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西安，文艺期刊市场一片萧条。此前三年，女作家谢冰莹主编的《黄河》停刊；本年，彭古丁主编的《高原》关门；两种文艺丛书《大地诗丛》、《骆驼文丛》也相继与读者作别。一时之间，文艺期刊由萧条而绝响。到年底，一本名为《雍华》的图文杂志悄然面世，真有点薪尽火传的意味，自然引起读者的关目。
《雍华》为十六开月刊，封面上即醒目地标明“图文杂志”，发行人贾若萍，主编赵望云，编辑则是以后享有盛名的黄胄。贾若萍，与赵望云为同乡，在西安开办大干化工厂，爱好文艺，与赵望云相友善，在西安古城的文艺刊物纷纷关门的时候，慨然出资支持《雍华》的出版，真是功德无量。《雍华》创刊号的《卷头语》中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古代哲人把美和真与善等量齐观，绝非偏见。我们既爱好艺术，对于美的崇拜和追求自然要加人一等。籍着这小小的图文杂志，我们想在寂寞荒凉的古城里放出一点美的光焰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西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个刊物能给中国艺坛上添上一点特异的色彩。”又说“政治和我们无缘，社会问题国际形势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在这本杂志上，我们只发表一些优美的艺术品和生活片段的文章。假使容许存点奢望，我们很想提倡一种高尚趣味”。看来，《雍华》似乎是一本纯美的，与政治和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刊物。实际上并非如此，检视全部刊物，不论是美术作品抑或文字，却无一不紧扣政治和时代，在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上，折射出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一特定历史环境的面貌和脉搏。《卷头语》强调“美”而公告“无缘”于政治，恐怕也是一种保护生存的遮眼法罢。据说，这篇《卷头语》出自郑伯奇先生之笔，查十多年出版的《郑伯奇文集》并无此文，故可知，此文可能是郑伯奇先生的佚文了。
《雍华》由画家任主编任编辑，且封面标明“图文杂志”，《卷头语》又强调只“发表一些优美的艺术品”，然后才是“生活片段的文章”，则可知刊物的侧重点，即以图为主，以文为辅。这在当年的西北或者全国，确乎是“特异”的刊物定位和策划。赵望云的作品在刊物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国画，在前两期都以整版刊出，如《蒙民迁徙图》、《哈萨克之舞》、《送女》等等。赵望云笔下的诸多人物，造型准确，工致生动，很难看出敦煌壁画的张大干画风对他的影响；而他同一时期的新疆、四川、西北等地风土人情的写生，无疑是他早期农村学生的继续，但笔墨更显成熟老到，泼辣遒劲，可以看作他由写生到他作的过渡阶段。遗憾的是，赵望云这一时期的工笔人物画，以后很难见到，也少有论者的评论，画册中亦甚少展示，我以为却是应加注意的。《雍华》中的美术作品，黄胄作品的数量仅次于赵望云，而且形式多样，大凡国画、速写、漫画、插图都有，也许作品不少，也就使用笔名多种，如荆榛、庄里、古柳、塞笛、水上、高大等。他的连载数期的“黄泛区素描”，真实记录了黄泛区灾民的苦难生活，触目惊心，撼人心魄，是《雍华》中颇为突出的专题连载。《雍华》也注意到转载或发表省外名家的作品，如叶浅予、丁聪、黎雄才、沈逸千、蒋兆和、吴作人、米谷、廖冰兄、张大干、梁白波皆有画稿揭载。不足之处在于西安印刷落后，单线画稿尚可，彩色稿以黑白版印制，往往不甚清晰。难怪黄胄在编后记中也向读者诉苦说，由于制版印刷上的原因，有的画稿制版不行，只得临时抽下。大有无可奈何之叹。
文稿虽然属于“图文杂志”之“辅”，但也可见编者搜求佳作的苦心。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都配有插图，分三期连载。穗青的小说《草原夜话》，刘林冰的小说《嵯峨世家》，，谢冰莹的散文《天下第一关》都是相当有分量的作品。1947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八期是终刊号，其时刊物版面也减少一半，而定价比第一期则贵出一倍，物价之飞涨已使刊物难以为继了，但仍然转载了郑伯奇的长篇回忆录《辛亥之秋》的片段。
《雍华》的印数，可能不多，在全国的覆盖面自然很有限。又因为是图文两栖，故在文学期刊的索引中，往往不载，我仅在《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中见到很粗略的介绍。现在即使在陕西，想找一份完整的《雍华》恐怕也不是易事。正因为搜求不易，也就使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出现纰漏。比如1998年1月，有一国家级出版社出有一套《大艺术家传丛书》，内有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黄胄》，其中说，1945年8月，《河南日报》从《雍华》上黄胄的“黄泛区写生”发现了黄胄的才华，所以请他去河南写生云云。这就出现了时间上的错位。《雍华》1946年底才创刊，何以在1945年秋就看到了“黄泛区写生”呢?事实是，先有1946年底之前的八个月、的河南之行，才有“黄泛区写生”的连载。黄胄1986年有一个录音，谈及这一段经历：“我到了西安，开过一次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是河南同乡会搞的；当时兵荒马乱，展览也没有人看。黄泛区的展览应该说是我的第一个个人展览，地点就是通济坊，是个真正的展览厅。那些天没事干，又想画画，见赵先生也开画展卖钱，感到画画也不怎么清高。后来赵先生认识河北的一个商人叫贾若萍的，是赵先生的同乡，开工厂，想搞一本杂志。赵先生没时间，就让我搞，杂志的名字叫《雍华》，就是西安古城‘雍’字。名义上是赵望云、郑伯奇主编，实际上是我一个人搞，写小说、画画、组稿、跑工厂、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这一段自述大致不差。看来《黄胄》的作者，非但未见到《雍华》，而且未听到这段录音吧!
《雍华》在西安，只存在了一年时间，原计划为月刊，应出十二期，实际仅出版八期。停刊原因，一是物价飞涨，定价几次调整，使读者难以承受，正如黄胄在一则“编后记”上说的：“有钱人并不看，无钱人则买不起；二是稿源贫乏，文字稿如此，画稿亦如此，这固然有地理环境上的问题，诸如陕西比较封闭，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纵观成了气候的秦人，大多不在本土，而回归本土的已成名流的人物，又缺乏活跃的、宽松的人文环境，一进潼关，贝叫司于沉寂，从而与外间浩荡的文艺大潮相隔膜。”编辑部人手过少，又太专业也是一个原因：人手少，显得精干，避免了掣肘，是其优点；过少，则很难集思广益，又是缺点。特别是，编辑需要通才，专业化的编辑，自不免精于一艺而疏于其他，势必也就限制了刊物进一步发展。
但不管怎么说，1946年，在几近文化沙漠的西安，能有《雍华》的一年间的存在，使西安在现代期刊史上，不致出现空白，其功业也是不能泯没的，何况，以“图文杂志”相号召，且付诸实践，的确也在全国在西北，显露出“一点美的光焰”和“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