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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千万别提童年事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到济南时正赶上秋雨潇潇,淅淅沥沥的秋雨已然下了一天一夜,这在北方也实在难得。晶莹清澈的雨珠把个济南城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片瓦、一块砖、一棵树、一丛草都显得格外鲜亮精神,不紧不慢的蒙蒙细雨中时时透出一丝寒意。一场秋雨一场寒,老人们都这样说,秋风秋雨一起,耳畔就能听见冬天的脚步声了。
  我是顺路到济南“寻根”来的。
  我出生在济南黄台全福庄,母亲生前曾多次说过,那地方好,福地,名副其实。抬眼张望,东西南北不是叫旮旯、梁子、槽头坡,就是叫孙家村、马家店,就生你那地方吉祥瑞气,什么福都不缺,全福!母亲舒心畅快地笑的时候慈祥好看,一脸的喜气。后来我才知道,我奶奶过世的早,父亲是由老爷爷带大的,又是长子长孙。父亲成家以后,老爷爷就盼着生个重孙子,但前面生的都是女孩,听父亲说,母亲生我大姐时,老爷爷把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摆了九桌酒席,一桌一桌地敬。父亲说老人家规矩大,每桌都要连敬九杯,酒倒得必须杯杯要溢出盅来。
  后来才知道老爷爷曾专门花钱请一位瞎子算过卦,卦签说,九九为转。瞎子昂着头交待说,满月酒要九桌成龙,要一桌九敬,要杯满为溢,牵男引弟,下回必然是重孙子。老爷爷深信此签,酒敬得一丝不苟,宁肯喝醉了,也不能喝欠了。临走还给母亲留下了“辛苦钱”。谁知道那瞎子算的是瞎卦,二姐出生时,老爷爷来家就喝了三杯满月酒也没大操大办,只看了一眼襁褓中的二姐就匆匆走了。等三姐出生时老爷爷根本就没来,只是托人捎来一斤红糖,把母亲气得哭了好几夜。我三姐打小身体就弱,多病,林黛玉似的。有时候母亲生气了就说,先天不足,奶水不够,还不是叫你老爷爷气的,重男轻女!母亲生气的时候,也挺怕人的,一脸的凝重。
  后来我们家就搬到了全福庄,母亲生下我以后顿时喜气洋洋、信心百倍。父亲说,你母亲生下你以后,连脾气都变了,变大了,变娇气了,说话都像老太太呵斥使唤丫头了。老爷爷听说以后,连夜坐火车从徐州赶到济南,乐得真是无可无不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喝满月酒时,家人故意给他倒的白开水,老爷爷一喝连声说倒酒!倒好酒!母亲直到八十多岁时,说起那段英雄史还乐得挑动着双眉,两眼炯炯发光。
  全福庄真够“庄”的,我上的小学全称叫济南市黄台全福庄小学,其实就是在荒地里盖起一排土房子,周围都是庄稼地。小清河从全福庄后面流过,有一大片沼泽地,用现在的话说该叫湿地,别说大雁天鹅,传说凤凰都落过,所以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滩”。老师就对我们说,别去那些地方,有狼有熊有豹子有毒蛇。也真不是吓唬我们,我就看见父亲工厂的警卫打死的狼,还摸过狼的尾巴,好几天以后还觉得手上扎刺似的,野狼也有一股霸气。
  全福庄那一带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就是父亲所在的工厂了,围着高围墙,大门口一左一右还有两个穿黄军装持枪的解放军站岗放哨,现在想起来也纳闷,一个酒精厂,又不是国防部的兵工厂,还站什么岗?可能当时刚解放,敌情特情都还很严重吧,反正工厂门口有两个持枪的门神把守着,煞是威风,一般老百姓走过都是带着几分敬畏,朝里边偷眼看看就快步走开。
  我就出生在这个厂子里,我就是要寻找我出生的地方,那个典型的日本人住的日式小院。
  酒精厂是济南解放后父亲和军队代表一起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但这个厂是日本侵华时期建的,厂的四周周角各修了一个高高的碉堡,厂里专为日本厂长修的一个平房小院,住房是木拉门,塌塌米,屋外有条不宽的走廊。从我记事起院里住着三户人家,一户是厂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称呼他肖伯伯;一户是我的家,当时我父亲是总工程师;一户是原来留下来没被遣返的日本专家,名字特别怪,叫木村什么什么郎,因为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我们小孩都叫他“眼镜狼”或“日本狼”,他能听懂中国话,知道我们叫他“日本狼”,有时候故意冲我们咧开嘴龇出牙。其实这个日本人不咧嘴龇牙时也有―股凶杀气,我们都挺怕他,虽然他在院里碰见我们总是笑,但我们都觉得他是假笑。
  父亲他们刚刚进驻酒精厂时,这个山东省最大的号称“总厂”的企业已经近一年没生产一滴工业酒精了,重要设备全让国民党军队逼着工人扔进了工厂后面的小清河里,好几百工人都饿着肚子张着口等着共产党救命。父亲他们商量必须下河把机器设备捞出来,才能谈得上恢复生产,当时正赶上数九寒天下大雪,五十多年前济南冬天房檐上的冰棱子冻得都有胳膊粗细一尺多长,十字镐抡圆了刨在小清河结的厚冰上,一刨一个白窝窝。军代表就是肖厂长,他带着解放军和进场工作组来到河边准备破冰捞机器,工人们知道了都蜂拥而来。父亲多次讲过这段经历,他说,那情那景经历过的人一辈子也难忘。工人和解放军脱得一丝不挂争着往凿开冰的河里钻,工人不让解放军下,解放军不让干部下。那天真是滴水成冰,那水真是锥心刺骨啊!从冰河上来的人都冻得身上发青,上下牙磕碰得像打机关枪似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肖厂长也脱光了要下去,但工人们就是死活不让,看着他一身的伤疤,一位老工人掉着泪说,不能让解放军首长再为咱们受这苦啦!父亲说,是热血汉子的都在岸上站不住了,他也悄悄地脱了棉衣准备下去,肖厂长看见一把拉住他,说谁下你也不能下,你是大知识分子,厂里的总工程师,咱们的金疙瘩,冻出个三长两短恢复生产靠谁?
  父亲个头大,一米八几的身段,那时又正年轻,三两个人拦不住他,肖厂长急眼了,大喝一声围过来几个军人,肖厂长下了个死命令,谁要让老崔下去了,就关他的禁闭撤他的职。肖厂长比父亲大近十岁,又一身伤,却“扑通”一声跳进了冰窟窿。父亲说,我一屁股坐在冰上,两眼热泪再也止不住了……几十年以后,沧海都要变成桑田了,小清河早就污染成一条臭水沟了,父亲说起这段往事胸脯依然一起一伏的,两眼深邃远望仿佛要看破那云那天……父亲由衷地说,那时候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真是鱼水情啊!一九七零年在父亲下放江西分宜五七干校里,望着军代表无法无天、嚣张跋扈的样子,父亲又讲起这段老话,我那时正在晋西北农村插队,到五七干校探望烧茶锅的老父亲。听父亲又说起这段我都快背下的往事,再想想眼前气不打一处来,也给父亲讲了一个共产党和老百姓关系的“新说”,想借此幽默一下,让父亲一直阴沉着的脸松弛松弛。我说我们县一位“县太爷”到我们村来检查“农业学大寨”,他在全村贫下中农大会上说,共产党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但没想到这位“县太爷”说话急了就有些结巴,结果说成共产党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就像鱼儿离、离、离不开……开水。父亲听得很认真,笑得却很凄惨。长叹一声说,共产党的事谁能说清楚?
  雨时紧时松,这功夫又下紧了,敲打着车窗玻璃乒乓作响,全福庄正在修立交桥,到处拆迁得像解放军当年刚攻进济南城,残墙断壁,碎砖烂瓦,满目疮然。当年赫然威武的酒精厂大门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汽车在烂泥污水中 转来转去,难道这里就是全福庄?济南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称,小时候在我眼里除了父亲的酒精厂威风凛凛大将军似的,到处都是庄稼地,荒草湖泊湿地还有那条又宽又清的小清河。那时候的小清河一网撒下去,都是活蹦乱跳的鱼啊、虾啊的,河沿边上一个个泥窟窿被水草遮掩着,不仔细找是很难发现的,但爬到树上折根柳条往洞里一插,不一会儿就能从洞里爬出一只大螃蟹。有时候也能把我们吓一跳,因为顺着柳树枝会爬出一条鳞光闪闪的大水蛇。每到盛夏,运西瓜的船在小清河里结成队,像串起来的珍珠项链,很多船为借风行快船都升起高高的帆,我们小孩光着屁股在河边玩水,叔叔大爷的叫得甜甜的,一颗颗西瓜就顺水漂来,船头艄公的号子唱得那叫悦耳脆亮,此起彼落,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惊呆地赤条条地半露在水里,都听傻了听呆了,连羞都听得忘记了。
  十几年后我在北京第一次看电影《上甘岭》,郭兰英水灵灵的嗓子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就以为是唱我们全福庄的小清河。可现在小清河又在哪儿?领我来的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王进业说,那是画,那是歌,那是我还没出生时的小清河,现在你可千万别去寻旧觅古了,那河污染得成了一条污水沟了。我只得说罢,不看罢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吧……
  但洒下过父亲血汗,消磨过父亲的岁月的酒精厂真的销声匿迹了?用现在的话说“蒸发”了?看着那建设了一半的高大的立交桥,一辆辆装满水泥石子的载重大搅拌车隆隆地肆无忌惮地开过来,泥飞水溅,如入无人之境。我想起北京一家报纸前两年在头版大字刊出一条消息:“北京拆得让你找不到北”。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该说,城别三日当南北不辨!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听母亲说很有功夫,说父亲的字至少临过十年帖,好好写两笔值不了仨瓜儿也能换俩子儿。父亲说他的毛笔大字还真用着地方啦。参加解放军以后,因为父亲是正牌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当时的解放军部队中就是大知识分子,宝贝疙瘩似的。上前线怕枪弹碰着,就在后边干些写写誊誊的工作。叫父亲在部队露一小手显示知识分子能耐的,是给俘虏登记。济南战役胜利以后,父亲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一个村里给俘虏登记。几十年后父亲一说起这事还兴奋得有点摩拳擦掌。他说那些俘虏可海了去了,一眼望不到头,黄乎乎的,铺天盖地。到底是军人,那么多人却鸦雀无声,都低头弯腰地排成队,等着登记造册。父亲曾经得意地说,我也好几个勤务兵伺候着,一个负责研墨,一个负责叫人,一个负责给我打开水、去食堂领猪肉大包子。俘虏太多了,连吃饭喝水都歇不下来,一手托着大包子啃,一手还得在纸上写。撒泡尿都得快去快回。这么说吧,抽根烟也得勤务兵帮着划火点着。手腕子写得都提不起笔来,就用热手巾揉揉,坐在桌子后面抬头一看,前面一片黑亮亮的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你,没办法,只好晚上挂一盏马灯,挑灯夜战。父亲当时享受师级首长的待遇,每天供应两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后来师首长还特地送来了美国咖啡,说那东西谁也不会喝,谁也喝不了,特地派通讯员送给知识分子“享用”,算是高规格的慰问。因为那个时候部队都着急补充新兵,俘虏登记是第一关。父亲苦笑着说,我在北京上大学也是穷学生一个,只喝得起一个大子儿一碗的豆汁。
  父亲晚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讲起他登记俘虏时做过的一件“好事”。有一个俘虏登记时说他是勤务班长,坐在父亲旁边的政审处干部大喝一声,持枪的解放军立即冲上来,枪口直顶着那个国民党俘虏的前胸后背。原来这家伙又脏又破的军装里面露出了将校黄呢子制服的衣角,政审干部由此判断他是个大官,想蒙混过关。那时候清理出一个大官是要立功受表扬的。政审干部越严厉,那个俘虏越哆嗦,吓得脸都变了颜色站都快站不住了,政审干部厉声道不老实就拿麻绳捆上押走。父亲站起来说,会抽烟吗?那俘虏连连点头,父亲看着他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说,抽了十几年烟了吧?俘虏又点了点头。父亲又问是抽烟卷还是自己卷烟?俘虏看这位解放军不凶不横才不再颤抖了,说抽不起烟卷,抽旱烟。父亲让他卷一根烟。俘虏虽然手还在发颤但掏出烟荷包摸出烟纸极熟练地卷了一枝自制卷烟。父亲又把他的军装翻开,里面确实是件国民党将校呢的新军装,但撩开这件黄呢子军装外,没想到里面还套着一件黄呢子军装。父亲笑了,对政审干部说他不是个大军官,原因有二,一是从没见过国民党穿将校呢的师长军长抽手卷的旱烟;二是从没见过当了俘虏的师长军长穿两件黄呢子将军服,他们脱还来不及呢。细审才弄清楚,这家伙一句谎话也没说,就是个后勤班长,投降前看见扔在汽车上的黄呢子军装觉得是好东西就都穿在身上,没想到差点惹上大祸。父亲得意地说,我比那个专门搞政审的干部还会政审。问他是回家还是当解放军,那俘虏看着政审干部言不由衷地说当解放军!那位政审干部才消了气坐下来。父亲却停下笔问,你当解放军为什么穿两件呢子军装呢?那俘虏光哆嗦着嘴唇不敢说话。父亲说你是沛县人,我是肖县人,丰沛肖砀是老乡哩!俘虏兵一下子热泪滚滚,才说出心里话,原来他家有老父,体弱多病,每到冬天就像过阎王爷的大堂一样,他想把两件黄呢子制服带回去,让老父亲冬天穿上顶寒抗风,暖暖和和好过冬。父亲挺受感动,二话没说,在去向一栏中写上了回家,并且给那个俘虏兵写了一个条子,告诉他把黄呢子军装脱下来,拿在手里,如果有人要问就把他这个条子给他们看。我想起父亲那得意的笑来了,难怪他几十年不忘,那可是修德修行的好事啊!
  全福庄小学土,但小学一年级就开毛笔大字课,要求还特别正规,横平竖直左撇右捺。那时候老师从来不留家庭作业,只是每天描写一页大字。父亲对我说,写大字要凝神静气,正襟危坐,怀抱肃静,万念皆空,不能像张天师画符似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是国粹,留下好几千年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亵渎了它。
  我长大以后,从未见父亲写过毛笔字,家里也从未备过文房四宝,文化大革命母亲在“五七”干校时才对我说父亲“折笔为誓”的事情。
  在济南时,父亲有个好朋友姓夏,他比父亲大,我叫他夏伯伯,他让我改口叫他夏大爷,他特别喜欢我,母亲说他没有孩子,见到别人的孩子就亲得不得了。父亲说夏伯伯是大教授,极有学问,我对他印象深源于两点:一是他是个瘸子,二是他每次来我们家都提着一包鲜荷叶包的卤菜,不是猪头肉酱肘子就是德州扒鸡。他那根拐棍特别神,又细又不直,像元人画的枯荷败柳,拐棍头是一个磨得锂亮的黄铜帽,不知为什么,我―直怀疑那是金子做的:曾天真地问过夏伯伯,他乐了,说那还不赶快抠下来换肉吃。他知道我馋荤腥。他一来比天神来我都高兴,因为他手里提着荷叶蒲包。
  那一年,就是让父亲刻骨铭心的那一年,夏教授拿着一份大字报稿找到父亲,让父亲替他写成大字报,因为他自己的毛笔字写得跟鬼脸儿似的,贴出去人家也看不懂。父亲就替他 抄写下来,夏伯伯夹着一大叠大字报走了。我记得清楚,那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带荷叶蒲包来,他一脸抱歉,低下头对我说,下次补上,一定补上。我至今也不知道夏伯伯官名叫什么,在哪儿教书,但他终未“漏网”,被打成右派。据说当时“左派”们在批斗他时一遍遍逼问他,谁给他抄的大字报,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的同仁知道夏教授的字写得像“蚂蚁乱爬”,跟“西夏文字差不多”,但夏伯伯从始至终一句话:是我花钱雇卖字的人写的。父亲对母亲说,老夏那人真有骨头。
  从那以后夏伯伯再也没来过我们家。
  父亲母亲把手表都卖了。母亲说总共才卖了八十多块钱,翻箱倒柜凑齐了一百块钱,母亲特地为夏伯伯买了一条宁夏滩羊皮的皮裤。父亲说,老夏那条残腿怕是受不了劳改的磨难。父亲和母亲一块儿把钱和皮裤给夏伯伯送去,回来时带回一个硕大的荷叶蒲包,打开一看让人眼里发光,那是卤水菜中的“精品”,我们孩子们只感到牙根里冒馋水,恨不能从嘴里伸出一只手来。父亲沉重地说,夏伯伯言不失效,这是他送给你们的,吃吧!我们像听到冲锋号声的战士,哪里还管什么夏伯伯冬叔叔的,吃得眉飞色舞,兴致勃勃,直吃得连荷叶上的肉渣都舔得干干净净,手上嘴上都明晃晃地沾满油。父亲一口也没吃,也没喝酒,只是呆呆地望着窗外……
  一九八二年当父亲听说错划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夏伯伯,他说,不知道你夏伯伯熬过来没有?他那个性,他那条残腿,真是一别生死两茫茫……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双手拄着拐杖久久不肯坐下……
  当我们在拆迁的废墟中转来转去几近绝望,准备离开那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全福庄时,王进业突然发现在蒙蒙细雨中一间破旧的似乎拆了一半的旧房子前,竟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上面分明写道:山东省济南市黄台酒精总厂经销处,我们摇下车窗仔细看,分毫不差,我觉得本来已经昏暗的眼睛发亮了,这真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进业又犹豫了,说那不会是收废品收破烂的捡回这么一块木牌子吧。我心里也一凉,那经销处也太破烂了,房头上还搭着一领灰旧破烂的苇子席,像违章搭起的临时建筑。司机师傅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说,猜不着,一问就明白。果然,冒着雨小跑回来的他兴奋地说,骑着驴找驴,这就是山东济南酒精总厂的厂址,我们现在就在厂里,竖牌子的地方就是酒精厂的经销科,原来是座二层楼,现在拆得只剩下半截了。酒精厂要变立交桥了。我赶忙下了车,仰头问天,但见满天的飞雨,难道这里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酒精厂在我童年的心中该是庄严威武的战士,不,是将军;该是高贵雍容的妇人,不,该是公主。用山东济南的方言说,现在却像拉地排子车的脚力。这也是一种残酷。我突然想起领袖那句教导,无产阶级不但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想加一句,而且也善于打碎一个理想申的世界。
  在经销处附近一位热心老乡的带领下,我们走到了一个拆得只剩下半边院的地方,那位热心人站在当院大喊一声,像唱京剧的黑头在,台口上一声脆亮亮的叫板,看来他和这个院里住户很熟悉。叫来的两位老爷子都白发苍苍,其中一位脸似银盘胡须如虬,怎么看怎么像“海明威”。。因为下雨,我们都坐在了屋檐下,两位老爷子一位姓席,用他的话说姓好记,谁也忘不了,炕席的席;另一位老爷子,寿眉长得长长的,银白雪亮,像我在北京西山见过的薄老,薄一波。两位老人略带吃惊地看着我,席老爷子以为我是负责拆迁的老板,话不太好听,浓重的胶东口音,开门见山地问我市政府文件带来了吗?旁边那位坐马扎的姓吴的老爷子帮衬着说,是啊,没有市政府的拆迁文件,想撵走我们,除非共产党变国民党。这种说法我第一次听说,看老人家的年龄,他有资格说这话。
  那位像唱黑头的老乡把我们的来意说明以后,两位老人家略带歉意,随后又来了几位像老舍《骆驼祥子》中大杂院里吃炸酱面的人,看热闹似的挤了一屋檐。
  我问:“怎么不见那高入云端的地瓜干山?”那时酒精厂造酒精最主要的原料就是地瓜干,北京人叫它白薯干,那地瓜干堆得高高的,像古埃及人在沙漠边建的金字塔,高耸入云。工人们肩扛着一麻袋烘干的地瓜干,一步一晃,一步一摇地踏着二尺宽的“天桥”走向那地瓜干垒起的大山山顶。老爷子们为我知道一九五几年酒精厂的情景感到吃惊。我看得出来,老爷子老太太们像平地见了鬼一样,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一头乌发、两眼炯炯的“老后生”还能说起半个世纪以前酒精厂的“眉毛稍、头发根”呢!他们不知道我那一头黑发仅仅是昨天才去新华社西门理发店新染的。但谁不作假呢?我问那四座高高的碉堡呢?何年何月何日竟把这历史的记载一笔抹杀了呢?他们惊讶得像看见了恐龙!席老爷子颤颤巍巍地说,你连厂四周日本人修的碉堡都知道?我说那碉堡分四层,爬上最高一层,从前面的枪眼里能看见小清河曲曲弯弯地像山东大秧歌耍的绸子飘带一样从天边的祥云里飘下来,往后看能看见小岗山上的孤零零的和尚庙。那时候听大人们说小岗山上有狼,一只老狼饿极眼了就钻到庙里趴在柴堆后面藏着。晚上老和尚化斋回来后把门插上准备睡觉,老狼扑上来把老和尚咬死吃了,可它再也出不去门了,一直饿死。我们小孩听说以后都不敢去小岗山玩了,虽然小岗山离全福庄小学不远,山上野花野草野兔野鸟的很是迷人。
  看来席老爷子也爬过当年的碉堡,一连问了我好几个细节问题,他连碉堡里有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都知道。我看老爷子不再问了,像当年进酒精厂站岗的解放军检验你的出入证一样,你确实有身份谈论酒精厂了,我说出我在碉堡中的一段遇险着实让席老爷们吓了一跳。
  我在全福庄上小学一年级时,正是七岁八岁狗讨厌的时候,那时候下午还常常不上课,我们就像没上笼头的马驹子由着性子折腾吧。肖厂长有两个儿子,老二叫肖胜利,和我一个班,那才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爬过几十米高的烟筒,钻过当年日本人挖的防空洞,上过为厂里铁路运输专用线修的铁路指挥岗,偷着按过起落红绿灯的键盘,偷过工人放在车间里的蛐蛐罐。上天入地,他认为有滋有味的地方都要闯一闯、玩一玩。那次我们上西北角的那个大碉堡,酒精厂四角把着的四个石头水泥砌的碉堡并不是一样大,西北角的那个碉堡最大,可能是地势最重要,酒精厂的叔叔大爷们戏称其为一母带三崽。我们爬上那个母碉堡玩得很尽兴,但它的一层用一把大将军锁着,不知存放着什么,越不知道什么,越想揭开这个秘密。我和肖胜利想方设法把二层的一块通道盖板给翻撬开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俩一块掉到了母碉堡的一层,掉进的竟是一个存放白石灰粉的灰窑里,差点埋没了我们,要是那石灰再放高半尺,就把我们活埋了。我们在石灰粉里又抓又叫又喊,嗓子眼里让石灰呛得像着火,两只眼让石灰迷得泪流满面,那滋味比旱鸭子掉到水井里还难受,最后三挣扎两挣扎总算爬上来了。狼狈逃出母碉堡以后,没敢回家,在厂 后边的池塘里脱光光地洗了个干净,把衣服在树干上摔打了好几遍才穿了。若干天以后,坐在教室里无聊还能从耳朵眼里抠出石灰粉来。我和肖胜利击掌为誓,今后再也不爬鬼子炮楼啦,日本鬼子的碉堡不是好玩的。以后我们一家搬到北京,渐渐的和肖胜利也断了联系。六十年代初,有一天父亲回家说,今天济南酒精总厂来了几个“老人”到部里联系工作,办完公事又讲了很多旧事,说到肖厂长的二儿子淘气爬厂四角上的鬼子碉堡,不知想淘弄什么东西,结果摔下来把盆骨摔坏了,听说伤得不轻,这孩子,老肖老俩口疼得金豆子似的……我猛然想起和肖胜利击掌为誓的事来,也学着父母长叹一声道,没有八路军的本事,你爬什么鬼子炮楼呢。父母不明其中的来由,转过头,吃惊地望着我……
  老人们似乎这才明白了我是谁。席老爷子半信半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说,您认识厂里的崔工吗?他站起身来说,那哪能不认识?崔工是我们厂的工程师,还给我们工人上过夜校,我那点文化就是上夜校时学的。我说我就是崔工的儿子。老人们目光都盯着我看,大家都有些激动。一位老人家给我们沏来一壶茶。
  我问起我们住的小院来,老人家说了一句话,让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巧也不能巧成这般巧啊,原来我们坐的屋檐正是当年我们家和肖厂长家住的住房的共同的屋檐。东边是肖厂长家,西边是我们家,拆去的半个小院是“日本狼”住的房子。我不顾秋雨湿衣,站在院里细细端详,已然很难寻觅旧时小院的风采,让人有些伤感。我想起一段“日本狼”的故事。一说起“日本狼”,老人们还有人记得,席老爷子就说,日本眼镜是专家,一开始我们都恨他,想方设法地想伤害他,后来才知道他是真心诚意帮助咱们搞生产,人也很和善,不像杀过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工人们就宽容了他。但是他不能说话,一说话露出“你的”“大大的好”,让大家就想揍他。
  有一回“日本狼”回来,是被架回来的,头上缠着绷带,眼镜也打碎了,一瘸一拐。听父亲说,“日本狼”和厂里的技术员下乡工作,一切都很顺利,老乡也很热情,“日本狼”一高兴,就说了几句生硬的日本式中国话,这下可坏事了,当地老乡弄明白戴眼镜的人是个“日本鬼子”时,都眼里冒火咬牙切齿地扑上来,恨不能生吞活吃了他。原来那地方在日本占领时期,曾经是游击区,日本人曾经在村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有人被日本人抓了当劳工,一直到现在魂不归村、尸骨不见。厂里的技术人员紧拦慢拦也跟着受了不少冤枉打,最后还是当地干部出面才解了围。“日本狼”被打得不轻,前来看望的人把个小院挤得水泄不通。母亲回来还掉过泪,说日本友人是好人,他不是军人是工程师,日本人当年把他调来是建这座工厂的,他是自愿留下来帮助我们的。一位老乡恨极了,一锄头把他的两根肋骨打断了,千万别留下什么残疾……
  我慢慢地走进我曾经住过九年的小屋,还是那道日本式的拉门,破烂的门框上钉着几块三合板,屋里的地还是细条木板地,细柚木地板虽饱经风霜却依然风采不减,那一条条纹路还看得清清楚楚。我仿佛看见父亲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那张两头沉的办公桌就在屋子进门右手处,一张古香古色的圈椅,扶手被磨得锃亮。父亲母亲的大床在里屋,我们睡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地铺”,就是学日本人睡榻榻米,在地板上睡。我看见房子真的老得不行了,到处都是岁月留痕,烟熏火烤得屋顶都变色变形了,木地板坏的地方都是用一块木板钉在上面,真像是补了个大补丁。墙上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这家为什么这么穷呢?除了一些叠得很高的被子褥子,几个摞在一起的木箱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这家人会拉胡琴,因为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上面一点尘土都没有。高台上,放满了杂物,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立着,天线竖得老高。我明白了,这家人的“好东西”可能都搬走了,在这儿就等谈价钱搬迁了。我问了一下这儿的老人家,他们都是工人,退休多年了,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在一千多元,确实不富裕。
  老人们说,你来得真及时,再晚来十天半个月,这儿就可是一片平地了,想看都看不见。我们一一握手,老人们不顾天上下雨地下泥泞,一直把我送出半截院把我送到车上。
  不知为什么,车都开出很远了,我还回头望着,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和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王进业等几位同志吃晚饭,我依然兴奋得不行,不知不觉又把话题扯回到五十年前的黄台全福庄,扯回到解放军刚刚接管的济南酒精厂……那天晚上,雨一直没停秋雨下得心里挺畅爽,渐渐地感到有些醉意了,也不知道是那些旧情老事醉的人,还是多年没喝过的老家酒“趵突泉”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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