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理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转向标志着从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从语词感受向视觉快感、从语词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存在着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等同，把文学、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转向、文化政治；文学性
作为世界性的批评主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走过了170年的历史。作为这一潮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理论个性与批评风格，但也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只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文化转向已深植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进而促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来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第二，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文学批评伴随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
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文化转向在其批评的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与呈现的?正如马尔赫恩所言：“‘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歧的。”我们认为，英国的马尔赫恩与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与批评图式。马尔赫恩在写于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言中，运用历史的方法把1840年代至1990年代这150年的批评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位，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理论阐释。首先，他对缘何运用历史的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其次，他所划分的三个不同相位分别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它主要由两个批评思潮组成，一个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他们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另一个则以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革命、政治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提倡一种“介入文学”。“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一种“非正统”的规范。这一相位主要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他们将文化和哲学问题作为批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批判的古典主义相位”兴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体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批评潮流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在马尔赫恩看来，这一时期的批判风格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它们在方法上是‘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上，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文学战斗中恰如其分的高潮――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文学’与‘批评’本身受到质疑。”
在马尔赫恩的“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如果以此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我们主要受到了第二、第三相位或者是意识形态的与经济的批评模式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主要来源于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方面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则要晚些，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学者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取代，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何谓文化?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作简要描述。第一层面是文化的理想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第二层面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第三层面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将其概括为作为乌托邦的文化、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尽管可以将文化的历史远溯至柏拉图，我们在此只关注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甚至将其命名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之所以“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是源于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复杂决定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因素居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他们给予文化和艺术以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实践与整体的人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因为文化设施和体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整体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次十分显著的 文化转向：第一次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肇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第二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理查德?霍加特《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等为重要标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伯明翰学派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多数研究者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文化转向问题，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之所以未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那样导向政治实践，而是转向文化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不再抱幻想，以此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德沃金也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一般认为，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对文化含义的争夺、文化形式的历史建构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转向可以说是由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一复杂感受引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分子对他们变化着的社会地位的理解。”在我们看来，文化转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对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式的关注，无论这种关注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是颠覆性的还是建构性的；第二，这种新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风格，图像化、视觉化是其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文化转向即文学向文化、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语词向图像的转变，由阅读者的语词感受向观看者的视觉快感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文化转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既存在相同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文化观”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结构性关系的阐释，避免经典模式的经济还原论，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即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价值取向迥然相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精英的立场看待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对其持一种否定的立场，认为精英文化才是救赎与拯救的力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才是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神圣力量；伯明翰中心则着力挖掘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蕴含的抵抗性、颠覆性力量，因而对其更多的是肯定与认可。如果从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理想”的层面看待文化，而文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文献”的层面理解文化，伯明翰学派则是从“社会”的层面看待文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将两者相对立，那么，伯明翰学派则致力于消弭两者的对立，比如，威廉斯将文化分为统治的、残余的、新兴的三种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就“文化政治”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再追求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而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解放。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太重视工人阶级政治、工人阶级文化，而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工人阶级政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此外，两者都注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仅关注其内容层面，而且关注其形式层面。
三
鉴于国内学界已就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积极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究，我们在此只就其消极影响即伴随而来的一些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要么将两者相等同，要么将两者相对立。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分，文化批评同样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别。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究，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被重新定位并以难以回避的方式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研究之中，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采纳这种无所不包、具有异常丰富内涵的术语，又将如何进行文化批评?迄今为止对这一方式的主要批评，其一是认为这种批评过于宽泛，因而显得乏力，其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批评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将有着独特性的文学现象等同于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文化批评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的文化视野，而是基于一种新的起点对原有学科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作为文化批评的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上帝，文化批评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也不是文学批评开门揖盗，而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大众文化。”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区别在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的不同。从批评的对象看，文化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对抗性批评，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与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新东西进行对抗。”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书面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文化批评则主要关注当代文化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广告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如果前者关注的是精英的、主流的、主导的文学，后者则关注的是大众的、边缘的以及青年亚文化等等。从批评的方法看，文化批评提倡一种跨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注重文化分析，它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学术分析；作为表现的范式，语言研究构成了其主要的研究模式；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表意策略，“文化研究一开始带来的并不是传统批评和批评理论中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而是带来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学视角的发展。”简言之，由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批评的目的等不同，两者之间既不是一种等同关系也不是一种取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英国和德国的语境里，文学的各种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雷蒙?威廉斯和里查德?霍格特这些人物所持有的共识是，他们对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考察，是深刻地由对一种文学文化的迷恋而建构的。”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众所周知，英美从事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是文学学者、文学教授，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比如威廉斯是英文系的戏剧教授，有《现代悲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等文学批评著作，詹姆逊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文学批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 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明确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两种批评形态。这是因为，尽管文学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无疑都会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无论其自身如何变化，也都有其各自的边界与限度，差异性即是其质的规定性。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与批评范式，除了差异性外，两者之间在理论范畴、批评方法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够简单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无论多么重要，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族中的一员，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凝固化、狭隘化，无视社会的变革与新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无视文学的丰富存在，一味关注所谓的新文化，而最终失去文学与文化传统。毋庸置疑，面对新技术、新媒介、新的社会现实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否定自身、取消自身。从批评的视角看，文学批评自身具有多维性，诸如政治之维、经济之维、道德之维、审美之维，因而文化理应成为其多维中的一个维度。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有待于我们在批评理论层面加以深入开掘，在批评实践方面作更深人的文本细读与阐发，这样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的生命力。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重蹈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往的覆辙，即把文学、文化过度政治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文学过度政治化，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把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其实只是文学政治到文化政治的位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化的膨胀因此是一个被世俗化了的时代历史的组成部分，正如自阿诺德以降，文学――在所有事物中――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任务一样，而这些任务过去曾被委托给更为技术性或实践性的话语。”如同“文学政治”是文学批评的首要目标，“文化政治”则是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诉求之一，而所谓的“文化政治”则是指“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它广泛表现在各种非形式主义批评话语中。”作为抵抗诗学的文化批评力图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政治的关切，从而使得文化与政治之间具有一种新的关联性：“文化在政治前是犹豫不决的，它以超越日常兴趣和社会生活中对抗的价值的名义抵抗政治……然而，左派文化政治最近的发展导致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置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文化批评尤其是在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威廉斯等理论的影响下，更多地从权力视角来审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政治关系，这样就把政治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其作用，主要是通过其载体即文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文化批评的文化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和权力透视，旨在揭示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对其的抵抗，即所谓的抵抗诗学和介入政治。问题在于，文学、文化诚然不能脱离政治，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只能是文学、文化固有的内涵“之一”而非“唯一”，不能将两者同一化，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有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认为，无论是就人类社会生活还是就作为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而言，政治生活也只构成作为“意识形态动物”的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坚持说，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因而也就更有必要理解文化与政治两者是相互不可缩减的。在‘文化政治’的概念中，它们的距离越近，它们的关系就越令人忧虑。在这类概念中，隐含价值的协调，只有在文化与政治二者妥协的身份幻想中才能得以完善。”
问题之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非文学化”“非审美化”问题。伴随着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而来的则是批评的“非文学化”“非审美化”，正如Michael Payne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摆脱困境的有效方式，即总是把美感与社会责任相分离。”我们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文学、文化批评都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性别、种族、身份等角度对文学文本或文化现象作出分析，这种分析往往导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维度，即使是对文学形式、叙事策略的细度也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切入，唯独缺少审美感知、审美分析、审美判断，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丧失了最可宝贵的精神特质与内在底蕴，丧失了其艺术感染力，而成为某种外在目的的枯燥证明。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不能仅仅是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它首先应当是一种审美的批评、艺术的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的批评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一种非文学性、非审美性的批评，只能是效果拙劣的批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是否必然就是意识形态批评、政治批评，是否必然就与审美性、文学性相对立呢?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批评实践看，恰恰与此相反，文学性、审美性在其批评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们将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性等因素十分恰切地相融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