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星期天，黎明比往常来得早一点，天上无云亮灿灿的。海明威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了。起床后，他披上那件大红的“皇帝袍”，沿着铺了地毯的楼梯走下楼来。早晨的阳光照进了楼下的客厅，在地板上留下许许多多明亮的圆形的光圈。他知道枪支都被收藏起来放到地下室去了。但是他知道钥匙放在厨房水槽上面的窗台上。他拿了钥匙，蹑手蹑脚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轻轻地打开门锁。门一打开一股潮湿的霉气向他扑来。他挑选了一支双管猎枪，这是他以往常用来打鸽子的枪。他从子弹匣子里取出几颗子弹，重新把门关好锁上，离开地下室，然后横过客厅来到耳房休息处。这是一间只有七尺长五尺宽像个小神殿一样的房间，墙上嵌着橡木，地板上镶着光滑的花砖。在片刻的安静之后，海明威熟练地打开枪膛，塞进两颗子弹，轻轻地把枪托立在地板上，弯着腰，身子微微向前倾，将冰冷的枪管塞进了嘴里，用他那只写下了大量不朽巨作的手，在一生中最后一次扣动了扳机。
在此之前的第七年，也就是1954年，海明威以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海明威并没有亲自赴瑞典领奖，而是送去了一份简短的发言稿，请美国驻瑞典大使在授奖仪式上宣读。这份演讲稿是这样写的：
写作，充其量也只是个孤独的生涯，各类作家组织减轻了这种孤独感，但是我怀疑它们是否改进了作家的写作。他增加了知名度，摆脱了孤独，却往往降低了写作的质量。因为他只是孤军作战，假如他是个好作家，那就必须每日都面对永恒，否则他就不够格。
然而这是从海明威到瑞典领取了诺贝尔奖之后，他的生命也开始逐渐进入一个阴郁而无奈的艰难旅程，疾病困扰着他，名声拖累着他，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催促着他，这一切都让他感到焦躁，无数次意外的事故和疾病，摧毁了他坚强的体魄，体重下降、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可疑的血色素沉着病、高血压、肝炎、肾炎等等，多得让人吃惊的疾病像恶魔一样地缠绕着他，摧垮了他生存的意志。以至于早在1954年，小说家诺尔曼?刘易斯在海明威刚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就写道：“他有了名，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可怜的一个人。”
1960年11月30日，海明威因病飞往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住进了梅奥诊所的圣玛丽医院。然而，痛苦的电震疗法和心理治疗，既没有治好海明威身体上的疾病，也没有治好他心理上的疾病。
身心疲惫的海明威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身体虚弱，满脸病容，以前的帅气一去不复返，慢性皮肤病使他变得很丑陋，“发炎的红斑从鼻子蔓延到面颊，白色小脓疱皮疹像头皮屑一样掉落……发亮的红斑从鼻梁下面几乎蔓延到嘴边，上面则到眼睛旁，鳞状的白片不断在剥落”。万恶的疾病毁灭了他的自信，让他充满了可怕的幻想和恐惧，并悲哀地感慨：“一个人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维持健康，好好工作，同朋友们共吃同饮，在床上过得愉快，这些我都没有。”尽管几乎拥有了包括地位、财富、名誉等在内的一切，但此时的海明威失去了高大强壮的身体、无与伦比的运动能力、文思泉涌的创作才华，而这才是海明威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
为了忘却这些身外的烦恼，海明威甚至染上了酒瘾，他曾对朋友说：“你半夜醒来觉得事情不能忍受，那你就喝一杯使它们变得可以忍受了。”但是完全依赖并受酒精支配时，他已损坏的器官更不堪其毒害了，于是医生不得不禁止了他和酒的接触。没有了酒精的麻醉，海明威不得不时时面对现实，而现实又是这么的残忍，叫他不堪目睹，身心俱疲，几乎彻底丧失了创作能力。
在海明威临死前的第五个月，海明威出了新书，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一本，于是他的妻子玛丽要海明威在书的扉页上写几句话，为此她专门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海明威就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然而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前后写了二十几张纸，却都被他撕碎了。为了不给丈夫增加压力，玛丽安慰了海明威，并假装轻松地到外面散步去了。然而等玛丽散步回来，却意外地发现海明威还坐在那里不停地写。看到妻子走进来，海明威再也忍不住了，憔悴地扔掉了笔，悲伤地吼道：“我再也不能写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滚烫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了苍老的双颊上。
连创作都不能再进行的海明威还是海明威吗?“一个人能够被毁灭，但决不能被打败”。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海明威无法容忍自己的软弱无力，更无法容忍别人的同情、怜悯和救护。海明威的心里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无法克服的悲伤和无奈，这悲伤与无奈积蓄在一个老人的心里，只能抱怀忍受，而无法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