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有明朝第一奸臣之称。他专擅媚上，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头顶长疮，脚底流浓――坏透了”。从明代开始，他就被写入书中、编入戏中不停地反复地骂，成为大奸大恶的化身，臭不可闻的狗屎堆。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初入官场时，严嵩也曾是一个正直的、坚持原则的人。
史载，严嵩自幼聪慧，三岁会写字，六岁会背四书五经，八岁作为优秀童生考上县学；十九岁参加乡试一举中第，金榜题名；二十七岁被选为翰林，成为庶吉士。那时的他办事公正，为人正直。三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日夜痛哭，差点送命，经抢救过来后，他辞官回家守孝。过守制期后，朝廷多次下旨要他回朝，他坚拒，理由是“好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后来，他的老师杨延和找他，他才重回朝中。
明朝官员纳妾成风，严嵩一辈子只有欧阳氏一个老婆，从未纳妾。后来欧阳氏去世了，严嵩也没有续弦，是标准的“模范丈夫”。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正直的严嵩在官场扑腾数年后，慢慢地发生蜕变，成了左右逢源、溜须拍马、阴险毒辣、无恶不作的坏人。在官场风气的熏陶下，他“大彻大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可不择手段，可背叛所有人，背弃人世间所有道德。此后，他“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以“拍马”和“整人”为乐趣。在皇上面前俯首帖耳，像狗一样摇尾巴，对忠臣良将则设计陷害，杀害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国之栋梁夏言、杨继盛等都被他所害。
他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家被抄时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奇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抄家的财物清单被整理成书，后来公开出版，名为《天水冰山录》，成为清代畅销书(摘自《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著)。
一个正直的人被官场“培养”成了大奸臣、大贪官，这个残酷的事实说明：在拍马为官且升官、君子斗过小人就要比小人还小人、贪污受贿不贪白不贪的官场环境中，想不坏都难。
好人和坏人是相对的，好人有坏的一面，坏人也可能有好的一面。好人变坏人很容易，坏人变好人很难。一个社会是好人变坏人多还是坏人变好人多，关键在于制度。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人，因为制度可限制“人性恶”，也可诱发“人性恶”。诱发“人性恶”的制度大都产生于“丑恶环境”。
有人调侃上下班高峰期公交车难挤：胖子进去，瘦子出来；孕妇进去，少女出来；正常人进去，精神病出来。这官场嘛，也有点类似公交车，谁都可以去挤，但挤上去了不一定是好事：往往是君子进去，小人出来；清官进去，贪官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世人都晓当官好，千军万马走官道。人们看到的多是官员表面的风光，看不清官场的黑暗。其实，明朝那样的官场是非常神秘、非常复杂、非常可怕的。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血雨腥风，残酷斗争，无穷打击，比任何争斗都更加?渗不忍睹，更加灭绝人性。当官可能飞黄腾达，也可能跌入深渊；可能光宗耀祖，也可能夷灭九族；可能造福百姓，也可能祸害一方；可能流芳百世，也可能遗臭万年。
严嵩如不当官，兴许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的文学素养不错，诗词“清丽婉约”；书法也颇有造诣，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可污浊的官场把“艺术家”塑造成了“大奸臣”，晚年被剥夺全部财产，儿子被杀，自己沦落街头，成为乞丐，受尽白眼，于荒野中悲惨死去。这是严嵩的悲剧，也是官场的悲剧。
官员可以改变官场，官场也可以改变官员，但官场群体的力量远远大于官员个体的力量。官员一旦掉进“大染缸”，其结果多是――白的进去，黑的出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