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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不立”,中医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不破不立是什么意思

时间:2019-01-2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何明星,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文化传播方向博士,曾在新闻、图书出版业工作二十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史、对外文化传播史研究。      一种文化思想的接受与传播,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有关该思想的书刊、文献的出版,与之相对应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逐渐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最后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国号称中医的“第二故乡”,中医在法国的接受,通过欧洲商人、传教士再到医学专业人士的传播历经700多年,书刊的传播与日常生活行为已经接受,但制度层面至今依然毫无改变,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换言之,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具有的封闭性。
  
  中医在法国传播历经700年
  最早把中医药介绍到欧洲的一批人,其身份先是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此后是传教士,最后才到专业医学界人士,这个历程大约是700多年。
  欧洲最早介绍中医药的时间可追溯到13世纪,最早的一批人有与东方做生意的商人、远航水手、船长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商人与旅行家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对于中医药的介绍大多散见在一些信札、异域见闻之中,多是湖光片影,语焉不详。直到16、17世纪,法国传教士成为继商人、水手之后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医药的主要群体,传教士把中医药作为一个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思想体系来观察研究,因此对于中医的介绍完整成体系。据记载,最早在法国介绍中医针灸术的是一位名为琼?休斯的传教士,时间约在17世纪,而有据可查的是法国人哈尔文(Harvien. P. P)翻译了中医脉学著作,名为《中国秘典》,于1671年在法国出版。最早的是波兰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1612~1659)1656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用当时欧洲医学通用的拉丁语出版,引起各国重视。这本书是欧洲介绍中国本草最早的图书文献,法国在1690年、1768年、1813年均有卜弥格拉丁文的译本或编译本[1]。此外,在1683年出版的荷兰随船医生瑞尼(Rhyne GT)的著作也传到法国。据笔者掌握的现有材料来看,瑞尼可能是西方社会传播中医群体中第一位具有医学背景的人。
  法国大量翻译中医文献的时间是18世纪,如1779年节译宋慈的《洗冤录》,刊载于巴黎《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欧洲第一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埃布尔?雷穆萨特在1825年发表《谈谈针灸》一文。1829年曾经到中国的法国船长达布呈德?歇桑特出版了《中国医学》,其中340页记述内、外、妇、儿各科疾病的治疗,70页解释经络,认为经络是气的循环途径,另有70页论述兽医学。1847年法国传教士苏伯利昂(Soubrian. L)的《中国药物》出版问世,1849年朱利安(S. Julien)的《公元三世纪中国所采用的造成暂时麻痹的麻醉药物》出版。1863年法国驻华领事达布理(Dabry. P)的《中国医学大全》出版,其中节译了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此书成为当时法国针灸师的案头读物[2]。根据马堪温教授的统计,欧洲在18世纪出版的研究中医药书籍约60种,针灸书47种,其中以法国最多,达到22种[3]。
  直到20世纪初,法国介绍中医的群体中,专业医学界人士才成为主流。苏理莫昂(Soulie De Morant)于1907~1927年在中国任外交官,学会了中文与中国针灸,并亲眼目睹了中国医生用针灸救治了无数霍乱患者。回法国后,他继续在外交部任职,间或进行治病,不久辞职专门从事针灸临床与教学,并在1934年出版《真正的中国针刺术》。苏理莫昂在法国与欧洲声望很高,成为法国针灸界的代表人物。
  苏理莫昂虽不是医学专业人士出身,但因为他的外交官身份和对中国医学的了解,使之成为中医药与法国医学界对话的关键人物。可以说,他的相关中医药知识的传播直接促成西方社会流行的顺势疗法的出现,标志着以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临床应用。德?勒?富耶(又译为“福逸”)是法国顺势疗法的代表人物,其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病人皮肤上的痛点与苏理莫昂所述针灸穴位相吻合,即与某一脏器经络有关,于是他将电针与药物穴位注射(水针)相结合,提高了疗效。他的声望与著述促成其于1946年创立“法国针灸学会”(AFA),同年他又发起 “国际针灸协会”“法国针灸中心学院”,并任两个学会与中心学院负责人,直至1961年逝世。夏姆福洛、霍尔德、尼伯耶、诺济等也是法国针灸界的著名人士,他们对针灸在法国的传播应用也有很大作用。
  除了法国的一些医学界人士,此时还有华人和受中国中医影响的东南人开始在法国传播中医学。如旅法华侨黄光明,1957年开始在法国发表中医学以及中医史方面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药物贡献和发展史》出版后,在法国医学界产生反响,还曾与巴黎医学院教授霍尔德合作出版《医学史》一书,是法国医学界研究中医理论的活跃人物。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并确立关系正常化,作为当时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尤其是中医麻醉作为“新中国形象”被西方媒体放大之后,进一步推动了法国医学界与中医药的交流与沟通,中医针灸开始获得西方社会广泛的关注。此间一些法国医生来华进行短期学习,中国民间赤脚医生也成为针灸传播者,有些中国医生甚至走出国门,赴法进行中医医疗与教学。经过中国医生的言传身教,加速了中医在法国的普及,针灸有了更为广泛的应用。
  据刘金生、侯泽民主编的《中医药在世界――建国60年中医药走向世界之路》的记载, 1985年针灸师达7000~9000人,仅在巴黎电话簿上就可查到3000多名,其中10%左右系统学习过中医(3年以上学制)。法国拥有近10个针灸专门学校,18个针灸、中医研究单位,出版了《法国针刺杂志》《针刺》《国际针刺学会杂志》《经络》等6家针灸杂志。法国政府还成立针灸专门委员会,此外还有“法国针灸协学会” “法国针灸医学科协会” “法国针灸医生协会”“全国针灸医学协会联盟”等全国性研究机构。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针灸、中医从业人员达1万人。
  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在法国举办中法文化年活动,促进了法国中医药组织的进一步整合。2007年2月14日,法国教育部和科研部长吉勒德罗宾在法国第五大学宣布,授予部分高校颁发中医针灸国家级学位证书,以全面提升法国的中医针灸教学及治疗质量[4]。2011年3月3日,在法国国家药品食品监察署、巴黎国立医院总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和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由26名中法专家参与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出版,并获得由中国科技部颁发的2010年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该书在中医药学术体系的指导下,确定了适合法国和法语国家传播、运用中医药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该标准并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向世界中联58个国家(地区)195个会员单位推荐使用[5]。
  梳理中医药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由商人、传教士再到医学界专业人士,大约历经了7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步入临床应用,中医临床应用至21世纪,又经过了70多年。法国属于临床应用较早的一个西方大国,但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在法国医疗体系中仍属于“替代医学”,边缘地位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一些中药的临床应用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法国中医的队伍主要是非医生的专业人士,中医没有被纳入法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医的诊费完全由患者自己负担,这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普及。作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对于中医药的接受所呈现的排斥性,与中国对于西医的接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衡量一个文化的优秀与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杆就是吐故纳新的程度。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漫漫700年间,从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对于中医药的接受程度来看,让人不得不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性产生怀疑。
  
  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启示
  中医在法国临床应用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研究这种变化可以发现某种思想传播效果所发生的关键因素,这对于思考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战略有重要的启发。
  国内学界最早注意这种变化的是广西中医学院的贺霆教授。贺霆教授在法国高等社会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1994~2003年在法国中医学界做过一次有关中医观念、器具以及行为的人类学研究,结果发现法国社会对于中医药的接受,具有非常浓厚“中国文化想象”。
  第一,法国中医学界并不采用普遍消毒的办法。消毒技术本是西医独创的代表作,法国医疗保险部门直接把针灸术列入“小手术”类,按理当地针灸从业者应该严格遵守消毒规章,但是在法国的针灸行业中,法国从业者并无特别施术装备(外套、口罩、帽子、手套等),大多数从业者对自己双手及病人针刺部位的消毒草率或缺乏。与法国情况相反,中国内地的针灸从业者却积极从形象到技术上努力接近西医的治疗规范。但这些在法国中医从业者和病人看来,采取与西医相似的器具、举动会降低针灸术的威望,因此,法国中医从业者有意或无意地“忘掉”自己本来熟悉的消毒术。
  第二, 一次性针具的使用。在法国针灸业中,法国同仁们就储存针物达成共识:将病人使用过的针保存在一个玻璃管或信封内,以备同一患者下次使用。如果按照西医的医疗原则判断,这一行为已经犯了消毒理念的大忌,但是在法国针灸界却畅行无阻。
  第三,新穴位的发现与命名。在中国,现代中医对新穴的命名观已经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中医不再按照传统的命名体系行事,而是更多借鉴西医的术语。但是,贺霆教授发现,法国针灸界也有自己发现的新穴位,但是他们并不按所熟悉的西方科学术语来命名,而仍旧依附中国传统穴位命名法,如命门(甲)、百会1、百会2等等,法国针灸界、中医界恪守着中国传统。再如“幸福宝宝穴”,贺霆教授在法国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许多孕妇到诊所定期针疗,所针刺穴位只是双小腿处“筑宾”一穴,据说此法除了安胎、顺产,还可使婴孩阴阳平衡,身心健康,进而一生快乐,故被称为“幸福宝宝穴”。在传统中医理论中,针灸的确能影响孕妇、胎儿,一些穴道能用来治疗滞产,胎位不正也能灸治,针灸还常被用于产后恢复。但是因为针灸能“滑胎”,所以被传统中医列为孕妇“慎用”或“禁用”的穴位就不少。法国大盛的“幸福宝宝穴”,其特异之处是刺母体穴位来调节胎儿之气血,而且是在孕程的某些时刻,一旦达到目的,对婴孩体质、情感的作用可维持一生。这些说法是传统中医没有的,属于法国自创,却使得传统针灸术在法国民众心中显得更加神奇[6]。
  第四,因为中医没有纳入法国医疗保险体系,患者看一次中医花费不菲,所以,中医在法国成为“贵族化医疗”。而且因为诊疗环境的私密化,患者可以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向中医大夫毫无顾忌地倾诉自己的疾患和痛苦,并能够得到中医大夫的关注和同情,与西医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贺霆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医诊疗过程中医患共同对西医生、西医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罪魁是将灵与肉分割的笛卡尔)声讨,而一个由完全陌生的中医术语组成的病征诊断,竟会使病家感激涕零,自己多年的病痛终于得到合理化解释”【7】。这些都成为中医在法国被广泛接受的原因。
  贺霆教授认为法国中医学界对中医话语的全部接受,是由于“文化相似受罚,文化相异得奖”的文化潜规则的影响。但对于跨文化传播学而言,这却是考查传播效果如何实现的最佳案例。
  笔者认为,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是在科学的大旗下挥动着对传统中医的批判和讨伐而逐渐达到制度层面的,而今天法国中医要升华到制度层面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以科学主义精髓建立起来的西医体系,把医患割裂已造成世界性公害,以至于今天中国医疗界积重难返的医患矛盾,几乎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西医思想本身却很少受到批判。如今学术界已经充分意识到,由西方舶来的科学主义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传统中医以人为本,保存了大量中华文化思想的精华,却是当代世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法宝之一。
  因此,中医在法国的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效果实现,都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宝贵的启示:没有对西方文化思想某些缺陷的批判,中华文化难以获得更广大范围的接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有句名言“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1][2]刘金生,侯泽民.中医药在世界――建国60年中医药走向世界之路[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68.
  [3]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367-369,313.
  [4]王振宜.中医在法国――法国中医学会拾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9(7):190-193.
  [5]华人担任主编 法国中医词典编委会获国际贡献奖”[EB/OL].中国新闻网,2011-3-3,https://news.省略/gundong/detail_2011_03/03/4951371_0.shtml.
  [6]中国人类学评论网,https://www.省略/0903/00161.html.
  [7]贺霆.中医在法国社会的形态与功能,兼谈中国人类学界在海外/西方社会研究”[EB/LO]. 厦门大学,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网站 carws.xmu.省略/ylsh/ShowArticl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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