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江苏民众教育馆协助政府推行私塾改良，通过在塾师中建立改良私塾研究会等组织，规范私塾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推动其改良教学方法，采取建立特约改良私塾、举办塾师训练班、进行私塾成绩展览、参与改良私塾宣传周等形式进行私塾改良，在私塾改良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江苏，民众教育馆，私塾改良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28－06
1933年4月，江苏泰县《江泰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某塾师》的文章，说的是作者目睹一位塾师教学的荒谬绝伦。这位塾师给学生讲课谬解甚多，如讲历史，“安史”二字，他说是唐史名；“安禄山”是山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者感叹道：这位塾师“以一知半解之徒，而坐拥皋比，误人子弟，真杀不可赦了”[1]。这位塾师的表现，或许是极端的个案，然在当时的塾师群体中，学识简陋、教法不良者，当不在少数，这种情形既不利于普及教育及教育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当局对基层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国民党政府开展了私塾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江苏民众教育馆积极参与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国民党政府时期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民众教育馆起源于江苏，并推广至全国。江苏民教馆不仅在全国成立最早，而且在数量上亦占绝对优势，是“全国民众教育馆之重心”[2] (pp.10)。考察江苏民教馆的私塾改良，对于把握民教馆参与私塾改良活动具有典型意义，并进而丰富我们对于20世纪30年代私塾改良的认识。关于私塾改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私塾改良方面①，对于国民党政府时期民教馆的私塾改良，已有成果涉及较少。本文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私塾改良的背景
近代私塾改良，发端于清末。从清末到民初，中央和地方政府倡导改良私塾，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总体上看，私塾改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极为有限，未能改良的私塾仍大量存在。
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后，取缔私塾的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有人援引蒋介石“欲统一中国，必须统一中国青年的思想”的观点，认为私塾不取缔，“中国青年的思想……无统一之望”，进而号召教育界“做一个打倒私塾的大运动”[3]。如1928年大学院给《江西省取缔私塾暂行条例》备案，也多少流露了中央的态度[4] (p.519)。在江苏，1931年，省教育厅就取缔私塾的责权问题进行解释，指出各县取缔私塾之责权，由教育局长及督学切实负责[5]。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取缔私塾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数量庞大的小学生源，非现有小学所能容纳；既然如此，不如对私塾进行改良利用。江苏素称教育发达之省，然小学校数量仅能容纳学龄儿童30%，大多数儿童均须在私塾肄业。鉴于此，江苏教育厅开始将私塾政策由“取缔”向“改良”转移，采取登记、整顿、指导、检定等方法，促使私塾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
在此过程中，江苏省政府通过颁发规程、条例，引导与规范私塾改良。1930年5月，省政府颁布《江苏省管理私塾暂行规程》，对私塾做出一系列规定。如私塾应遵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须有党国旗、总理遗像；私塾由所在地的区教育委员进行管理；私塾的设立，应向县教育局申请，获颁许可证之后方能设立；私塾的课程应以初级小学为准，分必修科和随意科，必修科为党义、国语、算术、常识及体育，随意科为音乐、美术、工作、农业、商业等；私塾的正式教材以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为限，补充教材以各县教育局指定的读物为准。私塾如违反规定，可随时取缔[6] (pp.2~4)。同年秋，省教育厅制定《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检定暂行办法》，规定塾师要向县教育局登记，进行资格检定。检定的科目，包括党义、国语、算学、常识等。检定合格者，由县教育局发给许可状。对未能获得许可状的塾师，由县教育局予以取缔，其已设之私塾，亦一并封闭；检定合格的塾师，如若违背党义，或不服教育主管机关命令，或办理不善的，县教育局也有权撤销其许可状，查封其私塾[7] (pp.2~3)。1932年5月，省教育厅又公布《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重申私塾及塾师均须依限登记并接受检定。后来考虑到私塾的实际办学条件，省教育厅在课程方面做了让步，提出私塾至少应有三种科目：国语、算术及常识。为了帮助塾师掌握这些科目，省教育厅要求各县举办塾师讲习会，以训练塾师，并进行考试检定。如塾师不出席讲习会或不参加检定的，应封闭其私塾。同时，省教育厅对积极配合改良的私塾，规定如办理确实改善者，改为代用初小或酌情给予津贴[8] (pp.122~123)。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实行义务教育，将改良私塾列为施行义务教育的事项之一，敦促各地厉行改良私塾，江苏的私塾改良由此进入高潮阶段。
在江苏各县，1930年前后，即有对私塾及塾师进行检定之举。如1928年春，泰县政府颁布管理私塾及检定塾师条例，张贴告示于城乡，并令区公安分局转饬各保，调查塾师情况，作为检定依据[9]。泰县检定私塾的消息传出，引起塾师的极大恐慌，塾师们大都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各校高材生学习需要检定的科目[10]。在泰县娄庄镇，所有塾师不下百余人，其中不合检定标准的居其大半，这些塾师闻听需要检定的消息，有的潜逃，有的不敢报名，不待政府勒令，皆自行解散了[11]。1934年春，吴江县教育局确立视导私塾的方针，并训令所属自治区区长及公安负责人员，协助教育局改良私塾，对于辖区内的塾师，务必督促其改良[12]。1933―1937年，江都县教育局在城区及仙女庙等地进行塾师登记及训练，训练内容以国文、算术、教学法为主，兼学一点自然科学，训练时间为每期4个月，考试及格者发给结业证书，第一、二名聘用为小学教师[13] (pp.780)。总之，这一时期，各地陆续开展了私塾改良运动，并在1935年以后形成高峰。
二、建立私塾改良辅导机构
为了更好地参与私塾改良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江苏民教馆通过建立诸如改良私塾研究会、改良私塾委员会、私塾管委会、塾师研究会、私塾改进会、私塾改良会、塾师联合会等组织，依靠这些组织研究私塾改进事宜，辅导、训练塾师，从而推动私塾改良。
在江苏镇江，1934年1月，省立镇江民教馆在城西施教区塾师中建立改良私塾研究会，成立之初有会员30余人。该会的主要工作是：其一，将国语、常识、算术三科确定为研究的中心，由施教区职员进行提倡、指导。其二，塾师欲加入本会须向教育局登记，在此基础上统一各私塾名称。其三，举办塾师讲习会，每晚7时至9时为讲习时间；塾师在讲习会听课期满，有证明书者，为基本会员；经向教育局登记，合格并领有许可证的塾师，由基本会员二人介绍，由干事会审查合格者，可以成为本会会员。其四，进行改良试验。该会曾就汪、田、吴、缪四氏的私塾进行改良试验，将其环境重新布置，墙壁加以粉刷或糊裱，并张贴各项标语，课桌排列，略仿学校形式，于5月30日起由施教区派职员，轮流前往进行教学，每周每塾代授笔算2节，常识1节。施行之初，塾师甚为怀疑，经过一段时间，也体会到新式教育的成效。在此过程中，塾师获得了示范、辅导。由于改良试验的成功，民教馆还将民众代笔、问讯处，分设于各私塾，工作由塾师兼任，将私塾改良与识字教育结合起来[14] (pp.30~32)。
在江苏东海，1934年11月，省立东海民教馆召集塾师谈话，提出组织研究会的意见，并拟定章程，登记会员。11月30日，召开了新浦塾师研究会成立大会，到会会员40人。该会的会员公约规定：私塾须切实遵行学塾历，改良私塾环境，须参加民教馆各项社会活动，严格考核学生成绩，尽量避免体罚，须按照教学时间讲授课程，缺席二日以上须请代课塾师，不沾染恶劣嗜好等。12月20日，该会举行私塾整洁检查评比，民教馆馆长及职员等均参加检查活动，王梅溪学塾、冯炳南学塾、张永清学塾分获第一、二、三等奖[15] (pp.68~69,71~75)。塾师研究会事实上成为东海民教馆改良私塾、整顿私塾日常教学秩序的组织渠道。
在私塾改良呼声日高的情形下，为了更有力地推行私塾改良，东海民教馆在1935年4月又组织成立城区塾师研究会，在会员问题上，它采取悉数加入的原则。成立之初，城区四镇（文庙镇、鼓楼镇、市桥镇、砚池镇）的会员39人，学童数447人，涵盖了城区的绝大多数私塾。在教学方面，东海城区塾师研究会制订了一些改良措施，如按照学生程度实行分组教学，加授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各科教学均须详细讲解而不只是一味诵读，国语、公民、珠算三科为必修课程，按照教学时间表授课，切实遵行学塾历，建立月考、年考等考试制度等[15] (pp.82,84~85)。
归纳言之，这一时期民教馆协助政府改良私塾，在塾师中组建改良私塾机构，民教馆的职员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有的还担任常务干事，实际操控着研究会的事务，有的干脆附设于民教馆。东海民教馆即公开指出，城区塾师研究会为该馆附属组织，馆方处于视导地位；研究会的印章也是由民教馆发给[15] (pp.83,85)。可见，民教馆与研究会的关系之密切。这些私塾改良组织，不但发挥了在业务上改良私塾、训练塾师的辅导作用，而且还具有对私塾进行管理的某些职能。
三、改良私塾的主要方式
江苏民教馆改良私塾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建立特约改良私塾，举办塾师训练班，进行私塾成绩展览，参与改良私塾宣传周，等等。
1.建立特约改良私塾
所谓特约改良私塾，即选择几个或若干个私塾进行改良试验，为附近私塾作示范，引导、推动其他私塾进行改良。
1931年10月，省立镇江民教馆范公桥实验区曾与柳氏私塾订立合同，建立柳氏改良私塾。在设备方面，将其改成小学教室，学习用品由民教馆方面筹备，房屋亦由民教馆代为维修；在课程方面，增加国语、算术、常识（党义）三科；在教学方面，除由塾师个别教学外，每日下午范公桥实验区的职员还要前去讲授常识教材，一方面向学生灌输新知识，另一方面也给塾师教学方法的示范；在管理方面，引导特约私塾做好清洁比赛、学业比赛等事项的示范；并且规定，特约改良私塾如遇实验区集会、纪念周等活动，塾师及学生均须参加[16] (pp.60)。
在江苏铜山，1934年4月，铜山县民教馆与塾师改进会联合确定17处特约私塾，共同承担视察、指导责任。指导的内容：一是由民教馆发给特约私塾牌，每塾须悬挂党国旗及孙中山遗像等。二是各塾暂分甲乙两组，甲组相当于四年或六年小学，乙组以识字读文为主，年限不定，两组合为一级；甲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公民、体操、唱歌、美术、劳作等八科；乙组课程为教方字、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诗经、书经、易经、左传、古文、纲鉴等；三是民教馆参与私塾的教学，将常识、公民、音乐、体操暂定为补充课程，各塾学生定期来馆听补充课程；四是各塾的教学文件由民教馆统一拟定格式[17] (pp.40~41)。
从江苏各民教馆建立的特约改良私塾看，特约私塾的课程接近于学校，教材也注意选用教育部审定的课本；民教馆通常还会派员前去进行教学示范，以训导塾师，所任课程大多选择传统私塾所缺乏或薄弱的科目，如常识、算术等；有时民教馆还组织特约改良私塾举办整洁比赛、学艺比赛等活动，借以增强对这类私塾的指导，并对其他私塾产生引导、典范作用。
2.举办各种塾师训练班
改良私塾的关键之一在训导塾师。1932年，江苏省教育厅明文要求各县教育局应举办塾师讲习会以训练塾师，并将之与塾师检定挂钩[18] (pp.122)。此后，特别是1934年、1935年省方加大推行力度之后，江苏各地开始重视对塾师的训练。从1934―1937年间，江苏的民教馆纷纷举办各类塾师训练班，以参与改良私塾运动。在镇江，1934年6月起，省立镇江民教馆在中心施教区举办了为期六周的塾师讲习会，讲习内容主要是公民、常识、算术、训育法等，听讲塾师有28人[19] (p.18)。同月，该馆又在城西实验区举办塾师讲习会，参加塾师42人，学习科目为公民常识、教学法、算术、民众教育等，教员由馆方职员担任，讲习均安排在晚间进行。除听课外，塾师还要到指定地点实习，并参观省会的优良小学[20] (pp.32~33)。
从1934年春开始，江苏泰县分区举办塾师训练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江苏省政府指定宜兴、昆山、南通等县，试验以农教馆长兼任区长，试行“政教合一”[21] (pp.209~210)。不过，有资料表明，江苏的“政教合一”试验并不仅限于上述三县。在泰县，“政教合一”的尝试似乎就早于全国及省方的规划。至迟1934年1月，泰县民教馆已与区公所合并，区长即是馆长[22]。由此，区公所举办的塾师训练班，其实即为民教馆所办。如该县第四学区塾师训练班，于1934年9月10日开始授课，至10月初结束。毕业考试科目包括教育原理、教学法、公民训练、历史、卫生、美术、国音、应用文、公民、党义、笔算、自然、劳作、教育组织法、新式标点、音乐、珠算、国语、地理等19门[23]。可见，授课的科目相当广泛。此外，训练班还组织塾师参观实习。
为了有力地施行塾师训练，民教馆大多会借助行政的力量。如1935年2月，省立南京民教馆举办的下蜀塾师训练班，即采取与句容县教育局合作的方式。下蜀是南京民教馆在句容县的实验区，该区就读于私塾的学生数，是学校的学生数的2倍多。基于此，该馆联络县教育局合办塾师训练班。训练利用寒假期间进行，时间从2月17日至3月2日，为期两个星期。训练课程有党义、教育概论、教学法、训育问题、课程与教材、民众教育、私塾行政、常识、算术、地方自治及保甲运动、合作概论、农业改良、体育卫生、精神谈话等，其中课时较多的是训育问题、常识以及精神谈话。参加训练班的有全区15个乡镇的46名塾师，各科教学结束时，分别举行了考查，考查合格的塾师高达89%[24] (pp.13~16,33,37)。区内私塾经过改良，面貌为之一新，都能略具学校功能，且能兼办民教事业，如办理成人识字班，介绍优良品种，设立询问代笔处等[25] (p.28)。
这一时期，各种塾师训练班大多由民教馆组织，在1934年之后，不少民教馆举办的塾师训练班，注意联络地方行政部门，以减少工作阻力，提高塾师训练的成效。这些塾师训练班对于塾师业务的增进，尤其在掌握一些近代新知识和教学法方面，显然有一定的帮助。
3.举行竞赛、展示及集合训练
民教馆不但从教的角度，注重训练塾师，而且还举办学生的学艺竞赛、成绩展示及集合训练，从学生的角度来进行私塾改良。具体方法：
其一，举行各项学艺竞赛活动。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省立镇江民教馆在城西施教区举办私塾学生学艺比赛，项目包括大字比赛、小字比赛、故事比赛、新生活常识测验等，参加学生数累计223人[26] (p.63)。1936年11月，在城西区举办了私塾书法比赛，计有27处私塾参加，参与学生88人[27] (p.96)。在镇江民教馆的高资施教区，1934年11月，举办了首届私塾学生学艺竞赛[28]。次年5月，在高资区，该馆举办了私塾学生演讲比赛。演讲分甲、乙两组，程度较高者入甲组，程度较低者入乙组。演讲范围，甲组以爱国为题材，乙组以卫生为题材[29]。在省立徐州民教馆的?子街实施区，该馆于1934年12月举行了改良私塾与民校、简易小学的联合说话比赛会，共到学生200余人[30] (p.15)。这些竞赛活动，一方面起到引发学生兴趣、指导他们学习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督促塾师改良教学。
其二，举办私塾学生成绩展。1933年11月，省立徐州民教馆?子街实施区举行改良私塾学生成绩展览比赛会，参展的有6处私塾，师生150余人。参展物品，有习字、图画、手工等100余件[31] (p.14)。1935年11月，省立镇江民教馆高资区在举行学艺竞赛的同时，组织参加学艺活动的12处私塾，在简易小学礼堂，展览各自学生的成绩。这些成绩共261件，分作文、算术、常识、书法及其他五个部分陈列，共计展览了三天[32] (p.141)。1937年1月，镇江民教馆在城西区黄泥滩蓬户教育办事处，举行私塾成绩展览会，有24处私塾参加，共陈列学生的国语、习字、作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常识等科练习簿，以及劳作美术作品，共计976件[33] (p.97)。
其三，对私塾学生实施集合训练。1936年2月至4月，省立南京民教馆在施教区内，针对许多私塾仍然抱残守缺，不知改进的现状，特地订定了办法，每逢星期六对私塾学生实施集合训练。施教的内容，以音乐、自然、社会、常识、体育为限；施教的方法，采用讲演、实验、教育电影、教育戏剧、幻灯等方法。集合训练前后进行4次，累计训练学生586人[34] (p.56)。从该年2月起到年底，南京民教馆举办的私塾学生集合训练，大抵每月都要进行，少则2次，多则4次；训练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私塾所忽略的科目，如常识、公民、音乐、卫生等；训练方法注意采用一些新颖的教学形式，如电影、幻灯、实验、讲演、远足等，“寓教于乐”，切实改进私塾教学，并将室内教学与户外学习有机结合起来[35] (pp.60,59,56,63)。
除上述形式外，江苏民教馆的私塾改良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如，参与改良私塾宣传周活动。1933年4月，在全省改良私塾宣传周期间，省立徐州民教馆召集?子街实施区各塾师参与徐州改良私塾宣传周活动[36] (p.19)。此后规定，每两周举行私塾宣传纪念周一次，由民教馆职员报告时事及党义常识，并督促塾师改良办学环境，改用新式教材[37] (p.20)。省立镇江民教馆及镇江县立民教馆在全省改良私塾宣传周期间，分别在镇江城内外举行露天演讲或化装演讲[38]。又如，实验“导生制”以辅助私塾算术教学。省立徐州民教馆在?子街实施区，每星期三上午都要召集各私塾学习算术的学生来区合上算术1小时；每星期再派员分赴各私塾订正指导1次。1935年4月，该区为扩大教学效率，采用“导生制”，即在各私塾中指定算术程度较好的“导生”1人，负责教授各塾初学算术的学生，实验下来，成效颇佳[39] (p.14)。民教馆还注意利用私塾接近民众的特点，将之作为推行民众教育的帮手，如在私塾设立识字班，聘请塾师担任教师，酌量给予津贴；借助塾师与乡人关系密切的条件，通过塾师发起组织乡村改进会，等等。
通过对抗战前江苏民教馆参与私塾改良的考察，我们至少可得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江苏民教馆协助政府改良私塾的活动，大致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4―1935年以后，在“政教合一”以及实施义务教育的背景下，采取与行政机关联手的形式或利用掌握的部分基层行政资源，使私塾改良的步伐加快。从其发展演变看，大体亦与抗战前国民党当局加强对基层社会思想文化控制的轨迹相一致。其二，民教馆凭借自身的官方背景，通过在塾师中组建改良私塾研究会等机构，规范教学秩序，规定教学内容，改良教学方法，其活动基本遵照省方的法令进行，细微差别在于，政府主要关心私塾的课程设置、课本采用等，换言之，在关乎教什么的大方向上是否与新政权一致，是政府特别在意的；而民教馆虽也强调课程必须符合省方规定，然对私塾的教学秩序、教学方法、考试测验是否合乎现代教育之要求，似乎更为看重。其三，民教馆的私塾改良，不仅注意训练塾师，对私塾进行辅导，而且通过设立特约私塾，使其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还注重引导塾师从实际教学工作及实习中，体验到学识的不足和教学方法的落后，从而激发其要求改良的内在动力。当然，私塾改良相当复杂，在改良的过程中，各地敷衍塞责、抗拒改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据1936年9月的统计，江苏已改良的私塾，较之未改良者，仅占1/3，还有2/3的私塾尚待改良[40]。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私塾改良的成绩。资料表明，1930年，江苏有小学8346所，读小学的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的14.82%[41] (pp.165,169)。小学远少于私塾；至1936年，江苏的小学达11182所，学生1167538人[42] (pp.64,66)，而同期全省私塾有24259所，学生436647名[43] (p.124)。虽然私塾仍多于小学，然私塾的学生数已经下降，加之部分私塾已获改造，江苏的私塾改良取得明显的成效，而这当中显然就有民教馆的参与之功。
【作者简介】朱煜，男，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历史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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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读苏省私塾统计数字[N].新江苏报（第2张第5版），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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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开明书店，1934.
[42]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一辑，第108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43]贾子彝.江苏省会辑要[M].镇江：江南印书馆，1936.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the Reform of SiShu：
Focus on Jiang Su from 1930-1937
Abstract: From the 1930s to the Eve of Anti-Japanese War , JiangSu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e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in the reform of SiShu. By setting up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Shu reform between the ShuShi, It had not only standardized the teaching orders and content , but also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With the ways of establishing special arrangements to reform the SiShu, setting up the class of training ShuShi, exhibiting achievement of SiShu and taking part in reforming SiShu propaganda week,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e had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movement of SiShu reform.
Key Words: JiangSu，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e， the Reform of Si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