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职业电视人，主要做访谈节目，也主持各种研讨会，今天角色转换了，忽然发现“话语权”还是很重要，想发表一下意见觉得很困难。但时间紧迫，我有一些体会，请主持人陈剑晖教授、曾绍义教授允许我打一个短穿插。
我是带着照相机到会的，只打算拍照，没准备发言。开会以来，我认真聆听了许多作家学者的意见和观点，感触不少。今天下午又听一些朋友反复说到“散文边缘化”问题，就不仅是感触，进而有些感慨了。我觉得，关于“散文边缘化”这个问题应该理清一下，任何写散文的人都应该理清一下。
我觉得，散文这种宽泛大气、贴近生命本体的文体，不能肤浅地用“主流”或“边缘”这样的简单标准去衡量。散文浸透包围着我们，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就像吃饭和睡眠，看似不重要，其实又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散文的“主流”，恰是以貌似“边缘”的状态出现。打一个比喻，散文就像大蒜，是一种普通且重要的食品，营养价值很高但又不昂贵，但最近大蒜忽然火了起来，成了“主流”，价格飙升，反而不正常，影响到了百姓的餐桌。
散文虽从来不会怎样火，但它从来没有被“边缘化”，也永远不会被“边缘化”，就像阳光、空气和水永远不会被忽视一样。很多重要的、能活命的东西，其价格都是低廉的、普及的、不奢侈的，状态也不是过热的。凡是容易“过热”的东西，跟着就会有“变冷”、“降温”、“退烧”的时候。散文不热也不冷，它就像一条大河，平静低调地流淌，如果它突然火爆起来，那一定是发了洪水。容易发洪水的河流，一般也容易出现季节性断流。
我们不希望“发洪水”的状态在散文领域出现。如果它不热，自然就不会冷。生活存在着，散文就存在着。所以我对来自甘肃天水的“在场主义”散文作家杨永康所忧患的“散文边缘化”不敢苟同。他这是杞人忧天，没有真正理解散文，或者说是低估了散文。
散文就是生活，就是一种鲜活朴实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投入并热爱着生活，散文就一定陪伴着你。
散文类似于书店里长销的《新华字典》、《鲁迅全集》或《圣经》，可以销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很多喧嚣尘上的畅销书，不择手段地炒作，畅销了几个月或一两年之后，很快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而且，热衷于买畅销书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会读书的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想很快地被历史遗忘，就不要追求“过热”。
我到了眉山之后，才知道了“在场主义”。昨天晚上，我在宾馆房间里，仔细而好奇地把这个理论的相关书报资料大致翻了一遍，结果有些失望，觉得“在场主义”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或者说，“在场主义”是一个伪命题。
我想起一件我在呼和浩特亲身经历的事情来。有一次，我与几个朋友到呼和浩特一家农家饭店去吃饭，这家饭店的“铁锅炖鱼”很有名气。进去之后，发现饭店墙上挂着很大的广告牌子，有图片，有文字，文字大意是说“铁锅炖鱼”是这家饭店老板的祖传绝活儿，传了几代，其美味世所稀见。我与朋友们拜读之后，差一点儿笑喷。稍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像“铁锅炖鱼”这样高度普及的草根烹饪手法，至少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从铁锅出现时候起，人们就已经学会炖鱼了。何止是炖鱼，估计什么肉类都炖过。而我们这家饭店的老板，竟敢说是他们家族首创了“铁锅炖鱼”，是一个重大发明。我觉得，“在场主义”的始作俑者、倡导者、推广者，与这家卖“铁锅炖鱼”的饭店老板颇为相似。现在大家动辄提“原创”，“原创”多难啊。中国文化太了不起了，古人太有悟性了，在智慧上我们很难超越古人。
我认为，可以强调“在场”这么一种方式，但不要非得搞成什么石破天惊的“主义”，不要这么搞。我昨天拜读了“在场主义”理论，比如它强调在场、去蔽、敞亮、本真，比如它强调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我同时也翻读了一些贴着“在场主义”标签的散文作品，发现跟别的散文并无明显不同。或者说，如果拿“在场主义”理论去套，我们以前的好散文，大都是“在场主义”散文。那些优秀的散文家，从古到今，不都是“在场”的吗？你独家发明的“铁锅炖鱼”，他们在一千多年前就吃过了。
也许，以周伦佑先生为代表的“在场主义”理论家，本意是想格外强调作家要“突破自我”、“切近现实”、“呈现本真”。刚才在会场上，周伦佑先生与四川大学的散文评论家曾绍义教授还进行了一段“短兵相接”、互不买账的骂战，这大概也是“在场主义”理论的一种具体践行。但作家与革命家不一样，写作与闹革命不一样。闹革命一般是硬性的疾风暴雨，而写作一般是温婉的“随风潜入夜”。闹革命十几年几十年总会过去，优美动人的文学作品千万年都过不去。闹革命可以用一种主义去指挥，写作不能靠一种主义去指挥。作家必须用他自己的方式，巧妙地影响世道人心。如果你的写作还处于需要某种理论指导的阶段，那就证明你还不会写作，证明你还很小儿科。
过分强调“在场”或“不在场”没有必要，有“作秀”成分在里面。人生其实时刻都是“在场”状态，谁敢说自己“不在场”呢？你不在这个场就在那个场，你想不在场、想退场都不可能。包括人死后，你还得被抬进火葬场、埋进坟场。
我的老朋友、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龚明德兄长“富藏民国版子”的书房叫“六场绝缘斋”，这“六场”狭义上指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和舞场，广义上泛指“与书无关的场所”。龚明德教授自己说，“六场”的“六”是六根清净、六亲不认，是泛指，不可坐实。天津学者罗文华曾评论说，“六场绝缘”是一个励志说法，实际上很难完全做到，至少“情场”就绝不了缘。
刚才，四川师范大学唐小林教授在发言中强调“灵魂在场”，这个观点我很赞同。“灵魂在场”，这才是重要的。如果散文作家能去伪存真，追踪生活原形、再现生命本质，也就做到了“灵魂在场”。
或者，我们试着从更微妙的角度进行一下研讨，比如“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的是“灵魂不在场”，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是“被在场所局限”，比如“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是“工夫在现场之外”……
如此说来，我们何必耿耿于“在场”或“不在场”，这只是“第一视力”层面，而一个成熟智慧的作家往往需要拥有“第二视力”乃至“第三视力”。
四川眉山有一个散文作家群，体现着眉山的人杰地灵。但是，这个散文作家群不必非要像农民起义似的立一个山头、组成一股势力，它最好是无意识的、松散的自由组合。写作，严格地说，是一个相当孤独的职业，更多时候是一个人在单写，他实际上不属于任何阵营。
何况，文学这么广大辽远复杂，不应轻易以地理区域去划分。大家不要被眉山所局限，当代眉山为什么就不能出几个闻名世界的大作家呢？美国作家福克纳虽然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写作题材也相对狭窄，但他依然能写出旷世名著来，依然是大作家。所以，我祝愿眉山作家，以后要争取身在眉山、心系全国、放眼世界，不要被一方水土所困囿，也不要被一个主义所困囿。
记得似乎是胡适先生说过，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我并不反对“在场主义”这个探讨性理论的出现，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反思，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执着或计较这个东西，它能对我们产生一些必要的提醒，就已经很好，作家要在“在场主义”之外。散文毕竟不能用某个理论去完全界定，当你用一个理论来界定散文的时候，“新的蒙蔽”就已经开始，你还得接着“去蔽”。这就像我说“我从不撒谎”，而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是一样的道理。
最后我要说的是，生活既复杂又简单。如果能做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店名所明示的那样，好好地去“爱生活”、“好读书”、“求新知”，那你自然而然就能把散文写好。散文是一种精神载体，是一种生活方式，你首先要成为“散文的人”，不是“散文的人”，想写好散文就相当困难，没有根基。
我曾在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主持过著名知青作家老鬼的一个讲座，我现场问他有什么写作的方法或诀窍介绍给大家，他说，我没有技巧，像前辈作家巴金那样，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完全追求生活的真实，实实在在地写。后来我知道，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等代表性长篇小说，都是根据几尺高的反省认罪材料底稿改写成的，具有荒原糙石般“赤裸裸的真实”。所以，老鬼的小说，从某种角度讲，可以当传记去读，是另类的“中国知青心灵史”。
我们散文作家的写作核心，也是真实。所以，应该多借鉴老鬼的笨法子。老鬼把这种写法称为“新新闻主义”，我觉得这比“在场主义”深入得多，有内涵得多。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