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l 自国打电话约我为《星星》50年写点文字的时候，我正在邛崃某家酒店烂醉初始，一帮子年富力强的局级领导正在用白色或者黄色液体祝我身体健康，而我最需要的却是呕吐。最后是我置桌上应战应得脸红脖子粗的市领导丁不顾，临阵逃脱，偷偷叫司机将我悄悄送回冉义。回到家里，匆匆冲了个澡，天凉地爽。于是，打开联想手提，在键盘上噼叭起来。
002
是的，我是该为《星星》写点文字了。不管自国打不打来电话，这些文字，早晚也是要写的。事实上我在平时的琐碎文字中也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啊，《星星》，这个“蠢长”我一岁半的“家伙”，不知不觉就五十了。那么，我也“奔五”了。往事如烟，我与《星星》的牵连，不经意间，竟也有24年交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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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非同寻常到这种地步：最初，它是神圣的诗歌殿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它是崇高的诗歌阵地。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是独特的诗歌沙龙。又经过一段时间后，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依然是神圣的诗歌殿堂。这样，殿堂――阵地――沙龙――殿堂――，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殿殿堂堂就无穷无尽了。于是从中走出许许多多诗人，当然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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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讲过：《星星》是我诗歌的发祥地，我是从《星星》走出来的诗人。这话，确认了我对《星星》的依恋关系。话要扯回1981年。那时候，23岁的我，在民间底层已经默默写诗八年，但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作品。而我在民间《行云》诗社的难兄难弟小寥已经调到《星星》作助理编辑，在我，是羡慕得要命的天大事情!自然，我经过小廖介绍，第一次踏进了梦想已久的《星星》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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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后街二号，《星星》编辑，哦，诗坛仙境，人间天堂，我终于迈步走了进去：“那时候我有太多的梦／梦见虎坊路甲十五号／梦见布后街二号／我知道我为什么常常梦见它”，“那是一条老巷／走进去是一些平房／然后窗子、纸篓、戴眼镜的人们／抽烟与说笑，偶尔的咳嗽／那里是我最早的文学梦／最早的投稿与敬畏”，我在一首诗中如此写到。是的，那时候我的梦想就只有一个：做一个诗人，其他都无所谓。虎坊路甲十五号是当年《诗刊》的地址，《星星》在布后街二号，走进去，我的人生理想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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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历史上除了屈原、曹操两位伟大诗人外，其他伟大诗人都到过四川。“自古诗人皆入蜀”，我相信古人的话是对的。当今的四川，《星星》无疑是诗人的集散地，岂止四川，应该是全国。当年《星星》在中国诗歌界的人气，远在白云之上。已知、己名、已故、已新的当代人诗人，都在《星星》亮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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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感念的是，自诗歌复苏以来，《星星》给我们带来了一打又一打四川优秀青年诗人：徐慧、李加建、贺星寒、柯愈勋、张新泉、骆耕野、嘉嘉、周伦佑、熊远柱、李钢、傅天琳、余以建、梁平、廖亦武、杨远宏、翟永明、欧阳江河、孙文波、开愚、石光华、宋渠宋炜、李亚伟、何小竹、杨黎、……好多好多!我对他们羡慕得要死!常常把他们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认真阅读，深刻体会，从中汲取诗歌的精气，从而提高自己的诗歌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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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给我们带来了一打又一打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那些诗人：顾城、舒婷、江河、杨炼、北岛、车前子、徐敬亚、韩霞、王小妮、昌耀、岛子、熊召政、王家新、林子、韩东、海子、杨克、南野、陈所巨、阳飚、……好多好多!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畅游四海，感受到一颗又一颗诗歌心灵的照耀。而我认为这种照耀非常重要，可以不断提高自己对诗歌的亲和力，从中获得诗歌的智力与勇气，从而鼓舞自己不断写出新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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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星星》发表的第一首诗叫《相逢》时间是1982年11月。当时分管四川初审来稿的编辑是曾参明，我和小瘳都叫她曾婆婆。这个典型的为他人作嫁人衣裳作了一辈子的《星星》元老，对我和小廖都很好，把我们称之为幺儿。俗语云：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足见她对我们的爱。我的《相逢》，正是她送审给发表的。这首诗奠定了我进《星星》当助理编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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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3年暑期去《星星》当助理编辑的。那时候《星星》来稿量太多，每天都是一堆小山。所谓助理编辑，其实是我自己取的称谓，当时的称谓是“帮忙看稿”，当然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我被指派为帮忙看西北组和北京组的来稿，好在《星星》离我住在猛追湾的母亲家仅几里路，所以我早出晚归，任劳任怨，非常负责。唯一的获取是在午休时剪了许多邮票，送给我那集邮狂的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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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星星》帮忙看稿的成都诗人有好多：余以建、李永庚、袁永庆、周伦佑、冯骏，等等。但在暗地里，我和小廖最为“反动”。第一，我们都不约而同把审稿重点放在了新诗人身上；第二，凡是在信中自己张扬是什么什么领导的，他们的诗稿如果质量上不去同要被扔入了纸篓；第三，我们都注重诗歌自身的品质。事实上我送审的稿子命中率都比较高，这是袁永庆冯骏他们很羡慕的。当时一枝笔签字的是白航、陈犀两个诗人。他们轮流坐桩，就像两个季，培养了大量中国新生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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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命中注定跟《星星》是永远的若即若离、来去匆匆。1986年暑期，当时的编辑部主任蓝疆对我说：你若来《星星》，可以先当三年合同工，然后再正式调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我小廖一起去流沙河家听他的意见，他劝我最好回乡下读书、写作。丁是我回到冉义，从此断了去《星星》念头。我想，这是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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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0年后杨牧又给了我一次去《星星》的机会。他在一次诗人聚会上问我：想不想来省上?其实我也知道当时《星星》需要补充几个编辑。孙建军亦对我说：省内许多诗人推荐你。同时我也知道，那是我去《星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年事已高，39了。所以我说：“这大把年纪了，在乡下也懒惰惯了，算了吧。”从此永久性断了去《星星》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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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罗江诗歌节上，李龙炳道：阳?说的，杨然才写过真正有影响的诗歌作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阳飓指的是我的《寻找一座铜像》《中秋月》《父亲，我们送您远行》《海之门》等等诗作。而这些诗作，当年都是通过《星星》发表出来的。1984至1986，是我在《星星》的杨然年。因为正是这几年，我在《星星》发表的作品，奠定了我在诗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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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人功成名就，转眼就要坐享清福一样，《星星》50了。《星星》的名望，一直在中国诗界德高望重，成为多少诗人的井冈山和黄铺军校。而事实上《星星》并没有任何年事己高的征兆，反而是越来越有朝气。“越活越年轻，妖精!”对头，《星星》应该是个妖精，那是诗的妖精，美丽，任性，不火灵性的本色，天真超越了成熟，想象超越了智慧，“我正年轻，止在赶路。”多好！??2006／07／31／斜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