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不是一个从抽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理论概念，应当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寻其本质。现代化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还需包括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化。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要在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经济和政治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做新的探索。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前景，是“世界体系”的扩展或曰“全球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对国家主权形成冲击，但主权国家仍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趋势给中国人带来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然而，来自国外和内部的各种困难、挑战也将与机遇相伴随。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产力；本质；未来景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05－07
“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无论其意指一个历史进程，还是指一种目标、愿景，在中国知识界都经历了从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的演变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申报月刊》组织的讨论中，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学者异口同声地鼓吹现代化，这已为世人所共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1954年到1975年，从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到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对具体的实施步骤做了越来越详细的规划。然而与此同时，“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对象却一直被视为禁区。在“文革”极“左”思潮的控制下，报刊杂志大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要揪出所谓“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吓得人们闻“现代化”而色变，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去研究它了。这种形势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宣称国人已经普遍对“现代化”持积极的、赞扬的态度，应当不是妄说。
然而，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现代化――或日当今世界发展――可以预见的未来前景如何，却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把两个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是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太密切。简单地说，即前者决定后者，反过来，后者又能折射出前者。
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先验的从抽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理论概念，我们应当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考察其内容，探寻其本质。
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前人对西欧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总结。
有些人至今仍然将现代化看作是虚幻的、未曾发生的历史，或者只看到它阳光明媚的一面。事实上，正如伯曼所说：“假如我们向前推进100年左右，试图确定19世纪现代性的主旋律和主音色，那么我们首先会注意到的便是那幅高度发达、明显可辨、生机勃勃、并由此产生出现代体验的新景象。在这幅景象中，出现了蒸汽机、自动化工厂、铁路、巨大的新工业区；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大批城市，常常伴随着可怕的非人待遇，……出现了日益强大的民族国家和资本的跨民族集聚；出现了各种大众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包容一切的世界市场，既容许最为壮观的成长，也容许骇人的浪费和破坏，除了不容许坚固不变，它容许任何事物。”伯曼所描绘的“19世纪现代性的主旋律”，反映了西方早期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一方面是工业化、城市化，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可怕的非人待遇和骇人的浪费与破坏。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人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德文版)里的一句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来说明现代化的涵义，其意在于告诉人们：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就是“西化”，世界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就是达到工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景象”。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从下面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所“显示”的，正是包括伯曼所说“可怕的非人待遇”在内的“现代灾难”：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地对他说，这正是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
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即工业较发达国家显示的景象或伯曼所说的“现代体验的新景象”)的鲜明而尖锐的批判态度。
进一步我们还应看到：迄今已经全面展开的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在造就空前未有的历史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矛盾和冲突。如同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光明与阴影同时存在，人们必须居安思危。
现代化与“现代性”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二者之间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现代化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种创造现代性状况的过程”，翻而构成现代社会本质特征或日“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态”的“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现代化进一步向全世界扩展，形成全球化的大浪潮。冷战结束之际，福山曾预言世界文明的终结――终结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新的比冷战更严酷的“文明冲突”，而且很快就被一系列全球性的恐怖袭击和战争所验证。这也正像伯曼所说的：“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地理的和种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充满矛盾和变动不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刚刚摆脱旧的折磨，马上又要体验新的痛苦。整个世界正在面临规模空前的风险和危机，包括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风险与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生化灾难，核战争恐怖和灾难，全球化大趋势下新的失落和认同危机，等等。
正因为现代性充满矛盾，充满变数，人们才会对它众说纷纭，种种理论观念如“单一的现代性”、“欧洲 现代性”(Euro-modemity)、“殖民现代性”(colonialmodernity)、“晚期现代性”(late modemity)、“第二次现代性”(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而“多元现代性”(mulfiple modernities)、“另类现代性”(ahemative modemity)等等，都指向那个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的“大旋涡”，说明今日已经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卷入的现代化进程，只能是一个构建全球“多元现代性”的“不统一的统一”过程。简单地说，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现代性”，认清现代化充满矛盾的本质性特征，如同批判地看待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一样，既要看到其积极的正面的价值，又要认真对待、逐个解决它带来的严重问题。
二
既然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欧早期工业化，那么，非“西化”的现代化又有哪些能够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内容呢?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现代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发展生产力，说得比较完整一点也不过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福祉，也被理解为强国富民。下面的说法很有代表性：“现代化是指什么?是指生产力。……生产力不包含生产关系的含意，不包含社会形态的含意。”所以，“就像不能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也不能说社会主义现代化。……说现代化物质文明，还马马虎虎，说现代化精神文明，就不太合适。……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些文明的内容和本质是不一样的。笼统说现代化精神文明，不知道你是说哪一种精神文明。”现代化的这种认识，与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一样，是非常片面而且十分有害的。
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大变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又起了领头作用。从而，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既有的三次世界现代化大浪潮，都是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带动的生产力大飞跃所造成的。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又是工业革命的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包括促进现代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思维模式，前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身、认识自然。但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文互为歧路。科学注重求真，其成果当属“物质文明”；人文则重在求善、求美，当属“精神文明”。两个现代文明合在一起，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意。科学的第一个样本是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自由之学。所以说，科学一开始就是关乎自由的学问。现代人文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影响。培根所确立的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法、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但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被理性之手撩开，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奠定了批判理性的人文主义基调。西欧许多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其思想的人文主义光辉、对传统的批判锋芒，都直接来源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心和乐观态度。
总之，对工业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大发展之于现代化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19世纪后期迄于今日，中国人所看到的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首先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着手的也是提高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在今天发达国家主导跨国资本流动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只能诉诸不断的科技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以科技和工业的现代化带动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否则就会空有“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之名，而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的廉价加工基地。
但是，不能把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简单地规定为发展生产力。正如火车离开火车头无法前行，先进生产力犹如现代化的火车头，但是它不能囊括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和现代化的列车所运载的内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离不开其承载者――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没有一个良好的国内制度和国际社会秩序，生产力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这在前现代是如此，例如西欧古代的辉煌被中世纪的“黑暗”所取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现代依然如此，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即使为了发展生产力，也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互相适应，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内容。
对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中地位的认识，涉及对现代化意义的认识。就拿“第一生产力”――科学来说，历史与现实中，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样一类尴尬：医学科学可以延长垂死病人的生命，却不能顾及病人的痛苦和愿望，不考虑该生命继续存在的意义；艺术科学探讨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却不追问它是否与人类的博爱精神对立。甚至还有更难堪的局面，例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基因技术导致各种危害性转基因食品，甚至出现克隆人怪物的危险；经济发展理论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贫富悬殊；人类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英国宇宙学家马丁?里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最后的世纪》中预言，地球在未来200年内将面临十大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些灾难多数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有关。所以，很难证明科学所描述、改造或创造的世界是否值得存在。
科学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严，但人的价值选择却可能是多元的、相对性的。从科学中找不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学不提供人生指南。当然，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主义者。相反，许多科学家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这可以爱因斯坦为代表。这位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却严厉批评“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告诫人们：“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甚至明确提出，“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因此，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只是手段，它们必须很好地受到控制，才能“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强大的利润驱动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产生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趋势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基 本进程。扩张性、掠夺性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性，这一方面为现代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但另一方面，也将其功用引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除了不断制造新式武器用于毁灭性战争，环境、能源问题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积累，到20世纪50年代，弊端逐渐显示出来，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大公害。从煤烟污染、工业“三废”污染以及石油、化工、毒气污染，到农药污染、核污染和噪声污染，都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一代科学哲学家提出了“进化认识论”、“科学历史主义”和“让科学回归人文”，关心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指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知识体系分科化、专业化的结果，而知识的分科化、专业化又来自诉求效率与力量的技术理性。所谓“弘扬科学精神”，不应当是特别地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而应当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由与理性。
因此，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将由科学技术引导的生产力发展与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怀结合起来，将现代经济发展与现代文化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质。中国政府反复申明的“三步走”战略，以经济建设即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不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为动力，以社会和谐、共同富裕为目标，囊括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
如上所述，现代化大变革绝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它还必须包括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变革，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或“分进程”。这些分进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不同的性质、不同的顺序排列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所谓“西化”，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粗略地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或者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掠夺性、扩张性现代化的老路，而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在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经济和政治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所谓“现代精神文明”是针对传统文明而言的。但现代精神文明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更高级的现代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带有本质性的特征。
在中国，这种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的结晶，就是人们正在探讨的、建立在华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治、民主与人权。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民主是针对专制而言，人权是针对特权而言。这些看起来都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念或制度，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早发展”、“迟发展”各种现代化模式，概莫能外。然而仔细分辨，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就拿“人权”来说，人权是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没有人权，争取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等现代化目标，不可能不实践人权。现代西方各国的人权观念源于早期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皆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假设，其人权实践则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码需求。这种人权是狭隘的，其实践具有欺骗性，所以马克思批评它是“资产阶级所有权”、“本身就是特权”，㈣“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最早也是从西方舶来的自然权利概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等传统特权，积极倡导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倡导“天赋人权”，为人权在中国扎根也为现代化在中国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人权理念和实践就是照搬西方的。事实上，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跟现代人权接榫的因素，如人权所包含的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能找到而且相当丰富。缺少的主要是民主法治。现在，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的国际公约，不仅关注重在保障个人自由的第一代人权，更关注着重于为个人自由与基本生存权利提供社会经济条件的第二代人权和包括发展权、环境权在内的第三代人权。中国学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的人权理论和民主与法制体系。有了这些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建构做保障，加上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度物质文明，假以时日，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国内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际上与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和谐共处的高度民主自由平等与法治化的繁荣富强的理想国度。所有这些目标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达成之时。“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然而，来自国外和内部的各种困难、挑战也将继续与机遇相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美好前景，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预示全世界的美好前景。但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曲折和反复在所难免，我们必须尽力少走弯路。
三
世界现代化或日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是“世界体系”的扩展或日“全球化”。这个“世界体系”由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生产与交换，具体体现于各种各样的跨国金融往来、跨国贸易和跨国生产，以及维护这些活动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所构成。套用沃勒斯坦的概念，这是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也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统一体。迄今为止，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各个部分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制定的。几百年来，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心”国家的侵略压迫进行了不懈的反抗，以争得体系中平等的一席。他们的经验证明，只有苦苦力争，平等、和谐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居于体系“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科学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不平等交换为手段，力求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中心”的“国家阶级”(state class)也不惜放低身段，以各种“跨国”形式，居高临下地与“边缘”的资本拥有者联合起来。相形之下，下层劳工的世界性流动与国际合作，以及“边缘”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落在了后头。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其基本载体不是各殖民帝国和霸权相继支配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如此，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迟发展现代化依然如此。在“中心”与“外围”地位仍然悬殊而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迟发展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尤其需要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层级、最重要单位，仍然应当是“国家”，包括多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地区一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能无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的个性、特殊性，不能忽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多线性和多条道路。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次体系。如果不忽略500年来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强国的霸权争夺与更替、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掩饰“中心”对“边缘”的侵略、控制，不抹杀殖民地的反抗斗争和胜利成果，就不能不重视“国家”。尤其是从“非西方”的角度看，一百多年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是非欧洲、非西方各民族人民摆脱西方压迫剥削的利器，无论从“亚国家”还是从超国家的角度削弱之，都是非历史的。即使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主权国家仍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消解了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消解了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全球化的大趋势对国家主权的确形成有力的冲击，但正如全球化本身，这种冲击既有正向的，也有逆向的。既有联合国、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跨国家、区域或全球性的新型组织结构对国家部分主权的取代或削弱，也有一两个超级大国、霸权国家通过自身“外部主权”的扩张对周边和世界其他国家主权的威胁与削弱，还有达伦道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即追求比现有民族国家更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科索沃战争、非洲一些国家的冲突与分离运动等一再说明，这类反向运动常常造成巨大社会灾难。关注世界现代化的现状与前景的研究者，应当充分关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对针对它的正向、逆向运动，都应当给以足够的分析评价。同理，对现代世界体系里“中心”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责任编辑：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