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 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做过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出版过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和笔记小说《醉花打人爱谁谁》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文学奖等。
1
如果不经父母介绍，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看不出男女，头发四面八方炸开呈板寸式，因为鼻梁塌扁，两只肉泡眼显得比常人的隔距大，眼神里充满无缘无故的惊讶。小孩儿都这样吧，无知使他们对一切抱有不加选择的好奇。身上穿的彩条毛衣，镶着半透明的有机玻璃扣儿──我见到实物的时候，原配的第二粒纽扣脱落了，替换上阵的是枚颜色近似的塑料扣。父母说，这是一岁的我。
对于一岁的“我”来说，今天的“我”是个谎言。因为她还没有后者的轮廓和体重，没有烫伤和手术在皮肤上留下的疤痕，没有体会过阅读带来的美妙失重，没有被童话和悲剧双重诱使后的服从感，没有躲避灾难的经验，没有自我恐吓的积习，没有巧辩之舌，没有禁忌中的名字，没有被弃置的回忆，没有对未来的遥感。她就是一只热衷喝奶和吐口水泡沫的幼仔儿。她无从预知，如果不是父母的确凿旁证，她将不被未来的自己所认领。
下个月，我三十八岁生日，也就是说，我经历过接近一万多个不同的“自己”。被镜子叠映的影像，每个都在微妙变化。只是因为一天临近另一天，我才能确认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如果相隔遥远，“我”对于“我”来说，无异陌生人。不存在一座魔幻主义的回音壁，能让“我”与“我”之间没有障碍地呼应。童年的“我”渐渐被驱赶到边缘，老年的“我”将成为忠实的守墓者，而中间的“我”……仿佛置身叛军，试图达成某种结盟。
2
如每个平凡的孩子，我也曾把流浪当作最非凡的梦想，其实那是对自由所表达的最初敬意。孩子没有脱离父母的独立生存能力，通过向往童话中的流浪英雄，他们完成秘而不宣的叛逆。流浪者穿越地理障碍和个人经验的局限，使怀念和背叛抵达更深入的程度，并在变化中遭遇奇迹。
遗憾的是，多数人在成年以后更看重安全感。我也从幻想不羁未来的孩子，变成庸常生活的仆臣。我曾经向往疏离，反秩序，甚至向往堕落中由速降带来的快感；现在跟随大众，我在一条社会好人的道路上随波逐流，同时暗怀对自己的鄙夷和不屑。一个沦落到彻底屈服的人，把到家乐福买趟菜都当作远足，把出差当作象征性流浪。我厌恶自己，厌恶到有时懒得拆读写给自己的信，我抗拒信封上的名字。想到美国作家朱莉亚?格拉丝小说里的一句话：“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吃饭，散步，做梦都在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就像绑在木桩上的一条狗。”
吃饭，散步，做梦──唯有做梦时，我偶尔流浪。我梦见被追杀，被临时开走的火车遗落，被爱人出卖，或者看到自己的屋室严重漏雨……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存在潜在的不安全感。但我在现实中并未遭受频繁考验，为什么，在意志力薄弱的梦里会经常受到惊吓？
或者来自小事件的磨损既可以让我保持敏感，又不至于付出太沉重的现实成本？我有时蓄意不在歪曲和误解面前澄清自己，在这种妥协性的沉默里，暗藏了利益谋算。我愿意这些不足挂齿的代价，能维护着某种宿命式的对称，让我的生活能在小幅震荡中继续平稳向前，哪怕，速度是缓慢而略带乏味的。
我的勇气仅仅寄存在写作领域，它带来谨慎的、同时也是冒险中的快感。在散文中，我愿意创造更多可能的“我”，而不再被粗暴地归纳到一张薄薄的履历表上。真实的我变成一颗深埋文字的种粒，它生出枝杈……在同一株根系上辐射出多方位的走向，“我”是树型的。
“我”有时进入万花筒，从纸屑中旋出迷幻的图案；“我”有时在载玻片上，进入显微镜下的视野。“我”有多少副秘密的嘴脸，生活就暗藏多少种潜在的可能。
是啊，我能要求生活偿还什么呢？抱怨它给了我床榻上的睡眠，而不是帐篷里的？我写作，不过是拒绝把现实作为唯一的存在来认领，所以，写作不仅是我倾诉的方式，更是反抗的方式。如果说生活为写作服务，那么我不过是深入现实的间谍；如果说写作为生活服务，书面语里的“我”，不过是从事危险动作的众多替身。
我热爱散文，因为它宝贵的自由精神。我繁育无数散文中的“我”，像披光的树叶不断翻动着它们的侧影和虫斑。
3
但在散文传统中，似乎，现实中的我必须等同、至少约等于写作中的“我”，它们之间不允许被拆解──如实汇报的写作者才是负责而有诚意的，虚构是被禁用的巫术。
中学语文课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争论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老师坚持把它划归为小说，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我”涉及品德缺憾。语文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样，都是保守教育怀抱里的天真读者，他们自觉捍卫绝对意义的鲁迅形象──他是不沾尘埃的战士、先知、圣徒、孤胆英雄和巨人，他永远嫉恶如仇，抚老恤贫，他怎么可能对车夫冷漠，暴露出皮袍下的“小”？只要《一件小事》是小说，所谓的“我”，不过鲁迅笔下的他人，我们也就不必为鲁迅自身的道德形象而焦虑，先生的光芒没有折损，他的头像和签名持续在书籍封面上烫金地闪耀。
即使鲁迅无所畏惧，并不遮掩，但他的坦率超出了我们的承受力──我们何等脆弱，岂止承受不了不义的行为，连不妥的闪念都超乎限度。
如果作者不是鲁迅，《一件小事》还能否成为课本上的范文？它比一篇规矩的中学生作文到底高明何处？这篇明显以散文笔法完成的小品文，被一部分同学执拗地拒绝放入小说单元，老师最后勉强说：如果《一件小事》是散文，那么鲁迅先生在这里进行了部分虚构。
我们对作品的判断到底针对的是人还是文章本身？为什么，虚构，仅仅是鲁迅先生的散文特权？
4
在散文写作中，我们从来没有对第三人称“他”和“她”的不适应症──这个第三人称，既可以是绝对的他者，也可以暗渡陈仓地当作“你”来使用，更可以用来当作“我”来使用，只不过蓄意拉开一点点客观效果似的间距。
第二人称的“你”也是自由无比，可以在羞怯的日记中描述心目中的恋人，也可以用作自比中的“我”。这与第三人称的任意性相仿。
唯有“我”，这个第一人称，被不公正地严重钉死在它所谓的位置上。我们没有斩断它与现实的逻辑联系，作品中的“我”要与生活中的“我”隔镜相逢，两者之间要具备充分的还原性。
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行地无疆，但第一人称，没有享受到同等的互惠待遇，我们不给它僭越之权。“我”，本来是个技术问题，是表现手段问题，忽然之间，成为莫名其妙地牵扯作家的品德问题。
“我”成了祖宗灵牌，写作者得纳头便拜，得供着，不得随便挪移位置……香火不断，“我”成了源头的神话。
5
正是对散文写实主义的狭隘理解，导致写作者的想象力受限，手法局促，瞻前顾后。但那些苛求真实的前辈们，自己果然诚恳得像他们向别人所要求的那样吗？
以前的散文中充满了道德完美主义者。他们热爱生命，呼吁和平，“深心托尺素，怀抱观古今”；他们倡导一切的美德，谴责所有的不义；遇到个人利益取舍，他们也不存瑕?，无私、勇敢、坚毅，即使生死灾难就在面前，他们似乎永远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碗豆”。的确如此吗？我看他们创作散文，莫如说着手一部化装在散文里的个人赞美诗。他们修饰出光可鉴人其实根本无法辨识出原形的自我形象。
好吧，即使评论界和业余读者里有那么多的新闻爱好者，那么就来谈谈真实。标本水果与真水果的区别在哪里？恰恰在于前者的完美。正是那种人工的完美，暴露出它是没有生命的仿制品。即使是上帝，也有弱点，包括他没有慷慨到与人类来分享平等，何况尘世中的我们？天下美德，大同小异，不外善良、勇敢、诚实等等，却是人性破绽，诸如吝啬、怯懦、自私和贪婪将众生彼此区分。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因为他有一个混搭弱点的独特配方。我身怀诸多弱点，胆怯，自以为是，经不起考验等等；但我当承认它们的时候，会因此增益勇气──抱着品德的小粪球滚动，我宁愿向无畏前行的屎克螂致敬。我愿自己拥有立体之下的阴影。
既然强调真实，就应该无惧直面存在阴影的生活和自己。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没有勇气真实，却有计谋利用“散文的真实”。因为读者把散文中的“我”理解为现实自己的镜中映象，他们才会那么热衷伪饰；他们都有一张描红的脸，仿写着被歌颂的楷模。字里行间，他们多么曲折地赞颂着自己：浑身都是公德，明亮得像是从没有过隐私。他们虚构了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在对准，然后他们就开始微笑，说着经年累月准备好的台词，加入表情和动作配合，他们表演着经过美术设计的自己。
是啊，如果对虚构的理解仅仅停留于学术层面，无可厚非，不过观念不同，怕的，是语言阴谋家充当专业权威。某些言之凿凿绝不虚构的，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有一张虚构得已经虚伪的脸。没有食欲、性欲和占有欲的圣徒啊，为了做个活着的“神”，他们把自己虚构得不像人样。忙于为自己营造不可侵犯的宗教感，不要忘记，彩绘玻璃上的绚丽形象，似乎处于被教堂保护下的辉煌里，其实他们又冷又硬，经不起一个袭击的小石子，所谓的完美就会彻底碎掉。
不是所有的经验都能拿来炫耀。正是那些过期货币所象征的财富，障碍你们身轻如燕地前行。你们当然可以在自己的王朝里继续享受荣光，但不要幻想，有许多人会跟随着你们的方向膜拜，并且在膜拜的时候顺便也膜拜了你们。
6
有个善意的读者，诚恳提示或严肃警告我：他判断出我写的某个事件或某段经历必然是虚构的并由此感到阅读上的不适。我会因此陷入怀疑，有能力进行监控的亲人都未必了解我的经历和内心生活，即使他是个非常关心我的师长，但怎么能自信地替我表态，什么是我的亲历，什么又不是？
我过去极其紧张于当众发言，后来强力扭转自己，矫枉过正后我今天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即使口若悬河，我也知道，胆怯犹在，我随时会在话筒前突然变回口吃患者。我依然不自由，依然受到来自往事的威胁。别人看我格外饶舌，再听我自述如何害怕讲话，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和他们分享秘密，认定此乃矫情之举。同样意义上，场面上我貌似八面玲珑，并不矛盾于四面楚歌般内潜的社交恐惧症。哪一个是我，那个口若悬河的话痨，还是每次见到麦克风都觉得像即将引爆的手榴弹的那个心悸者？我是日记里谢绝交流的自闭症病人，还是在情人耳畔盲目许诺的智障者？可能我在这人面前乖巧，那人面前放浪，我没觉得自己伪装，不过因为他们激发了我性格的不同侧面。就像我左边的脸光滑，右边的脸伤痕鲜明，它们同时出现在我的身份证上。我并不全面了解自己，每个人都有他的月亮背面……写作就是对自己的追捕、确认和拷问式的开掘。
我想到一个词：风情万种。何谓风情万种？在我看来，真正极致的，并非是在一种妩媚上重复万倍的效力，而是在不同侧面上进行不可思议的加法，每一种风情，甚至是对另一种风情的区别和背叛，而风情与风情之间，又维护着仿若天成的精湛平衡──通过这种不断间离自己的努力，有人才能魅力四射，仿佛碎钻般折射着自己小小的棱面。
当我不爱自己，是因为看到了我内在的单调；当我爱自己，是因为我试图在重复中创造关于我的变数──即使这种所谓的变数微乎其微，像小数点后无限推进的位数并不影响大局，不过是智能上的挑战。当我被那个界限似的小数点、被那个生活螺钉铆死，我还能保全利用文字进行精妙推算的乐趣……这时候，写作变成了自愿中的放逐，我把自己驱赶到尽可能的远方。
流浪和放逐，使个人边界不断得以扩大，世界，成为被逼迫中持续后退的一条底线。唯有如此，我与那个藏在“周晓枫”这个名字里的匿形者，才可能谋面。
7
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在《我最后的叹息》中开篇就表达出他的怀疑：“在这本半自传性的书中，我也时常步入歧途，像在流浪汉小说中一样，任由一些意料之外的故事造成的难以抵制的诱惑牵着走，尽管我小心翼翼，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记忆存在。我重申，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我的错误和疑点同我所确信的东西一样，是我本身的构成部分。我不是历史学家，无书本笔记借以为考，不管怎样，我做的叙述是我本人的，带有我的信念、我的踌躇，重复以及空缺，带有我的实话和谎话，总之：我的记忆。”
即使在最最要求真实性的自传文体中，真实可能也是一个乌托邦，你自以为的真相经过了时间和个人意愿的过滤，不再是你能够进入的同一条河。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百分之百的记录只是唯心主义的妄念罢了。我当然不是在倡导绝对的虚无论，但我坚信，无论多么貌似真实的写作都隐藏着对现实的修改──也就是说，一旦落笔，必然伴随着虚构。
有时人们混淆了两个词：编造和虚构。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两个范畴的词语。当一个写作者为了追求眼泪效果，杜撰孤儿或残疾身份，编造血泪斑斑的履历，其实他还处在非常业余的创作状态。这种所谓纪实性质的散文，应该以小型报告文学的标准来评判，它利用的，是游离文字之外的东西。而读者对此类行径的愤怒，源于感情和智力没有受到尊重，他们被愚弄了。而文学意义的虚构不同，它并不关涉道德，而是与想象力密切相关──它从文字和作者的内心深处汲取力量，这力量，足以摧毁或重建一个现实。在我看来，即使对于散文来说，虚构也不仅不是作家品德败坏的表现，相反，是对写作能力的确认、提升和褒扬。我甚至认为虚构是必须的才华，是成为作家的基础准备。
虚构是文学最令人迷恋的品质，因为它展现可能性。我热衷文体探索，热衷虚构，正是因为这个对我至关重要的词：“可能性”。否定虚构，只承认写实，有点像因赞美劳动而鄙夷魔术。现实主义的劳动当然值得歌颂，质朴、粗糙，生生不息，但我同样喜欢魔术。它不建设生产，它不创造，但魔术是奇迹。所以当遭遇到虚构的叙述圈套，我从不愤慨，我愿意跟从并体会……不可思议的极境。
当然我也能理解，有人习惯把作家当疑犯并有让他们如实交待的渴望，他们以为自己有权利坐上审判官的席位。啊，法官先生，不能因为有人梦里行凶而把他关入牢狱吧？做梦就是一场短暂的虚构，很美妙，至少在那个领域，我们拥有犯罪般的无边自由。
我是不是必须向你们提供单调乏味得缺乏戏剧变化的日子才是诚恳？我是不是必须背诵你们的眼睛所看的，而不是呈现我心中所创造的？我不喜欢向毫不相关的读者交待个人生活，他们既不珍视也不关心我的情感，我没有必要轻率地柄授于人。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读者有权像户籍管理员一样查清我的底细，即使出于关爱的目的也不行。我不认为专家，不认为这些专业读者有权像业余警察一样，拷问我的情史或心理犯罪史。我不认为自己必须像罪犯一样如实交待情况──如果出于捍卫隐私的目的或者偏执性审美，我把和门房的一场艳遇嫁祸于邮差，我不认为自己有错。我写下的文字又不是审讯笔录，非要把时间、地点和人物说清楚，必须绝对严丝合缝地贴合事实，否则不能离场。我甚至认为这表面的老实违背了艺术尊严。
8
之所以流露“破绽”，被人抓住虚构的小辫子，是因为我写了几篇关于女性成长经验的散文。当我写童年、不断用想象去补缀记忆时，并没有人追究什么，读者随着文字体会栩栩如生的细节……天哪，你们真相信一个孩子能有那么连贯而充沛的记忆能量吗？而进入女性题材，尤其是一些熟人了解我的生活背景和性格，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够大胆得百无禁忌，仅仅因为，描述中所谓的经历是隔绝于我本人的。虽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像我这么本性拘谨的人会津津乐道于给自己塑造一个背德的形象，但至少，他们断言我的“无耻之勇”来自间接经验，来自于躲在屋檐下的淋雨假想。他们以己推人，谁肯去真正暴露自己的狼狈和邪恶呢？何况，脆弱又专情于美的女性。
的确，女性怀有天生的戏剧化倾向，起承转合中难免不揉撒一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许多女性作者拉不开创作与实际生活的间距，再加上这点表演欲，就在自恋和饶舌之上，又添了做作。有些冠名自传的作品，缺乏对基础事件的尊重，为了修复伤口或实施报复，女作家或者把自己刻画为无辜而令人心碎地被怜爱着的牺牲品，或者果敢聪颖，她们抹杀被弃之辱而把自己打扮成主动的了断者，拥有亚马逊女战士般让人敬畏的勇气。她们伪造原因及细节，以使大相径庭的“现实”看起来结实。如果评论家们以此来嘲笑“虚构”，并不能激起我出于女性主义的反感。她们改写历史、以使它更贴近愿望而非事实的方式，是出于性格上的软弱和无视另外当事者的自私。这是人类共性的弱点，逃避的习惯，编造的爱好。“我”的书面语形象很容易被“我”的现实利益所收买，写作者难以自控的。
但遗憾，我并不具备和这些女作家匹敌的气魄。留下气味的线索，让读者逆风找到我匿居的巢穴──这对我来说，几近恐吓。如果说，我喜欢生活与写作形成的投射关系，那么两者之间势必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形……如同手影，那双温暖我的手却被比拟成吠月的狼形。我畏惧读者从文字中认出过多的镜像，我畏惧，陌生人仅仅通过一个特定就武断地对我的生活进行对位性还原。我能够承认的，仅仅是，文字必然源自写作者的内心经历，至于它们在履历表意义上的可信度，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与我分担过内心黑暗的人们。
虚构不会使我感受来自谎言的愧意，因为，更真的“我”匿身其间……写作中，我更靠近自由选择中的“我”，而不再是受制于命运，或某个粗心的神所安排的原初模样。
9
我感谢家人和朋友，他们的豁达、聪颖，他们纵容似的宽容。好在他们没有神经质的敏感，盲目对号入座，然后自以为是心领神会，拥有近于偷窥者的特权；或者多疑到仅凭一颗痣，就认定自己是反讽中的素描对象，然后在受辱感中反刍，积聚恨意，要求我支付某种现实中的成本和代价。感谢那些对我重要的人，他们能够如此“无动于衷”地理解我，放任我释放文字中的香气和霉味。
我的情书抬头可能拟定某个具体的朋友，借用他的外貌和处境，他的习惯乃至说过的话，然后我才涌起绵长柔情；而当事者坦然，并不以为我是在暗送露骨的秋波。他知道我所经历的暗恋，从来此消彼长，我是个笔下随时见异思迁的负情者。同样，当我施展刻薄，下午还在电脑前对回忆中的几张面孔明枪暗箭，但复活后的真人们，并未在当晚与我共聚的晚餐上，以为我在笑里藏刀、在汤中下毒。他们太熟悉我的虚张声势，并且不介意成为偶然的牺牲品──或者是慷慨，或者是懒散，他们不因别人窃走几枚钢?就天涯追债。
有个世事洞明的男人曾说，我缺乏足够的关于恨的基础知识，所以文章中的“我”热衷于锻炼拟恶的能力；所以他将任由“我”毒汁四溅，来平衡掉我并不甘从的好人形象。我感恩于读者中会存在那么多伟大的知情者。毫不羞愧地自认，我是个善良得缺乏自卫能力的人，我的确遗憾于自己缺乏这种必要的力量：恨！是的，有它在立场上，就像碑石坚实地立于墓地──这是一种不能被替代的归属感。而我，怀有无能为力的宽容，甚至经常为此放弃原则，我心里的悲悯总是大于我所预想的──这其实是软弱？是策略性的周旋？
我深知，自己能够获得宽松的心理环境是如何幸运，因此，我能够接受陌生人曲解我的性格乃至人格，否则，我就是太贪婪娇气。陌生人怎么会了解我设计情节的真实来源呢？手边是一堆散落的拼图，连我自己都拼不回完整。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从同一张生活图案中拆解出来的。
那些零散的拼图，那些闪着亮片的词语保护着我。站在每一个词后面，就像站在一面最小的盾牌后面，我拥有如影随形的铠甲。
虚构，是不是成为保护我的胄甲？我在文章里调情，历险，邪念丛生，文字里的纵欲其实使我在生活中更恪守规则。写作舒解了压力，缓和了我对平凡生活的倦意。但同时，我在电玩中练就的拳击技能，也许不仅没有让现实中的我变得强健，反而让我被颈椎病纠缠。究竟是被修辞保护还是被它出卖，我退守幕后的生活是不是即使在某种萎缩之中也不易被察觉，因为太多的枝蔓挡住我的视线？
我的一个朋友曾严厉批评我，写得越来越“干”了，理屈词穷的，他说散文是适宜晚年的文体，过早开展就将竭泽而渔。我会注意调整，但许多事知易行难，尤其经常沮丧如我的人，有限动力会被无限失望所消耗。唯一愉快的，是我比过去写得快了，像一个早泄患者因自己被节省的体力而欣喜。写作可以让人意识到自己有灵魂──灵魂或许是天堂的入场券，但往往是俗世的绊脚石；只有能让人飞越的灵魂，才能让肉体磕碰得青肿。那么，是不是，我的灵魂有了肉身的体积和要求？是不是，我已经部分地宿命接受这个社会性的我，不再拥有和过去一样的兴趣和体力去创造难被自己辨认的“我”，还是，我逐渐在诸多保护制度里，妥协，并心怀依赖？
10
当我的某篇文章因高度嫌疑的虚构性而被考据派质询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时，他们并不是在探究文体，常常，是在猜测我，实际的角色到底是编剧还是主角。我会诡辩：“如果天足是36号半的，我不会为36号鞋子削足适履，也不会蓄意让脚肿胀起来以适应37号的尺码。我的兴趣在于自由行走，不在于如何被归纳。”
迫使作者做出文体决断，似乎在小说与散文的两者之间必居其一，如同你的性别非此既彼，不能介乎男女。当面临此境，我却愿意选择僧侣角色，正因存在于隐约背景上的性别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他们才得以更接近神迹。
出于对小说的敬意，以及，对散文因熟悉而产生的依恋，我认为自己始终忠诚，并没有在跨文体的障碍赛中刻苦训练。的确，我试图把戏剧结构、诗性语言、小说技巧和随笔智慧融入实践，但内在支撑和整合方式是散文的，或者说，我从未改变自己的散文本质。我的辩护理由混沌，好像说不清楚──我是着了男装的花木兰，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也许，我将习惯在散文里维护中性立场，既非绝对小说，又非绝对散文，像雌雄同体令人迷惑。
我很清楚自己的实践方式所受到的鼓励和招致的反感，并泰然处之。如果说我是个既禽且兽的蝙蝠，也无妨，我会继续震动神经质般颤抖的翅膀，继续黑暗之旅。唯一不适应的，是虚荣如我，也承受不了因偏执的坚守方式而被人偶尔美誉到“散文家”的程度。“散文家”，噢，拔苗助长的说法真让我难堪，在我听来，它如同表彰一个在感情上有所经验的人是爱情家一样可笑。
11
虚构，是散文伊甸园里的智慧树，传说中吃了它的果实会死。当事实证明，它是并不危及生命的果实之后，我们被告知，应该在绝对的审判官面前感到羞耻。不，还是放我到有罪的欢乐里吧，即使，我是在受惩中体会着它。
一个永远小心着不触碰边界的人，不会打开世界，他在惯性围就的牢笼里，他是没有显症的瘫痪病人──或许，他对处境并不自知，因为，囚禁之地有着动听之名：“伊甸园”。在那里，他能以近于奴隶的身份见到上帝。而人类真正的成长史，是从被逐出的流放之路上开始的。
希腊神话中，达芙妮在奔跑中从仙女变成中一棵月桂。这种变形记是残酷的，也无比神秘，因为从人形到树形，它在达芙妮的自我之间，划出一道难以逾越和自我辨识的切割线。我在跑，不知道未来布置在彼端的命运，植物的优雅和被动绝非我理想，我愿变为肉食动物，哪怕带着粗野的体味和习性……是的，我宁可跑着去喝血，也不愿像小株灌木那样可怜地等着他人喂水。跑吧，从乐园，从神话，从继承下来的传统中，带着出逃后的渴望，开始跑……这是一场针对“我”的魔术，或者，考验。
记得童年，分不清现实与幻境的年纪，我曾在虚无般的暗夜里，设想自己小小的拳头，是揉皱紧缩、仿佛昆虫羽化之前团积的翅膀；而手指，正像珊瑚一样生出枝杈，那是我的翅脉。在重归秩序与理性之前的恍惚里，在那个经历变形记的瞬间，其实，想象已经带着我飞了。也就是说，在批判到来之前，虚构已经构成真实。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