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报道可以看到，虽然官德考核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官德考核实际上和以往的干部政审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据介绍，干部政审一般是派思想品德好、威望高的党员前去调查，也可以发函请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协助调查。对于干部选拔和特殊任命的政审工作，由于情况特殊，也可以由上级党组织负责进行。政审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但主要还是考察和核审政治思想和个人品行方面的内容。
根据一些地方的实践看，目前，官德考核的实际意义在于，防微杜渐和教育引导，对于腐败行为的揭露作用并不明显。江西萍乡市对187名干部德行进行了打分，绝大多数都在80分以上。萍乡市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林祖华坦言，分数都这么高，也不是很正常，说明还有待完善。其实这把“尺子”更多的是对干部的一种警醒和教育。
同时，多地考核干部德行新招频出，被一些媒体批为“拍脑袋不切实际”。考察干部德行的种种“创新”如今已不鲜见，近年来，各地纷纷将干部考核的重点放在了“德”上，由以前的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逐渐向家庭美德、家人德评指标延伸。
2010年4月《羊城晚报》刊登题为《干部家庭美德考核是个肥皂泡》的文章指出，面对组织上的“刁难”，即便是家庭美德做得不好的干部在接受“考核”时也会很“从容”，亲情的保护本能和巨大的前途诱惑，会让家人给予考核者以“最满意”的回答。同样，作为干部们的邻居，又能有多少达到“深入”干部家庭“摸清”底细的地步？而回顾一些问题官员的邻里关系，许多即便已经锒铛入狱，还会有邻居在夸其“人品不错”。越是有问题的干部越是善于伪装，邻里又如何为组织上提供准确的“鉴定报告”？真的想摸清干部在家庭和社会上扮演着什么角色，那只要敢于和善于让市民群众参与，尽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张榜公示，随时接受群众的匿名投诉并加以核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需要“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已具备这两点，还要用“是否孝顺”、“生活圈调查”等来做“一票否决”，显失科学性。他的看法是，价值判断一定要和行为判断区分开。换言之，某些人在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可以作为人们对其生活层面的是非对错作出判断的参照基准，但是，绝不可以将这种判断结果直接适用于公务员领域中的所谓‘官德’评价。公务员的评价，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品行评价，皆应致力于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依法展开。
他还表示，良好的品行需要全面的考察、综合的分析、科学的结论，而不是感情用事。需要建立一个专门考察公务员道德的行政评价机制，这个指标需要大力推进，但必须是科学、合理的指标，而不能太随意、不规范。“官德”界定需要紧密结合《公务员法》，由于道德的规范比较空，如何判定，需要制定一套统一的衡量判断规范。应该建立一个在专家论证、标准细化、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之上的评价机制，同时要强调分类研究、分别适用，指标不能“一刀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