对大人物，除了傻眼看着他们唾沫四溅，还能怎样。其中有个邻居大学生好几滴唾沫溅到我脸上，我都不敢擦。大学生唾沫，滴滴白金。珍贵得很。
这时，大伯骑着墨绿色脚踏车路过家门口。大伯汗流浃背，一见我在，大声说：“小禾，弄些水。”大伯要喝水。我赶紧站起想进屋倒水，大伯又叫住我说：“再拿两个小馒头。”我点点头。当我把水杯和小馒头拿出时。大伯正与大学生们争论什么。大伯说：“我不懂鲁郭茅巴老曹，只懂送信送报。”大学生们吃吃地笑。那种笑，莫测高深，大伯看了生气，说：“大学生有屁用。”大学生们不服，反而佯笑说：“嘁，大学生没用，你算有用?不就一个邮递员而已。”话语中显得不屑。大伯冷笑：“说邮递员，是客气了。我是个邮差，解放前也算读过初小。不过断文识字你们未必如我。”“凭啥这样讲?”大学生急了。大伯一看他们急吼吼的样子，呵呵一笑，说：“这里有几封信，你们能认全上面姓名地址吗?”大学生们一听，说：“工农兵大学生不假，不过连信封上的字都不识，撞墙算了。”他们从大伯手里接过三封信，低头一看，不由面面相觑。有的认不清地址：有的认不出姓名：有的只能连蒙带猜，没有一个认全。大伯这才放声大笑。大伯说：“这些太复杂，谅你们也不行，弄个简单的吧，若是还认不出，撞墙去死吧。”一听简单的，我起劲了，说：“我先认。”大伯说：“小孩站一边去。”大伯挥挥手后。指着墨绿色邮服上的纽扣问：“看清楚没有?”大学生们凑近一看，说：“清楚了。”大伯说：“邮电纽扣，与军服纽扣差不多，中间是不是鼓出来的?”大学生们点头。大伯说：“看仔细啦，这个邮电纽扣，外面是个圆形，中间是个五角星。请问，五角星里藏着什么字啊?”大学生们凑到大伯胸前，几双手摸着大伯胸前的纽扣横看竖看，硬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大伯大笑，接过我递上的水杯，先是张开大嘴吞掉一个小馒头，喝了口水：接着又吞掉一个小馒头，再一口喝光了杯中水后，一个漂亮上车动作，打着车铃，骑车走了。我只听到弄堂深处传来大伯的笑声：“傻瓜，那是‘邮电’两个字啊。”我再看看大学生们，个个垂头丧气。他们没有撞墙，不过从今后，再也不来我们石库门里的向阳院了。至于吹牛，罢了。
2
是晚上吧，我刚吃过晚饭，大伯下班了，径直走进房间，拿出五加皮，倒了半杯，坐下，吃着我妈做的可口饭菜。见大伯开心，我走到他跟前，问：“大伯，纽扣中间真有‘邮电’两个字啊?我怎么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呢?”大伯呵呵一笑，撩起衣服。抓起上面的纽扣凑到我跟前说：“小子，看仔细了。左边是个由字对吧，右边呢，是不是一个耳朵?”我一看，真是邮字。我问：“电字呢?”大伯喝了口五加皮，说：“小傻瓜，你看看，这由字朝下一拐不就是电字吗?”我一看恍然大悟。还真是“邮电”两字。我想了想，有些奇异地问：“他们是大学生，认不出‘邮电’两字也算了，为何认不全信封上的地址与姓名呢?”大伯再次呷了口五加皮笑笑，语气陡然提高，说：“小禾，这些狗日的怎么可能认全呢?我拿出的三封信，封皮都是写得龙飞凤舞的繁体字。他们怎么会认得，怎么可能认得?”我说：“那你怎么认得?”大伯说：“解放前，我读的是私塾，学的全是繁体字，当然认得。”我说：“繁体字你认得，潦草字你也认得?”大伯说：“起先我也认不得，后来慢慢认得了，这里有个窍门。”我睁大眼睛问：“窍门?”大伯说：“说给你听也不懂，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要认识这些花里胡哨的繁体字，包括潦草字，先要学会拆字，顺着拆字，对笔划进行分解，那就八九不离十了。大伯做了三十年邮差。那帮小子又怎能与我相比?”大伯得意洋洋又狠狠喝上一口五加皮。见大伯开心，我又问：“能举个例子吗?”见我缠得厉害。大伯用筷子在桌上比划写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我认得。一个张，一个杨。大伯又写了两个字：?与?。这个我就不认得了。大伯说：“这两个字也是张与杨，它们是繁体字。”大伯说着一笔一划用筷子对?、?，进行拆字。大伯一比划，我就明白。大伯见我虚心认真，来劲了，顺手拖过一边放着的绿色帆布邮包，从中取出几封信给我看，他说：“这是我刚从邮筒取出的信件，大伯不但百分之百认得上面地址姓名，还能从笔迹上看出性格。”大伯非常牛逼地说着。我愣住了。我说：“字迹能看出人的性格?”大伯肯定地点点头说：“看看，这个阿胡卵把字体写得龙飞凤舞，大多率性随意，是个马虎的男人。而这个写得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多是女人。若是男人。也是个小男人。再看看，这个赤佬写的字，不讲究字体笔划，缺胳膊少腿的，不是工人就是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你再看看这封信……”说到这里，大伯愣住了。拿着手里的信自言自语说：“咦，怎么回事?”我一听，问：“你说什么?”大伯马上说：“没什么。”大伯飞快地把信收了起来。我眼尖，一眼看到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海城市革委会宁……主任亲启”。下面没有地址，只有“内详。”见大伯把信放入邮包，我马上说：“大伯，你别放啦，我看见啦，是个小学生写的吧。”大伯眼睛一瞪：“小屁孩，懂什么呢，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我跳起说：“你骗人，写得歪歪扭扭，连我的字都不如，不就是小孩写的?”大伯被我将了一军，有些恼怒说：“你胡说。”他把信从邮包里重新拿了出来，递给我看，说：“市革委主任叫宁洒。洒水车的洒。”我说：“谁不会写洒字，三点水加个东南西北的西字。可这字怎么可能是洒字呢?”大伯点头，说：“是啊，这家伙写了三点水不假，但他没写西字，你看，他在三点水右上面，写了个美丽的丽字，下面写了个小鹿的鹿字。就成了这样一个字：渥，你认识吗?我谅你也不认识，这个字当然也是洒字。不过是个繁体字，早就不用了。如果没文化，或者说文化很浅的人，能把洒字写成这样吗?别看他写 得歪歪扭扭，但冲他会写繁体字的洒字，可以判断。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是故意用‘假手’写的。”“假手?!”我愣了。“假手”是我们城市老百姓的一种特殊说法，一个用右手写字的人，故意用左手写字。而这个左手，就叫“假手”。我张大眼睛不明白地问：“为何用‘假手’写呢?”大伯冷笑一声：“怕被认出笔迹!”我又问：“为何怕被认出笔迹呢?”大伯说：“见不得阳光。”我再问：“为何见不得阳光呢?”大伯说：“十有八九是匿名信。”匿名信?这个我就听不懂了。大伯说：“匿名信就是不写上姓名的信。”我问：“这是为何?”大伯说：“不就是诬告信嘛。”大伯说这些，我理解不了，我想了想又问：“大伯。这个信封上写的‘内详’是什么意思?”大伯哈哈大笑，摸了摸我的脑袋瓜子说：“小子，你人小，不懂。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者说叫，对了，有一个成语叫欲盖弥彰。就是欲盖弥彰。从‘内详’信中可以猜测寄信人内心的隐痛、苦涩、嫉恨。这些信乘着我们邮差的翅膀来寻找他的收信人。但是压根儿又不想留地址。为何不想留地址?一句话。既要让收信人收到信，又怕被收信者拒收。因为‘内详’无法退回。可这封写给市革委会主任的信就不会简单了，尤其是用‘假手’写的信。”
大伯这么一说，我听得更是云里雾里，又问大伯：“你会用‘假手’写字吗?”大伯哈哈大笑，说：“不是老子吹牛皮。我是左右开弓。”见大伯得意洋洋，我说：“你骗人。”大伯说：“不信是吧。”说着，他狠狠喝了口五加皮说：“小赤佬，拿出你的纸与笔来。”一听大伯真的要用“假手”写字，我乐得屁颠屁颠，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草稿纸与铅笔恭恭敬敬递给大伯。大伯接过笔，用“假手”写了我的姓名王小禾与他的名字王钧衡，接着还写了海城市革委会宁洒主任亲启这几个字。当然这个洒字，是用繁体字写成的。大伯写完后把笔朝桌上一扔，口气骄横地说：“看看，怎么样啊?”我拿起纸，看着大伯“假手”写的字不由惊叫起来：“大伯，你这‘假手’字怎么与信封上一模一样呢?”大伯一愣，接过信封一看，傻了，不由自言自语：“还真像呢。这，这怎么可能呢?”
忽然大伯显得有些慌乱，站了起来，酒也不喝了，饭呢，也不吃了，和我爸妈打个招呼，心慌意乱地骑着脚踏车走了。
3
大伯这一走，一星期没回家，也没看到他骑着脚踏车在我们这一带送信送报。大伯没回家，期间倒是打过电话回来。我妈有些不放心，冲着我爸不高兴地说：“王钧衡打从解放前就是个邮差，从没见他晚上不回家，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呀。去邮局看看。”我爸懒，不想去。可不去不行，就拎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大人去算什么样子，小赤佬你替老子跑一次。”
那天下午我与同学们办完向阳院后，穿着塑料拖鞋，啪达啪达朝海城邮电局走去。海城邮电局坐落在南京路华山路转角处的一条弄堂里。到了弄堂口，就见午后的阳光，把一条长长的弄堂劈成两半，一半阳光，一半阴暗。阴暗处停放着一长溜墨绿色脚踏车。整个弄堂寂静无声。
我走进了弄堂。
在弄堂一半处，我听到寂静弄堂上方传来一阵“乒乒乒”声。抬头一看，声音是从弄堂房子上方窗口里传出的，声音下方有个门房间，门房间门口墙壁上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招牌：海城邮电局静安支局。我走了进去。走进去时，我朝门房间窗玻璃望去，一个白头发老头伏在桌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我没理睬，径直沿着昏暗的走廊上了二楼。到了二楼，“乒乒乒”的声音越发响亮了。我发现声音是从一扇门缝里传出的。我小心翼翼探头一望，看到门里是个好大好大的房间。房间里整齐划一地排着一长溜的长桌，桌子上包着亮晶晶的白铁皮，上面堆放着老高老高的报刊杂志。我看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我还看到《红旗》《朝霞》《革命故事会》杂志。几个打着赤膊的男人，在堆积如山的报刊杂志后面晃来晃去。我看见他们裸露的油光光的肌肉随着手的摆动，一上一下滚动着，双手沾着口水，犹如穿马灯似地来回分捡报刊杂志，然后理好，朝桌条上不停地“乒乒乒”地摔着，叠好，放在一边。看着他们。我心想，大伯每天也与他们一样吧。可奇怪的是，怎么就看不到大伯的影子呢。正想着时，忽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阵阵“砰砰砰”声。这是什么声音啊，我移步往隔壁房间张望，发现房间比分发报纸的房间略小，里面大都是女同志。我见她们每人面前堆放着小山一样的信件，只见她们左手拿信，右手拿戳，对准面前的信件就是“砰”地一下，然后扔在一边的箩筐里，随后又拿起一封信，像分发报刊杂志的男人们一样快速进行着重复动作。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把一封信放到一架小秤上，随即听她冲着另一个女人大叫：“组长，超过20克，是不是还要加8分邮票。”叫组长的女人皱眉说：“和你讲过多少次了。本地加4分，外地加8分。贴张欠资条子，写清爽，再退回。”女的叫：“没有地址。只有内详。”女组长说：“欠资还得贴。让收信人付费。”女的小声嘀咕：“真烦。”
我见两个房间里并没大伯，就想找人问问，但见人家都忙，想想罢了，也就下楼。刚到楼下，看到尽头一扇木门虚掩着，门外射进一道极亮极亮的光，在昏暗的邮局走廊尽头，犹如一把锋利宝剑，闪着耀眼的光。我听到那里传来阵阵叫喊声。我走了过去。
到了尽头，我推开门，是个院子。院子中央白花花的水泥地上，划着一个很大的圈子，圈子里李邮差与宋邮差骑着脚踏车在“斗车”，姚邮差在一边大声叫喊。一看“斗车”，我乐了。“斗车”不就像我们玩，“斗鸡”一样吗?我们用腿，他们用车。这时我见李邮差猛地发力，骑着脚踏车朝宋邮差冲去，宋邮差一个猛蹬车轮子，沿着白线圈子打出一个弧度，李邮差冲到白线处，刹车。正当李邮差定神，准备掉头时，宋邮差掀起脚踏车前轮，滴溜溜一个360度大转弯，猛踩车轮，车子直朝李邮差脚踏车撞去，李邮差刹那间跌倒在地。姚邮差看了，哈哈大笑说：“小李你输了。”李邮差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嘴里骂道：“操哪，不算，再来。”宋邮差说：“再来可以，但是……”李邮差二话没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从中抽出五根交给宋邮差，宋邮差把其中一根给了做裁判的姚邮差。
看着他们“斗车”。我并不怎么惊讶。我想我大伯不在，若是他在，他们根本不能与他相比。记得一次，大伯骑着脚踏车进入弄堂送报时，我发现车头绿色帆布邮包里塞满了报纸，报纸多得到他下巴处，还有他的脚踏车后座上，堆着半人高的报纸。我看见大伯每到一户人家门口，并不从车上下来，而是把脚踏车车头向左横过来。成T字型，纹丝不动坐在车上，任凭风浪吹，稳坐钓鱼台地“憋牢”，嘴里大喊着：“921号报纸。”那天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打闹，一个同学输了拔腿就跑，他没看见前面大伯的脚踏车正好“憋牢”，撞了上去，当时我吓坏了，倒不是怕同学摔跟头，而是怕大伯失去平衡跌 倒，脚踏车再加上报纸压在他身上，就要受伤。不过怪事发生了，大伯非但没倒下，倒下的倒是我同学。大伯当时回头轻描淡写骂了一句：“小赤佬，眼睛不长啊。”想到这里。我笑了。若是大伯与他们“斗车”，赢香烟的只怕是大伯了。
这时有人在楼上窗前大叫：“李德昌、宋子木、姚三狗，你们三个马上到楼上办公室来。”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低声嘀咕道：“操哪，王钧衡真是多事，又把我们叫去做啥?”
4
三个邮差上楼了。奇怪的是他们看见我，也没问我。或许他们认为，我只是单位哪个职工的小囡，暑假来邮局玩玩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王钧衡的嫡亲侄子王小禾。
我尾随他们上了三楼。他们走进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门口上方挂着一个小木牌：保卫科。我一愣，保卫科?原本我还想在门外偷听什么，但我看到一名穿着制服的女警察后，吓得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吃过夜饭，我爸翻看着《革命故事会》，边看边笑。不像冷笑，不像嘲笑，也不像耻笑，是个什么笑，我搞不懂。我只听他说了一句：“这个《闯滩》故事写得真好笑。”他说真好笑，是嘲讽故事编得蹩脚好笑呢，还是故事写得真好而让他好笑呢，我更是不懂。不过有一件事我懂，他好像忘记曾让我去邮局一事了。当我看到他翻完杂志，赶紧说起下午去了邮局的事情。我爸对我的话并不上心，只是听到女警察时，吓得跳了起来，脸孔煞白：“你真看到警察啦?”我点点头。我爸眉头皱起说：“王钧衡有事了。”大伯有事?他怎么会有事?我怎么也不信。在我记忆中，我并不佩服我爸。我佩服大伯。大伯的房间墙上不但贴满历年先进奖状，还在墙上挂着一块块闪闪发亮的奖牌。大伯是个先进工作者，是个“五好职工”。我爸呢，从来没见单位给他发个奖状奖牌之类的东西。要出事。也只有我爸会出事，大伯怎么可能出事呢?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大伯没回家呢?
我恐慌起来。
两星期后，我爸被邮局来的人叫走了。不过他很快回来了。我爸回来后，大发雷霆，骂我大伯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瓜。我妈一问。原来大伯隔离审查了。也就是大伯出事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一个字：信。大伯每天除了送信送报送杂志，还有一个任务是每天上午和下午要在他负责的地段开邮箱。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大伯在邮箱里接二连三发现用“假手”写给市革委会宁洒主任的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些信显然重大，否则市公安局怎么会作为重点案子来抓呢?我爸之所以说大伯是傻瓜，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邮递员，从邮箱里拿到人家寄出的信后，带回邮局，交给分类组，也就结束了，但是他不。他在研究。为何这些信接二连三写给宁主任?为何这些信要用“假手”写?这些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些信是否就是诬告信呢?大伯像个小孩，内心蠢蠢欲动。很想知道这些为什么。当然大伯作为一个资深邮差，再有多大的好奇心，根本不敢也不会私自拆信，但这疑问一多，放在肚子里烂掉，也没事，问题是我大伯如果不懂繁体字，不懂潦草字，或者说是个粗枝大叶，就像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他们那样，屁事都没有。但他是先进，又是“五好职工”，内心想法也就多了，况且又喜喝酒，又喜与李邮差宋邮差姚邮差三人隔三差五“斗车”。这样，在一次大伯狠狠赢了“三邮差”，他们请大伯喝五加皮时，大伯乘着酒兴，把这些疑问告诉了他们。三个邮差一听笑了，说他们也从邮筒里拿到寄给宁主任的信，是否‘假手’写的，他们不懂也不关心。大伯笑了，说他们都是糊涂蛋。不过且慢。当区公安局带头的一个女警察来到邮局时。三个邮差就不糊涂了，糊涂的恰恰是大伯。警察们来到邮局时。首先把他们四个投递组的邮差叫到一起。女警察当时就把“假手”写的信件放在桌上。他们想调查的是，信究竟是从哪个邮筒取出的。三个邮差一致说，他们只管从邮筒取信，不会去看信封上，谁寄给谁的信，所以根本不知道是否有信寄给过宁主任。至于哪个邮筒，也就无从说起。如果大伯也是这样回答，屁事没有。不过他仗着自己是老法师、老邮差，竟然冲着警察嘿嘿一笑说：“他们三个都是糊涂蛋，前说后忘。只有我脑子最清楚，我知道这些信是投在哪个邮筒的。”大伯一说，警察们的眼睛顿时变得雪亮。一旁的邮局局长自豪地说：“他叫王钧衡，是局里最优秀的邮递员。脑子好。记忆强，业务熟，是个‘五好职工’。不是我替他吹，打从解放前开始，不说其它，单就邮局里出现的大量无着邮件，十有八九他都能解决。问他没错。”那个带头来的女警察笑笑问：“什么叫无着邮件。”局长说：“地址不详：人名不详；退回地址不详。就是三不详的死信。”女警察点点头，冲着我大伯说：“看来你真不错。”大伯见局长与女警察都在夸他，顿时眉开眼笑大大咧咧说：“小事啦。不过你们还真问巧了，这几个月每次轮到我取信，都会收到用‘假手’写给宁主任的信。”大伯乐哈哈地说着时，发现不对劲，女警察的眉毛刷地竖了起来。她问：“果真每次都是你取的信?”大伯自豪地说：“当然。…‘哪个邮筒取的?”大伯说：“西康路4号邮筒。…‘你怎么知道用‘假手’写的?”大伯大笑：“我从解放前就开始送信了，是个老邮差。什么样的笔迹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女警察不说话，只是和男警察们交换了眼色，随后严厉地说：“这样吧，如果再发现这样的信件，立即报告邮局保卫科，知道了吗?”大伯一见女警察声音变得严厉，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头，也不敢大大咧咧了，勉强笑道：“知道了。”
5
前几天大伯在吃夜饭时，向我展示着他的“假手”技艺，突然又发现那封写给宁主任的“假手”信，五加皮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匆忙离去，现在想来也是顺理成章。只是那夜，他是按照女警察科长的要求，速去邮电局保卫科汇报了。既然汇报了，为何还要被隔离审查，回不了家呢?
那天我去邮局找大伯，见到三个邮差上楼进了保卫科办公室，其实就是接受女警察的询问。据说，对他们的询问还是相当客气的。他们三人尽管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大伯不是这样。他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1949年解放那年，他都过三十岁了。
后来我才得知，大伯那天写完“假手”字，再把“假手”信送往邮局保卫科时，当夜就接受了询问。不，是审问。
“据邮局领导讲，你年年先进?”
“当然。”
看着大伯自豪般地笑着。女警察小脸一板：“不过，据我所知，你在旧社会几乎也是老先进了?”
大伯嘴角抽搐了：“什么意思?”
女警察厉声说：“什么意思?问你呢。有没有这回事?”
大伯低着头想了下说：“有的。”
女警察嘿嘿一笑：“再问你，认识李禄吗?”
“李禄?”
“认识王光吗?”
“王光?”
“不要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民政府交通部任命的前后两任海城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女警察猛拍桌子说：“什么国民政府， 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任命的局长，”
“与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为何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邮局里你总是年年得到先进?”
“旧社会我要吃饭，我要养家糊口，我工作努力，他们就评我先进了。又不是我要先进的。再说我小小的一个邮差，怎么能见到李禄与王光两位局长呢?我知道他们是因为奖状上有他们图章。”
“胡说八道。你这是替国民党反动邮局卖命。”
大伯心头一紧，额上的汗珠滴了下来。大伯觉得女警察问话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一下又分辨不清。有一点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我再问你。1949年4月5号那天大清早，你是否往静安寺路200号送过一封急信?”
大伯皱眉说：“我这一生送信多了，我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你记不清楚，我们记得清楚。我们在国民党档案里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的邮戳时间就是这个日子。而静安寺路200号所有急件都是邮局指定你送的。”
大伯点点头：“领导让我做啥我就做啥。”
“知道静安寺路200号是什么地方吗?”
大伯低下头：“我是解放后知道的。那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
女警察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漏网老滑头，没戏唱了吧。”说到这儿，女警察突然厉声说：“1949年4月5号。你送的这封信至关重要。因为这封信，我们海城市地下党遭到灭顶之灾。”
大伯一听，倏地站起，双腿打颤。脸色苍白：“我只是一个邮差，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呢?”
“这封向军统特务送的密报信是用‘假手’写的。经我们笔迹专家鉴定，是与这些日子由你经手的所有‘假手’之信，其笔迹如出一辙。”
大伯额上的汗水密密麻麻地冒了出来。
女警察也站了起来，轻松地围着我大伯转圈子。
女警察随后从一名男警察手里拿过纸与笔朝大伯面前一放：“现在不用你写其它字，就用‘假手’给我写三个字：小馒头。”
“小馒头?”
“对。你总不会说‘小馒头’不会写吧。”
大伯不知女警察是何意思。
大伯想了想，用握起笔，颤抖着写下“小馒头”三个字。
女警察接过一看勃然大怒：“你没听清我的话是吧，我让你用‘假手’写。”
大伯说：“我‘假手’写不来。”
女警察细眉倒竖：“写不来，也要写。”
大伯无奈只得用“假手”重写，
女警察接过一看，脸孔气得发白，说：“王钧衡啊王钧衡，你太狡猾。可那没用!馒头的头，繁体字是这样写的吗?”
大伯脸色苍白。
“重写。”
大伯想了想，突然扔下笔说：“你们强人所难。解放前我只念过初小，简体字连蒙带猜，更何况繁体字呢?我不会写。”
女警察一愣：“真不会写?”
大伯声泪俱下地说：“警察同志，我认识馒头的头的繁体字，并不等于我会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写啊。”
女警察想了想，随手写下了繁体字馒头的“?”字。
女警察哼了一声说：“照抄。”
大伯看了一眼“颈”字，一付很吃力的样子终于一笔一划地写完了。
女警察再次接过一看，突然把一张复印着“小馒?”三个字的纸张狠狠摔在大伯跟前。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写的这三个字，与这复印件上是否一样?”
大伯看了看复印件上的“小馒颈”，再看看自己写的“小馒?”。他傻了。怎么会那么像呢?大伯恐慌万状，说：“‘假手’写的字大多都有些像，但是这复印件上的‘假手’字绝对不是我写的。”
“哼，我现在问你，听邮局同志说，你特别喜欢吃小馒头。”
大伯一愣，不敢随意回答，想了想，战战兢兢地点了下头。
“我搞不懂，你是典型的南方人，为何那么喜欢吃馒头，而且还是小馒头?”
大伯说：“工作忙，吃小馒头又快又方便。”
女警察突然站定，一个急转身，一双漆黑的眼珠死死盯住大伯，嘿嘿冷笑一声：“王钧衡，你真是太低估我们的刑侦水平了。‘小馒头’与这封信有着直接联系的，”
大伯说：“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这些污七糟八的反动信件并不匿名，尽管封皮上写内详，但是信内落款人就是三个字：小馒头。”女警察带着嘲讽的口气又说：“你看看你像个小馒头吗?你是只老馒头了。”
“老馒头?”
大伯愣了。
“还有，你们明明都是革命的邮递员，可是你偏不喜欢邮递员，而是要让大家叫你邮差。说明什么?说明你从心底里憎恶新社会，是不是?”
大伯瘫软在椅子里，
“自从上次与你谈过话后，我们在西康路4号邮筒前整整守候了一个星期。期间你共计从邮筒里取出104封信，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一封用‘假手’写的信，你想想这说明什么?”
大伯茫茫然地说：“我不知道。”
“迄今为止，‘假手’小馒头写给宁主任共计有14封恶毒攻击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反革命信件。可我不明白，这些信，那三位邮差从来没有收到，为何偏偏你能收到呢?能向我解释吗?”
大伯一听，眼睛一亮，跳了起来：“不对，那天我们喝酒时，他们三个说了都在邮筒里收到过。”
“胡说八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何上次找你们四人谈话，你怎么不说?”
大伯一想对呀，当时自己暗里还骂他们三个是糊涂蛋呢。可现在……大伯咬了咬牙说：“不信你把他们叫来，当面对质。”
女警察一听说：“好，那就把他们叫来吧。”
三个邮差很快来到了保卫科。
女警察看着三个邮差说：“王钧衡要与你们对质。你们要老实交待。你们到底有没有在邮筒里取到过用‘假手’写给宁主任的信吗?”
三人一听脸色一变。
姚邮差笑笑对我大伯说：“王钧衡，我们都是同事与好朋友是吧?”
大伯点点头。
李邮差说：“我们也时常喝酒是吧?”
大伯又点点头。
宋邮差接着说：“我们还时常玩玩‘斗车’是吧?”
大伯还是点头。
大伯迷茫地看着他们。
三个邮差同时跳了起来，三双大手同时指着大伯的鼻子大骂道：“操哪，王钧衡王钧衡你真是个阿胡卵，你自己用‘假手’写反动信，还污蔑我们与你同流合污，真该给你粒‘花生米’吃吃。你连牲畜都不如。”
大伯一听，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们。大伯指着他们的鼻子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一个趔趄倒了下去。
6
那天，我在石库门向阳院里与同学们排练节目。一个是我的朗诵；一个是女声独唱。里弄治保主任费阿姨说了，暑期了，红小兵要参加纳凉晚会，表演节目。
正练着呢，费阿姨带着几个陌生男女来了。一看那个女的，我觉得眼熟，但想不起来。我以为费阿姨陪着街道干部先来审看我们节日呢。我高兴地冲着费阿姨他们笑着，当着他们面，我朗诵起诗歌节目《红小兵志气高》：
“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朗诵完毕，我还喜孜孜地向费阿姨他们鞠了一躬。费阿姨无动于衷。随费阿姨来的那个面熟的阿姨带头鼓掌，大声说：“好!”一见叫好，我起劲了，马上对一个邻家女孩说：“盛雅萍，你唱一个。”叫盛雅萍的女同学落落大方走到石库门天井中央，声情并茂独唱起来：
“越南有个小姑娘，家住南方小村庄，爸爸死在敌人的子弹下，妈妈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小小年纪失去爹娘，美国强盗又烧毁村庄，姑娘擦干悲痛的眼泪，怀着仇恨奔向北方……”
盛雅萍唱完后，那个阿姨鼓掌大叫：“好好。唱得真好。向阳院办得真好。”
阿姨说完后，我看到费阿姨对我说：“王小禾，跟我们去一次居委会，这位阿姨有事问你。”我一听，费阿姨叫我到居委会，我当然说好的。石库门里的红小兵向阳院是我办起来的。
很快我随费阿姨他们来到居委会。到了居委会，面熟的阿姨给我倒了杯冰凉冰凉的酸梅汤。真好喝。
喝着时，看似面熟的阿姨就把我拉到她跟前。
我抬头看着阿姨，觉得真好看啊。弯弯的月眉，红红的小唇，挺挺的胸脯。她笑眯眯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王小禾。”她说：“小禾，什么禾啊。”我小胸脯一挺大声说：“雨露滋润禾苗壮的禾。”她摸了摸我的小脑袋说：“这名起得好，是棵好苗苗啊。听说，你们每天还办着向阳院呢。”我说：“是的。”她又说：“听说你们红小兵每晚扛着红缨枪还在里弄巡逻呢。”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她又问：“你刚才朗诵的安东尼奥尼是啥意思?”我小胸脯又一挺，说：“你不要以为我人小，什么都不懂，他是个意大利的坏特务，到处污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她点点头说：“好。觉悟真高，那么我再问你五洲四海红旗飘，是什么意思?”我小嘴一撇：“阿姨我刚才说过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我是常德路小学红小兵三连连长。五洲四海红旗飘，就是让我们的五星红旗插遍全世界。”阿姨站了起来，忽然脸上严肃起来问：“如果坏人搞破坏怎么办?”我眼睛瞪得溜圆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阿姨一听说：“你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不是?”我小胸脯一挺说：“当然。”阿姨笑了。阿姨这一笑，我突然想了起来，她不就是那次在大伯邮局里见到的女警察吗?
我愣住了。
难道办纳凉晚会，警察阿姨也要参加吗?
阿姨说：“王小禾好，真是人小志气高。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可要好好回答。”我说：“没问题。”她问：“你大伯是个怎样的人?”我翘起大拇指，说：“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她皱了皱眉头又问：“高在什么地方?”我说：“他认识繁体字，潦草字。我告诉你，上次我们隔壁几个大学生都输给他呢。你若不信，可以与他比比。”阿姨摸了摸我的脸蛋儿，又问：“我当然知道了。阿姨怎么能与你大伯相比呢。整个邮电局没人能比过他啊。不过阿姨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见过你大伯用左手写字吗?”我歪着脑袋想了想说：“左手，不就是‘假手’嘛。我告诉你，对我大伯而言，用‘假手’写字，小菜一碟。大伯写字可以左右开弓龙飞凤舞。他还教我写过繁体字呢。”警察阿姨一听：“他教过你繁体字?你会写繁体字?嗯，阿姨可不信。”一听她说不信，我急了：“是真的。”阿姨笑笑，站了起来，让费阿姨拿来了纸与笔递给我，笑眯眯地说：“那你写几个字，让阿姨看看行吗?”我说：“当然行了。”
我趴在桌上写了，
我用正手与“假手”各写了?、?、漉三个繁体字，
我得意洋洋看着警察阿姨，她脸上笑容倏地没了，只是冲费阿姨点点头。费阿姨回头朝着居委会的里间怒吼一声：“把他押出来。”
里间的房门打开了。我看到两个警察押着剃着光头的大伯。我吓得倒退一步。我听到警察阿姨冲着大伯嘿嘿嘿地笑说：“王钧衡，我记得你说过只念过初小，简体字连蒙带猜，更何况繁体字。你还说。你从不会用‘假手’写字。我想。刚才你不会没听到你嫡亲侄子讲过的话吧，是不是想看看他写的繁体字?”
大伯用眼角飘了一眼，随后又看看我，什么话都没说，低下了光头。
警察阿姨手一挥，两个警察如狼似虎般地押着大伯来到居委会的后门。
后门停着一辆警车。
他们径直走了。
7
回家后，我哆嗦着把事情向我爸说了。我爸气得双手直哆嗦，双眼逼视我，从他眼里，我看到两团烈火。我吓得哭了起来。我爸想揍我，最终举起的拳头放下了。他怒吼一声：“你这个出卖者!…‘出卖者?”我惊愕地看着我爸。我有些听不懂。我爸说：“不懂出卖者是吧，我告诉你，出卖者就是叛徒。叛徒就是甫志高。”我一听懂了，我爸说我是甫志高，我心中不服。我大叫：“我不是甫志高。”我爸眼睛一瞪，说：“你这个臭小子，你告诉了女警察，你就是出卖者，叛徒，甫志高。”我爸说完长叹一气。
看着我爸，我惊恐万状。这怎么可能呢?那是警察阿姨啊。我向警察阿姨说了该说的话，怎么成了出卖者，成了叛徒甫志高?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见我傻不拉叽的样子，我爸又说：“王小禾王小禾，你这是助、纣、为、虐。”说完他坐在一边不理我了，
“助纣为虐”是我爸一字一句说的。我听不明白啥意思，赶紧查了词典，我大吃一惊。我拿着辞典，绷着小脸走到我爸跟前说：“第一。你先说我是出卖者，叛徒甫志高。甫志高是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我没有，警察阿姨不是国民党特务。第二，你说我助纣为虐，这个纣，应当是警察阿姨了?”
我爸一听，吓得目瞪口呆，哆嗦着站了起来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一看我爸那样子，我不由大声说：“爸，你还真以为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你就是这意思。我告诉你，我得告诉费阿姨与女警察。”我这一说，我爸急了，死死抱住我说：“我的小祖宗，你给我轻点，万万不可对她们说呀。”我急了，我说：“不，偏不。”
我爸吓得哆嗦成一团，说：“小祖宗，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爸害怕极了。
他害怕什么?我很奇怪。
我爸害怕的样子让我蓦然想起大伯低着光头，被两个警察押上警车的场景。
我也害怕了。
我小声说：“爸，你要让我不说可以。只是以后不准叫我叛徒甫志高。好吗?”
我爸像是不认识我一样，木木地点点头。轻声说：“好的，只是你大伯完了。”
我的泪水流了出来。
我爸说：“前些日子，警察抓了对面海防村里三个小赤佬你知道吗?”
我擦了擦眼泪，说：“是不是前些日子游街的三个小流氓?”
我爸哼了一声说：“什么小流氓，闹着玩而已。”
我不解地看着我爸。
我爸说：“你嘴巴不漏风，我就告诉你。”
我点点头：“决不漏风。”
我爸说：“真的?”
我说：“我发誓。”
我爸说：“我是听你大伯说的。他们邮递组有个漂亮年轻的女邮差，专门给海防村这一带送信送报。那天，海防村里三个小子见人家姑娘年轻漂亮，就开起玩笑， 把人家脚踏车笼头前的邮包藏了起来。小姑娘一见没了邮包，吓得哇哇大哭报案了，三个小子被抓了起来，统统判了5年徒刑。”
我惊惧，说：“那是开玩笑闹着玩的呀。”
我爸突然凶狠地扳起脸说：“谁跟你开玩笑闹着玩呀。”
8
大伯被抓了进去。
大伯判了十年徒刑。
大伯的罪名是利用“假手”写信，恶毒并猖狂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曾随我爸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看过大伯。我至今都记得，看到大伯的一刹那我都不认识他了。原本那双喜欢眯起来笑的眼睛，变得阴暗了。原本壮实的身体变得极瘦。一张脸蜡黄蜡黄。他没说上两三句话，就会不停咳嗽。我害怕极了，老往我爸身后躲藏。他看见了，苦笑着朝我说：“小赤佬，不要害怕。不关你的事。”听着原本熟悉、现在非常陌生的大伯说着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爸看了我一眼，恶狠狠地说：“流泪有屁用啊，我他妈的真恨不得把你嘴巴缝上，再宰去你的一双手，让你成为断手哑巴，做不成甫志高。”
大伯一听狠狠剜了我爸一眼，说：“有你这样对孩子说话的吗?”
见大伯支持我，我胆子大了。大伯可以随便说我什么。但我爸不能。我头颈一硬，翻着白眼对我爸说：“爸，你又翘尾巴了是不?当心我回去告诉警察阿姨。”我这么一说，我爸身体哆嗦一下。大伯奇怪地看着我们父子俩。我爸马上强颜欢笑说：“没啥，小赤佬瞎讲白讲。”
好多年过去了，尽管大伯平反，回到海城市，恢复了公职，但他在监狱落下的病根不会好了。他病退了。这时我也渐渐长大。我明白，身为资深邮差的大伯会写繁体字，会正手，“假手”，双手左右开弓写字，这些都不假。但是那个署名“小馒头”写的所谓致宁洒主任的反动信件，确实不是他写的。至于反动信的内容更是无从说起。所有这些，警察阿姨真会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她又为何死盯着大伯不放，从而最终使他身陷囹圄呢?
每当看着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大伯一天天日薄西山，我时常郁闷。我耿耿于怀。
我并不想去找与大伯共事的三个邮差。大伯平反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我要找那个叫李海燕的女警察，我想问她为什么?
一个隆冬的下午，寒风呼啸，我上完早班路过区公安局门口。走了进去。警察一听我找女警察李海燕就说，李海燕“剥皮”了。“剥皮?”我听不懂。他们说“剥皮”就是扒下警服。清理出了警察队伍。我说，就算“剥皮”，只要人没死，总该知道在哪里吧。他们说，她住在静安寺街道医院。
静安寺街道医院离区公安局一箭之地。我去了那里。我在街道医院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见到原本是警察的李海燕。在我心目中李海燕长着弯弯的月眉，红红的小唇，挺挺的胸脯。是个很漂亮的女警察，但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李海燕，成了一个憔悴的黄脸婆。
她病得很重。
我想到了我大伯。
我一点都没同情她。
她再病重，只要没死，我都得找她要个说法。
我说：“你认得我吗?”
她摇头。
我强硬地说：“你这一生弄出多少子虚乌有的案子，心中有数。我今天来告诉你，你认得我也好，认不得我也好，都得认。”
我说了这话，她总算认出了。
我静静地讲了邮差，也就是大伯王钧衡的事情。她始终无动于衷。看着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我怒不可遏地说：“那时我是个小孩，你怎能这样诱供我呢?再说又不是我大伯写的信，可你却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你，你就那么心安理得?”
她想了想，咧咧嘴说：“我知道这些反动信件与王邮差无关，谁让他太具备作案条件了呢。你让警察怎么办?为了向上级交差，只能把他顶上，这样才能了断。嘿嘿嘿……”
听着鬼哭狼嚎般的笑声，我的身体颤抖起来。
看着我颤抖的身体，这个叫李海燕的女人又对我说：“记住，对于我做过的事情，我，从、不、后、悔。”
我恨不能扑上去卡住她的喉咙，让她去死。
我没有。
我也不会。
看着这张枯槁得犹如死人的脸，我走了。
医院外，墨一样黑的天空下，风呼啸着。犹如刀子。
责任编辑：杨剑敏
标签：邮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