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秋天起，我所任教的原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当时，在文学门类的艺术学一级学科里，我所在的一个二级学科一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设有四个研究方向，其中，我和在学校兼职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王伟国教授，招收了国内也是世界上第一批的“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各指导一名。伟国教授指导吴三军，我指导李胜利。2005年，同样在我校兼职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杨伟光教授，也开始在这个方向招收博士生。十年下来，我名下，共有23位博士生在这个研究方向里攻读博士学位。
2008年5月31日，张阿利的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通过答辩。
张阿利，男，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1981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5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99年研究生班结业，2005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电视剧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由我担任指导教授。阿利现在是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教授，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西北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系主任、影视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是陕西省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校外主要学术兼职有：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视协高校艺委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理论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电视剧和电影(含剧本)审查组成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组广播影视组成员，西部电影集团、陕西电视台顾问等。他，已经是西北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了。
按照培养方案，阿利修满应读的课程，各科成绩优良。
在读期间，阿利出版和发表的主要科研成果有：参与担任副主编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著作《电视剧策划艺术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的著作《纪录片解析》。另有13篇论文和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电视》、《电影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电影》、《小说评论》、《西部电视》、《唐都学刊》等报刊上。这些论文和文章是：《论西部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西部电影的美学特征》、《大西北电视剧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及前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西部电视纪录片发展前瞻》、《“中国西部电影与西部文学的关系研究”课题设想》、《作为文化的物象和作为物象的文化――浅议物象在中国西部电影中的表意功能》、《简论中国当代小说与西部电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新突破》、《：信仰与忠诚的颂歌》、《家国沧桑五十年――电视剧 研究员和中国传媒大学高鑫教授、杨燕教授，都对他的论文作了充分的肯定。当时，现在，我都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阿利论文的《结语》里，说到了开题之初的目标和设想，又说到了这几年他奔走在北京西安两地的感慨。对于这一点，他写道：
……我由西安至北京。又由北京到西安，不仅是多次的旅途辗转，更是思想观念和认知视野、角度的转换。这种肉身与魂灵的多次交替，这种视城与角度的不断调整，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频繁切换，总给我带来许多思想的激情和火花。
因此，我奢望着这篇论文的目标有所扩大，我希望自己的关注视野更加广阔。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这篇论文大致上在以下几个方面希望做些努力和尝试。这种努力和尝试，阿利归纳为五个方面，即
本论文较早地明确关注“地域文化电视剧”这一研究对象。并较为系统地以省城为研究对象对此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希望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开创性。
本论文将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等理论引入到对于地域文化电视剧的研究中，希望具有拓展电视剧研究理论领域和研究视野的某种创新性。
本论文试图对现有电视剧类型研究的模式有所变异，期望寻求新的视野和角度，突破固有的电视剧研究方法。
本论文注重在各种广阔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在文化学和艺术美学的基础上，从艺术与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电视剧，希望对中国电视剧、尤其是对于地域文化电视剧艺术与产业的现实发展战略有所建树。
本论文旨在探讨陕派电视剧的地域文化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起因与形成是与中国电视剧地域文化问题中局部与全部、个性与共性、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等等逻辑关系和分析角度的具体呈现。因此，本文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电视剧、中国地域文化电视剧等等不同层面宏观问题的背景性关注和把握，只有建立于这样的学术参照视野之上，笔者对于陕派电视剧的诸多地域文化问题的探讨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才会促使笔者将陕派电视剧的诸多地域文化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参照领域里和学术视野之内加以较为客观、真实的考量和评判。
有意思的是，阿利紧接着就表示：
我不知道这些梳理和探究是否完善?
我不知道这些希望和尝试是否到位?
我不知道这些言说和表述是否精确?
我只知道这些仅仅是我思考的开端……
这里，我要说的是，引述论文《结语》里的这一大段文字，我看中的就是这四行字。这四行字的发问，其实就说明了，阿利是清醒的。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梳理和探究已经完善了，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希望和尝试已经到位了，也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言说和表述都很精确了，所以，阿利知道这些仅仅是他思考的开端。
读这样的文字，我实在感到欣慰。人，就需要这样学会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时时、处处不忘继续奋力前行。古往今来，不知谦恭为何物之徒，为人为文，也都不会有大的出息，大的成就。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生前说过，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想，面对“新材料”、“新问题”，阿利这篇论文诚然还有许多的不足。
而且，不只是这篇论文，三年在校攻读期间，我和阿利还曾多次谈到，西安――陕西――大西北，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总体上还是“贫穷和落后”的地区。在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实施过程里，这个事业和产业不应该缺席。而这，又急需我们的电视剧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的参与。这种研究工作在场，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理论引导，美学支撑；就是调查研究，规划蓝图；就是培养人才，提供事业和产业保障。恰恰就是在这些方面，阿利可以大有作为。论乡土背景，文化传承，学术功力，还有实践经验，以及工作环境，阿利能够有所作为，有所奉献，有所成就。
这显然还需要阿利进一步努力奋斗，包括他的深入研究和书写。
在阿利和他的师弟、师妹们的这一批论文出版的时候，我有一个良好的愿望是：不管我名下的这些博士现在还有将来会在什么样的职业岗位上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身为博士，我都希望他们继续研究和写作。比起我们来，他们面对的世界也许更为精彩，他们的生存环境里各种各样的诱惑也许更为复杂。然而，我真的希望他们不要抛弃，不要放弃。至少，他们也要把写作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之一。要不，我们的学术事业怎么后继有人，怎么繁荣昌盛呢?
在这方面，阿利条件更好。他在西北大学任教。学校内外的生态环境，是我名下所有博士生里拥有得最优化的了。他有更多的机遇，有更好的条件，有更大的成功的机率。但愿他在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勤奋地积累“新材料”，敏锐地抓住“新问题”，坚持不懈地前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新潮流”中，做出自己的奉献。作为导师，我对他寄予厚望。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