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杜爱民的散文。 像喜欢自己的散文一样，这个看法有些自以为是，也有些自恋，但读到好文字就喜欢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他对文字的感觉是种敦实的锋芒，他不锐利但直接，他不透明但干净，他不游离但思索着，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从阅读他的《非此非彼》开始，我被他编织的一张无形的网左右着，这些率真而强大的思考，特立而独行的姿态，他对生活的敏感让我肃然起敬。诗人写散文，天生丽质，他的散文散发着忧伤、悲悯的情怀，这是诗人的气质。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好散文是小的，小至哪怕只剩下个人在生活中的事件。但这种小不是内心，也不是细节，更不是结构，它是作家对于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思考。这样的姿态必须向下，必须是小的。杜爱民散文都是来自日常的记忆和经验，是与宏大的文化母体背道而驰的――他的散文几乎没有历史的背景，但他的生活史就是他的个人史；几乎没有精神的指向，但他的个人思考足以把根须深植在泥和土里。在我看来全是他散文的优点。今天，我们对散文的审视需要重新发现，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与散文其实没有关系的廉价批评，像建立公共批评之上的词汇更要警惕：像朴素、平实、唯美、思想、良知、文化、理性等。杜爱民散文好在与这些参照的词与物没有关系，如果要用若干些词来打量他散文的话，我随手就会写下：身体、生活、人性，这对于他散文来说，是种疼痛感，它是贴心贴肉的。
从他的《仁义村》到《刀疤》，这种疼痛是延续的，他始终回到一种重力向下的状态。但绝不是回到现实主义，对于散文这种想法是可耻的。散文应该回到生活的现场，它的实验不在书斋和实验室中。从这层意义上讲，杜爱民的散文又是原生的、自觉的，根本不需要修辞和想象，它直接出自生活最为深刻的部分。杜爱民说，他说了任何都可能说的话，这就是全部的人性，是活着。这也是他文字真谛所在。他写的是自个儿的事，巨细、司空见惯，或者他在自言自语、平常的事和人，构成他记忆驳杂的一切。这同样非常了不起。
我们习惯了平庸的文本阅读带来的经验，什么是好的――它的标准却建立在少数人规范的教科书上。然后，我再来阅读杜爱民的散文，我惊喜地发现，他们的区别是那么的鲜明、甚至格格不入，因为他是逆向与散文遭遇的，这为更大的先锋。与时代同谋，而不做代言者，作家保持必要的常识是必需的，不至于他被当下光怪陆离的现象和理论所蒙蔽。杜爱民是个清醒者，他在《个人写作》中对当下写作的认识是：只见知识，惟独看不到个人（经验）。可见经验是因人而异的，而知识却是共性的。从单纯的文本去解读他的散文是徒劳的，这样最多从修辞学或者社会价值的角度照本宣科，于事无补，也达不到散文本质所在。
我想，杜爱民散文的意义在于他没按你期待的那么写，这是他“一贯”的技法，像他诗歌《字典》那样是诗人的天真“有邪”，是在疑问中寻找迷宫里的答案，却又在你意想不到中颠覆很多人的日常经验。他散文的意义在于他正构建着属于他自己审美价值的体系，庞杂且不拘一格。从他写的《半坡遗梦》、《藻露堂》、《枫园回忆》、《书院门》等，可见一斑，不难读到他整个散文创作的背景，这也是他生活和精神的故乡。这样的写作是有野心的，借用他的书名叫做：非此非彼，他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无论哪个方向，目的地都在那里向他问候。还有，最大限度的诚实是他散文写作的态度，而且一本正经，更为坚持的是他有时问我，这样写，行吗？谦虚和真诚是人之美德，向杜爱民同志学习，学习他写文章和为人，我希望自己像他那样真正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