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开始动荡，处于变局重塑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 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重塑过程之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八国集团地位衰落，二十国集团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难度。
1、中国要平衡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
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实力排序和重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开始从单纯遵守国际规则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转变，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不可替代的中心储备货币。虽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将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然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同时，美国也绝不甘心放弃主导世界的地位，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美国能够、必须而且愿意领导新的世纪，即使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领导。”可以预见，美国会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各种障碍，来阻止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需要和美国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无论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中国要化解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不断强化的竞争关系。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其他经济体或大国如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国的兴起，还是德国、美国超越英国，决定大国兴替最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进步。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竞争对手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不仅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在人才、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会越来越大。
我国正逐步成为发达国家重点遏制的对象，发达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稀土出口、气候变化等方面，联合起来对我们施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经济大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也对我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限制。我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受阻。同时，发达国家希望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迫使我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的义务。
全球化下国家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大国间力量的平衡和协调将变得尤为重要。国际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必要的责任，因此要求中国在大国协调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平衡作用。在美国无法有效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情形下，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将承担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从而对世界秩序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3、中国需化解因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周边国家的紧张和猜忌。
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必然引起地区内力量的不平衡，地区力量会经历一段艰难复杂的摩擦与调适过程，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显性化，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海事主权的争端不断显性化，一些国家为了谋取自身的更大利益，频频挑起事端、兴风作浪，对我国形成干扰和牵制，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环境。
4、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重大挑战。
因此，中国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要理性认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仍处于优势地位，对我国仍在不断采取遏制、限制战略的现实。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考虑问题，从以我国为主、趋利避害的思路出发解决问题，不但要平衡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要平衡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平衡南方与北方的实力。
二、世界经济复苏曲折而又缓慢，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内外需增长不平衡，内需中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同时，救助危机的措施本身又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解决起来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多变的过程，世界经济和贸易在未来相当时间内将呈现总体持续低速增长，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降低，特别是欧美需求下降已经无法避免，对我国出口产生的冲击力度低于2009年但持续时间较长，未来几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难以形成贡献。这将对我国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挑战。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导致投资大幅扩张。投资高增长对保持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投资高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项目的推动，一些项目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或过度超前投资的问题。投资高增长使投资消费本已严重失衡的关系进一步扭曲，内部失衡进一步加剧。
因此，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一方面，要统筹处理好内外需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降低扩大内需对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依赖。扩大内需的重点是着力扩大消费需求，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发展。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三、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我国在稳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平衡的难度加大
由于世界经济呈现不同步复苏格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加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在风险与冲击中缓慢复苏，但就业市场形势依然严峻，部分经济体的财政可持续问题令人担忧，美国和日本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部分欧盟国家开始缩减财政支出。美、欧、英、日央行继续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强劲，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但同时也面临热钱流入和通胀压力，多国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又面临增速回落，通胀居高不下的尴尬境地。
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部分取决于各国政策的实施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导致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难度增加，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结构性通胀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也面临两难。
1、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
我国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主要风险源存在于出口和投资。出口风险来自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信贷资金紧张都可能造成我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从国外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经济增长已经停滞，由于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受其拖累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将放缓，世界经济会进入持续低增长时期。而外部需求降低必然会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不仅如此，欧美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减少对我国贸易赤字的呼声将更加高涨，贸易摩擦将随之加剧，也不利于我国出口。
投资大幅波动的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地方投资可能大幅下降的风险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土地性收入减少、平台融资能力大幅下降。企业投资可能大幅下降的风险主要来自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工资和借贷成本上升、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障碍、全球经济低迷造成投资前景转淡等因素。而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房价上涨受到抑制，目前土地购置面积增速、新开工面积增速、施工面积增速均下滑，意味着未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将放缓。
2、物价居高不下的风险。
本轮物价高位运行成因复杂，是在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货币存量过高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飙升、成本全面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通胀预期提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货币存量过高的矛盾得以缓解，但农副产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有效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输入性通胀的影响日益增强。
今后一个时期，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仍在不断演化之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将延续宽松政策环境，进一步注入流动性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甚至是政府发钞买债，全球流动性仍将充裕，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可能维持高位运行，使得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减。同时，流动性泛滥必然加剧热钱的流入，进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提高，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处在变化的敏感期，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内通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逐步显现。我们短期内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加强各类风险研究，提早制定应对预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中长期来看，要切实加快改革步伐，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和拓展外需，推动内外需均衡发展。加快修订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让国民财富真正向居民和企业倾斜，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