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都市是现代性经验的来源，而伦敦给伍尔夫提供了体验和探索现代性的最佳场所。在有着“伦敦小说”美誉的《达洛维夫人》中，伦敦的都市空间特征从以下方面得以书写和呈现：都市景观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异样的“都市漫游者”与异化的心灵、都市阶层与权力的地理学。小说有着伍尔夫关于都市性和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思考，也给人们认识当时的伦敦及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键词 伍尔夫 《达洛维夫人》都市 都市漫游者 都市研究
伦敦之于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就如同都柏林之于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巴黎之于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等人，尽管他们在各自作品中对其生命中的那座都市呈现出不同的书写态度。伦敦与伍尔夫的生活及精神紧密相连，与她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也成为其绝大部分长篇小说的背景。伍尔夫在不同时期对伦敦的情感是不同的，有时极度眷恋，有时厌烦得希望赶紧离开，这一点有她不同时期的日记可以佐证。但总体说来，伦敦是伍尔夫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她在日记中写道：“伦敦本身永远吸引我、刺激我，无需任何麻烦，只需挪动双腿就能提供给我剧本或故事或诗歌素材。”“独自漫步在伦敦就是最好的休息。”她甚至欣然接受《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约请，于1931年至1932年间创作了六篇有关伦敦街景和生活的散文，后被集结成册并统称为《伦敦风景》(TheLondon Scene，2006)。她笔下的伦敦是一个真实、立体、多元且多变的大都市。
都市是现代性经验的来源，而伦敦给伍尔夫提供了体验和探索现代性的最佳场所。她观察伦敦和描写伦敦的视角与她不同时期的不同都市体验交织在一起。都市空间和都市文化在其不同作品中表现的程度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伍尔夫一向注重内心世界而轻外部世界描写。相对于她的其他长篇小说而言，作者在有着“伦敦小说”美誉的《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1925)中对伦敦这个外部世界的描写力度之大是罕见的。小说呈现的是1923年6月的伦敦，虽然没有长篇铺叙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它的物质文化，但看似不经意间散落在文本各处的信息则直观地反映了早已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伦敦显现出的变化。本文以都市研究和空间理论为切入视角，探讨这部小说中的伦敦及其都市空间书写特征。
一、都市景观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
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说过：“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而，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达洛维夫人》正是这样。随着小说中伦敦街头诸多人物的视角，我们领略了1923年6月中旬普通的一天从清晨到晚间约15个小时之内伦敦城区(主要是西区)的景象。伦敦在20世纪初早已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种种工业、技术和知识的奇迹都与当时的伦敦联系在一起。一战之后，逐渐走出战争阴霾的英国经济继续迅猛发展，伦敦在迅速变化着，都市生活和都市中的人们也发生着某种质的改变。这一切都未逃脱作家敏锐的眼睛。《达洛维夫人》有着对伦敦的繁华和文明景象的盛赞，也有着对都市日常生活的批判。
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小说中多数的漫游者对彼时伦敦的热爱都溢于言表，体现在小说对都市景观的描写中，也使得对都市生活的批判变得温和。大都市的多彩多姿、社交季节里盛大的宴会、钟声庄严的大本钟、神圣肃穆的圣保罗教堂、公园里欢笑的孩童、橱窗中明艳的鲜花以及街上的车水马龙让约翰?雷门(John Lehmann，1907－1987)断定小说是“对伦敦的礼赞”。所以即便是城市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噪音和喧嚣、拥堵的交通也未曾让克拉丽莎?达洛维少爱伦敦一分。“在轰鸣和喧嚣声中……在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丁冬声和头顶上飞过的飞机的奇特的尖啸声中，有着她热爱的一切：生活；伦敦；六月的这个时刻。”当然，步行的克拉丽莎也得面对交通拥堵这一典型的“都市病”：“这个时候街上就这样拥堵了。不知是不是洛兹伦敦大板球场、或是阿斯科特赛马场、或是赫林海姆马球场有什么比赛?她琢磨着，因为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而王后本人也被堵住了；王后本人也无法通过。”工业文明的产物在文本中反复被提及，裹挟着生活在伦敦的人们，引人注目，而都市快速进程的双面性又让人深思。
伦敦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城市。即便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小说中呈现的伦敦传递更多的是一种能强烈引起人们集体认同和文化记忆的“传统”氛围：这里未见城市扩张和重建的痕迹，有的是积淀了传统、历史和艺术的白金汉宫、圣詹姆斯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议会大厦、多个皇家花园等前现代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和景观。仿佛时光未曾改变什么。不过应当指出，这也主要是伦敦西区的景象。此外，小说中伦敦西区的生活是如此闲适。公园向公众开放，许多贫穷的家庭也能来此享受户外的美好。这种都市景象让经历了印度生活刚刚回国的彼得?沃尔什特别着迷，让他不由自主地一再赞叹伦敦的文明。不过离开五年后回到英国的彼得明显地感受到伦敦和街头人们的变化：“那五年――1918到1923年――出于某种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五年，他猜想。人们看上去不同了。报纸也似乎不同了。比方说，现在有个人在一家正派的周刊上公然谈论起抽水马桶来。十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当然，彼得更是注意到街上女人们的变化：“她们身上充满清新之气；就连最穷的女人无疑也比五年前穿得好了；在他看来，流行的服装式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般配好看过；……可以肯定的是，发生了某种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繁荣的背后，另外一些景象同样映入眼帘。白金汉宫大门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都是穷人，无精打采然而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摄政公园地铁站附近有唱歌行乞的老妇。女流浪者和妓女会出现在富有的伦敦西区。虽然小说描写的都市景观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区，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区和附近地区，但是作家依然用了一点笔墨向人们揭开了伦敦东区的一小角。出了西区刚跨入东区的范围，则是一片工作繁忙的景象：“人们的脚在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手在把一块块石头堆砌起来，思想中不是充满了无休止的闲言碎语……而是想着船舶、商业、法律、行政管理。”圣保罗教堂附近还有失业者的队伍在示威游行。显然，由于受作家本人和小说中人物的阶层视线所限，我们看到的仅是都市的“冰山一角”，而即便这样的繁华还是不能掩盖贫富的巨大差距、都市的社会痼疾。那点到为止的东区一角会让人浮想联翩：究竟还有多 少未曾看到的真相隐藏在浮华的表象下面?
二、异样的“都市漫游者”与异化的心灵
“都市漫游者”的概念源于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师》(The Painter of ModernLife，1863)，它经历了不断的书写已成为一个跨越时空、文本、文类和领域的词语。它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国际旅行家”，是文化的观察者、中介者和描述者，是完美的游手好闲者；它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笔下东张西望的闲逛者，用异化的眼光看着都市的物欲横流，被都市生活和欲望所裹挟成为都市文化的共谋者；它是齐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笔下顾盼流离的卖弄风情者；它也是乔伊斯笔下游走在都柏林街头的边缘人物。“都市漫游者”在《达洛维夫人》中有一群且彼此不同，相同的是这些漫游者的视线凝视着外部世界(空间)，而心灵堕入自我意识(空间)中。漫游者们对都市的异样体验与其敏感、孤独、异化的心灵紧密相连。他们在漫游途中一个个看似“心不在焉”，然而眼之所见从未逃脱心灵的捕捉，成为心之所想的部分或触动开关。
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认为现代性存在于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而要把握具有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的现代性体验，应借助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捕捉那些片断性的、稍纵即逝的瞬间，从中发现其背后的总体性。这点无疑与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观是一致的。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一文中就指出：
把一个普通人物在普通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让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公认为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
《达洛维夫人》中的漫游者们行进的路线和时间相互交织、补充和重叠，形成一张奇特的时空之网，在此之上还有一张纷繁复杂的意识之网。首先出场的是克拉丽莎。她清晨从威斯敏斯特区的家中走出，穿过维多利亚大街进入圣詹姆斯公园遇到休，走出公园门又走上皮卡迪利大街，在哈查兹书店橱窗前驻足片刻，向邦德街的花店走去。在花店选花时她看到皇室车辆爆胎，走出花店后回家途中遭遇拥堵一度被阻在布鲁克街的一侧，上午11点钟回到家中，随后接待了来访的彼得。随着克拉丽莎的漫步，我们经过了伦敦西区最繁华的商业购物区。舒适宜人、店铺林立的周围环境自不必多言，然而接受了外部世界印象的漫游者克拉丽莎心灵里呈现的却多是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对她生活中的一些人的思考。置身于人海中，她仍觉得自己是个孤单的“局外的旁观者”。行走在街头，她“感到自己是个隐身人，无人能见，无人能知”。漫游者史密斯夫妇(赛普蒂莫斯与卢克雷齐娅)在邦德街上也看到了那辆爆胎汽车，心理呈现的是不同的意识反映：丈夫惶恐不安，妻子则陷入对车中人物的猜想。后来他们在摄政公园里坐下，眼中看到的一切均在内心形成波澜，意识连绵不绝且绝不相同。赛普蒂莫斯不断想起一战、死去的战友和死亡，耳边出现幻听；卢克雷齐娅心里则忧虑着丈夫的病情、思念着家乡、痛苦于必需孤单一人承受现状而无人诉说。11点45分夫妇二人起身离开公园，走出公园等待过马路时听见公园地铁站附近老妇人的歌声，穿过马路走上波特兰街时赛普蒂莫斯陷入对过往生活和身边人的回忆。12点钟二人走在哈利街上去见住在此处的威廉医生，被告知晚间时分将被安排进疗养院后失望离开、回家。晚6点赛普蒂莫斯在家自杀。漫游者彼得11点半从克拉丽莎家拜访出来后走上维多利亚大街，在报时钟声中陷入对克拉丽莎的遐思。他走过白厅街，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走到摄政街，然后穿过牛津街和大波特兰街进入摄政公园。一路上随时接受到的瞬间印象让他不断地浮想联翩从而不停地打断一直萦绕在心头的关于克拉丽莎的思绪，因为“易受印象支配一直是他的致命缺点”。他在摄政公园歇脚和小憩后于11点45分时走过史密斯夫妇并注意到二人看上去很绝望。走出摄政公园，他的思路同样被公园地铁站附近行乞老妇的歌声打断。晚六点在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邮筒旁，一辆急救车(去往赛普蒂莫斯处)经过彼得。回到博物馆附近的旅馆，彼得收到克拉丽莎的信不禁又思绪万千。换装吃饭后他出发去赴克拉丽莎的晚会，一路经过贝德福特街进入拉塞尔广场向威斯敏斯特克拉丽莎所住的街走去。漫游者休和理查德?达洛维从布鲁克街朋友处用完午餐后出来一同走到管道街并一起走进街拐角的一家珠宝店，两人各怀心事但最终什么也没买，在门口告别后各奔东西。下午1点半，休已经站在牛津街商店橱窗外陷入了片刻的深思。而理查德则往家的方向走去，买了鲜花后一路穿过皮卡迪利、格林公园，经过白金汉宫，进入教长广场，于下午3点钟进入家门。回家途中理查德一直纠结着“是否直截了当地告诉妻子他爱她”这个问题，而沿途接纳的视觉印象所引发的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则不时地打断他纠结的思绪。理查德离开家后，女儿伊丽莎白和家庭教师基尔曼一同离开家去维多利亚大街上的陆海军商店，购物、歇息完毕两人分开。伊丽莎白在维多利亚大街上了公车并开始了她的漫游。公车驶过白厅街驶进滨河大道，她在法庭街下车。滨河大道的庄严、繁忙景象让她感到新鲜快乐。她立志要做一名职业妇女，走进法学协会更坚定了她的职业理想。她向圣保罗教堂方向走了几步，被一片喧嚣包围(失业者在示威)。考虑到时间已晚她于是转身沿滨河大道往回走并搭上了回家的公车。
引人注目的是，这里伍尔夫非凡地使用一种空间语言(即街道地图)和一种时间语言(即报时的钟声：大本钟的钟声、圣玛格丽特教堂的钟声、哈利街的钟声、牛津街的广告钟声)建构了复杂的时空之网。漫游者们的漫游经历被街道和钟声艺术地切成条，割成片，虽然看上去支离破碎却呼应了现代性的体验。漫游者们的行进路线，被汽车的行驶路线和广告飞机的飞行路线串联在一起，构筑了伦敦的区域街道地图。曾是旧时恋人的克拉丽莎和彼得在街上漫游的时间完整构筑了一天的时间框架。所有漫游者们在这张时空之网中以时间蒙太奇和空间蒙太奇的方式移动着自己的坐标，无论熟识还是陌路，或交集或补充或重叠；人与人的距离如此相近，心与心的距离却如此相远。他们或饱受战争精神创伤，或遭受生活和婚姻困扰，或养尊处优，或愤世嫉俗，或不谙世事……他们都有异常活跃的心理意识，对瞬间接受到的印象会有立刻的、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1923年6月普通的一天，伦敦城里到处是疏离、陌生、孤独、焦虑、痛苦、漂泊的 心灵。
三、都市阶层与权力的地理学
不难发现《达洛维夫人》中的漫游者们均来自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正如作家本人一样)，而且小说中的多数人物来自中上阶层。但是当把“空间”作为关注重点时，我们很容易在小说中发现都市阶层的对立和城市的等级秩序。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曾说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田所以不难看出：空间的占有与划割无疑是政治经济地位的极佳体现，也与权力密不可分。小说文本中的伦敦在“空间”问题上更是处处彰显着一种“权力的地理学”。
小说中伦敦东区与西区的差异不仅直观地反映了生活节奏和质量的不同、都市职能的划分、城市规划的策略，更是体现了一种权力和政治。西区是都市的上风处(不会受到工业废气的威胁)，有最繁华的商业区、上流社会居住区和连绵成片的公园绿地，宜居环境为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所独享；而工人阶级主要聚集在东区。即便是在西区，阶层越处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层(权力越大)越拥有地理环境最佳的位置。达洛维家就在闹中取静的威斯敏斯特区(皇权中心和政治中心)，毗邻白金汉宫、皇家园林和议会大厦，理查德去下议院只需走几步路即可；娶了贵族家小姐的休住在俯瞰摄政公园的高级住宅里。出身名门生活富裕的布鲁顿夫人住在布鲁克街的高级宅子里。单从住宅空间来看，贫富的差别也是如此明显。贵族阶层的住宅拥有广阔的职能空间，达洛维家客厅大到可以开社交晚会。中产阶级的居住空间虽略低一等，但依然能体现其身份、地位和经济能力。小说中的哈利街是伦敦收费极高的私人医生聚集处；布鲁斯伯里也是高品质住宅区，史密斯夫妇就租住在这里，即便是刚回国的彼得也是入住在这里的旅馆。而平民阶层的住宅空间就简陋许多了，这点可以从达洛维家的伊丽莎白在东区圣保罗教堂附近漫游时的紧张感受看出，那些陌生的房子有可能一开门就是卧室或是客厅或是直接通向食物储藏室。难怪列斐伏尔要指出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考虑到小说中都市漫游者们的阶层属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漫游路径基本上集中在西区的原因。这里唯一的例外就是伊丽莎白曾沿滨河大道进入东区，逗留了一会。即便如此，她也未敢深入探访，只是“怯生生地向圣保罗教堂方向走了几步……紧张不安地生怕主人突然一把推开卧室的门，问她干嘛来了，她也不敢转悠到可疑的小巷和诱人的小街里去……因为没有哪个达洛维家的人天天到滨河大道来；她是个先驱，是个漫游者，敢于冒险，充满信任”。都市中不是没有穷街陋巷或是破旧的贫民窟，只是空间的占有和划割使得权力阶层在穿过城市时有着最佳的路径和环境(小说中步行的漫游者中，所有人都曾选择过公园作为途中部分路径)，而贫困和肮脏则被路边商店和高大的建筑从视线中屏蔽掉了。
列斐伏尔曾指出空间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达洛维夫人》无形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小说中的权力阶层看来，威斯敏斯特区作为国家权力核心区域应该消除社会威胁隐患或是不和谐现象。所以议员理查德在看到五六岁的小孩独自穿过皮卡迪利时警察没有让车辆停下而愤怒，他对“管制空间”的伦敦警察们的不尽职责(对把手推车停在街上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街上的妓女不闻不问)极为不满，尽管他认为妓女和女流浪者们的存在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他对“贫富和谐相处”的情景感到满意。他穿过格林公园时高兴地看到许多贫困的家庭全家人一起随意在树阴下或坐或躺，虽然到处扔着纸口袋，他认为只需周围的警察拣一下就行。但是对于能给女流浪者什么帮助，他就不知道了。这些颇具讽刺意味的文本信息表明，即使是做些表面文章，空间也必须处于“控制”中。
对于权力的卫道士威廉爵士之流而言，当所谓的“均衡感”遭到破坏时他们会坚定支持“警察和社会的善心……这些力量会负责将主要因出身低贱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压制住。”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他则会“猛扑上去；他贪婪吞噬。他把人关起来”。他利用治疗精神失常这类疾病的经验和“知识”，在自己的精神疗养所这个“空间”内运作一种“权力”――“他把精神病人隔离开来，不许他们生育，惩治绝望情绪，使身心不健康的人无法宣传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具有他的均衡感为止。”所以他不仅自己事业兴旺，还使英国兴旺了起来。而这些无疑为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空间－知识－权力”话语提供了极佳的注释。
此外，《达洛维夫人》还为我们认识当时伦敦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提供了社会文本。这里不仅有常见的阶层差异和对立，也有同一阶层之间的相互轻视。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立最为明显。达洛维夫人与女家庭教师基尔曼彼此相互“仇恨”：在克拉丽莎眼中，基尔曼又穷又丑却摆出一种优越感并且跟自己争夺对女儿的影响力；在基尔曼眼中，克拉丽莎来自最无价值的阶级――有钱阶级，只有一点肤浅的文化教养，只因出身好便过着寄生、奢侈的生活。她鄙视这个虚荣、不做任何贡献的女人。贵族阶层与中产阶层的等级秩序也是明晰的。克拉丽莎认为经济潦倒的莎莉下嫁给一个中产阶级的商人有失她名门之后的身份，因为那商人是矿工的儿子，名下的钱都是他自己挣来的。原本来自中产阶层的休因娶了贵族家的小姐，在宫廷谋了个小差，却既不见容于原阶层又无法真正融入贵族阶层。对于那些有钱的极力想混入上流社会社交圈的中产阶层(像是威廉爵士夫妇)，自命不凡、势利的贵族阶层对他们更是嗤之以鼻。来自中产阶层的彼得虽憎恨贵族阶层的世故和势利，但却还得乞求他们帮忙找工作。即便是同一阶层之间轻视和敌意随处可见。同为贵族阶层，克拉丽莎因布鲁顿夫人的政治野心就不喜欢与之来往。而克拉丽莎的表亲埃莉?亨德森因收入甚微又没赚钱的本事，也已逐渐被上流阶层社交圈边缘化。同属中产阶层又同为医生的霍姆斯大夫和威廉爵士不仅同行相轻，还因经济地位的差异相互敌视。霍姆斯曾带着讽刺的神情建议史密斯夫妇要是不信任他可以去看哈利街上的医生。而哈利街上的威廉爵士则认为他的一半时间都得花在纠正像霍姆斯这样通看各科的开业医生所犯的愚蠢错误上。伍尔夫来自中上阶层，所以她笔下出现最多的是她所熟知的阶层，但是她还是尽可能地书写各个阶层(虽然笔墨分量不同)，为人们认识当时的都市阶层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结语
都市可以不是小说的主角，但也不只是小说人物活动施展的空间、背景、氛围或陪衬。变化的现代都市景观和都市空间给予人们全新的体验，而文学总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感性地再现空间所带来的不同体验。更何况对于现代主义和意识流技巧的代表人物伍尔夫来说，都市体验不仅以纷至沓来的印象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还会像一个个原子坠落在人物的心灵深处引发一连串的意识变化；这种体验再现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传达出都市日常生活气息。伍尔夫的都市书写使得其文字文本与社会文本相辅相成。《达洛维夫人》中的都市生活是彼时彼刻伦敦的真实写照，但是由于伍尔夫和小说中“都市漫游者”们的视线所限，它与真正的民间生活还是有疏离的。尽管有些局限，我们都无法否认她的小说有着关于都市性和现代性问题的态度和思考，也给人们认识当时的伦敦及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视角。当用都市研究和空间理论视角去解读文本隐含的信息时，小说的政治性倾向也就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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