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为其主要政治诉求，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为其典型表现形式。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既有典型的共性特征，又有鲜明的差异性特点，同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根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民主化、世俗化以及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三大核心议题，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四大力量的地位变化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复杂化则成为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主要趋势。
关键词：中东动荡；政治变革；中东地区格局；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
作者简介：刘中民，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2－0003－15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自2010年底以来，在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冲击下，在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下，中东地区局势陷入严重动荡。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或通过民众抗议浪潮(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政权变更，或通过外部军事干预发生政权更迭(如利比亚)。中东地区的剧变表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东地区国家政治和地区格局均处在深刻的变动与调整之中，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也处在?一步发酵与扩散之中。当前，中东形势变化的复杂性质与深刻根源、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复杂趋势与影响因素、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大国中东战略的深刻调整、中东形势动荡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等，都构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本文着重就中东地区形势动荡的性质、特征、原因和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作出分析与探讨，希望能对认识中东变局的复杂性有所帮助。
一、中东变局的性质和特点
当前，国内外学界、政界围绕中东变局的性质存在不少争议。具体观点如下：
1、民主革命说。这一观点认为中东变局的性质为“民主革命”，或称“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国外有论者指出，“这是一场民主革命”，阿拉伯民众“是在为自由、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斗争”。当民众抗议“要求当权者立即下台，用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这种‘抗议’就成为一种革命”。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转变为目标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
2、起义和暴动说。此类观点认为阿拉伯抗议浪潮并非革命，更不是民主革命，它们只是形态各异的起义和暴动。有分析指出，“这不是革命，更像是暴动，如果愿意也可以称作起义。”“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示威活动”，但“并非所有示威活动都属于革命，并非所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
3、政治危机说。此类观点认为中东变局是“波及中东广大地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第一，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第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抗议和宗教冲突，如巴林；第三，示威游行引发武装冲突和外部干预，如利比亚。
4、社会运动说。该观点指出，在中东形势动荡中，“虽然掺入部落、教派冲突，其间甚至有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乘机作乱，但就总体而言，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的社会变革运动，是长期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从总体上看，西方和阿拉伯学界更倾向于“民主革命说”，认为中东变局正在终结传统的关于中东不适合民主发展的“阿拉伯例外论”。当中东变局仅局限于突尼斯和埃及时，“民主革命说”及“民族民主革命说”在中国学界引起共识，但随着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以及也门、巴林、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多数人认为中东变局的性质尚有待?一步观察。
本文认为，中东形势动荡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了其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构成了其典型表现形式。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突尼斯和埃及的和平民主变革色彩较浓，利比亚和也门局势与部落暴力冲突密切相关，巴林、叙利亚局势既具有教派斗争的特点，也掺杂着部落因素。总之，中东国家形势动荡既有典型的共性特征，也有鲜明的差异性特点，不应一概而论。
(一)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共性特征
1、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以民众抗议浪潮为主要表现形式。尽管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浪潮的强度、烈度以及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推翻现政权构成了阿拉伯各国抗议浪潮的共同目标。对此，有学者指出，阿拉伯民众“是在为自由、尊严、公正而斗争，是为了用民主取代各自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斗争。”在民众抗议浪潮中，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制与君主制政权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已经导致部分国家政权垮台。
2、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构成了抗议浪潮的主要政治诉求。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抗议群众争取改善民生的诉求反映了民众对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两极分化严重、腐败肆虐等问题的强烈不满；在政治层面，抗议浪潮争取民主的诉求反映了对政治体制僵化、专制独裁、老人政治、家族统治等政治顽疾的强烈抗议。“阿拉伯专制者被推翻是经济普遍管理不善与政治高度集权的结果。对经济的种种不满――包括大规模失业、过度的差距等――促使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试图重新绘制政治版图。”
3、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跨国性特点。在中东历史中，由于民族与宗教同构等因素的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政治思潮均具有典型的超国家特征，都曾掀起过大规模的地区性运动。由于阿拉伯国家面临相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使得此次阿拉伯社会变革运动仍然具有典型的地区性特点，除卡塔尔和阿联酋以外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抗议浪潮。因此，有评价指出，“因为有着共同语言和历史经验，不同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在追求的目标和采用的方法上彼此鼓舞和启发”。
4、具有缺乏独立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的草根性特征。抗议浪潮的主体为中下层民众，他们发起的“阿拉伯起义和革命迄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领袖和有远见任务的领导”，“它们是无人领导的革命”。抗议浪潮缺乏独立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及目标，具有明显的草根性特征。这也恰如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的评论所言：“阿拉伯革命的主要谜团之一是它的理念”，“革命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推出统一的政治口号。暴动者一致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换年迈的领袖。在其余问题上则没有志同道合的迹象”。
5、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具有政治不成熟的特点。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占阿拉伯世界人口60％的青年构成了变革的“推动力量”，但也存在着政治不成熟、缺乏领导能力的弊端。“‘谷歌’青年仍处在一种政治无知状态。阿拉伯年轻人对阿拉伯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普遍不受信任。……他们几乎没有准备建立政党和自己承担责任。” 6、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发挥了重要辅助作用。在阿拉伯抗议浪潮中，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型媒体在信息传递、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初，“维基解密”披露和传播的突尼斯本?阿里家族腐败内情，对抗议浪潮的爆发发挥了重要刺激作用。因此，西方媒体多将阿拉伯抗议浪潮称为“维基革命”，认为“这类革命只有在拥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才变得有可能，因为互联网能够迅速使民众集结起来”。不过，新媒体的作用相对于阿拉伯国家长期累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而言，仅仅发挥了辅助作用，而非决定性因素。
(二)中东国家形势变化的差异性
1、北非共和制国家抗议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显高于海湾君主制国家。此次中东乱局的中心主要是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反殖、反帝斗争中形成了善于革命的传统；从政治结构上看，这些国家政权多是由军官革命建立的，其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威权政治模式，政治体制僵化问题严重；从社会结构上看，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较为发达的中产阶层、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都为社会变革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有评论指出，突尼斯和埃及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变革，原因在于“他们都拥有相对健全的体制、公民社会团体、中产阶级以及自古以来以各种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情况来看，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主要指向了家族统治和教派统治相结合的君主制政权。但由于海湾国家有石油美元做后盾，其民生情况好于北非国家，同时由于家族统治的君主制有较悠久的传统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它们所面临的压力小于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由此，海湾国家民众抗议浪潮烈度弱于北非共和制国家的原因有二：一是石油美元使政府拥有巨大的财政影响力；二是作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国，海湾国家对于西方国家具有战略价值。
2、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其烈度和影响因素的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
(1)以民众和平示威为主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突尼斯和埃及，虽然抗议浪潮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动荡，但由于“市民社会和中产阶层相对成熟，其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能够保障其国家不致在政治变革中走向内战或分裂”。
(2)民众抗议向部落冲突演变，直至发生内战并引发国际干预的局部战争。在利比亚和也门，民众抗议的主体力量主要体现为反政府的部落力量，盘根错节的部族矛盾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异常脆弱，并极易在政治变革中滑向部族冲突，甚至走向内战。利比亚冲突与东部部落和西部部落的长期对立有重要关系，班加西作为利比亚政治反对派盘踞的大本营，构成了西方对利比亚?行军事干预借助的核心力量。
(3)民众抗议与教派冲突相交织，并渗透着外部势力的复杂较量。巴林民众抗议的主体力量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其目标是推翻逊尼派政权，但其背后则是沙特与伊朗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较量。“由于海湾地区的抗议者是什叶派穆斯林，阿拉伯各王室经常祭出‘伊朗牌’来为血腥镇压抗议活动正名。”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默认了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的干预。
3、外部力量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同。西方的外部干预是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危机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但由于美欧在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不同考虑，它们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即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标准。其基本方式主要有三：
(1)军事干预。突出表现在法英美通过主导联合国通过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实施军事打击。有评论指出，美国和欧洲之所以能够在军事打击利比亚问题达成一致，主要因为“利比亚是中东北非国家中唯一既拒绝美国‘大中东计划’，又反对法国‘地中海联盟’计划的国家……因此，美欧在利比亚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突破口。当然，双方又都有各自的如意算盘。”在2011年10月4日和2012年2月4日安理会围绕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受挫后，美欧是否绕开联合国对叙利亚?行军事干涉，已成为中东局势的焦点所在。
(2)外交施压。对埃及等和平变革的国家，美欧一方面对民众抗议予以舆论支持，一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对穆巴拉克政权施加外交压力；对于利比亚，西方国家则采取了力度更强的外交攻势，突出表现为对反对派的政治过渡委员会予以外交承认，为其反政府活动创造外交空间；对于叙利亚，在推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案受挫后，西方主要利用阿盟、土耳其和叙利亚反对派?行施压，以实现最终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
(3)外交庇护。突出表现在美国对巴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政策。西方虽然在外交舆论上要求阿方顺应政治变革潮流，加大改革力度，但在实际上默许乃至纵容了海湾国家对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其原因主要出于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合作、军事基地安全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对此，有评论指出，“美国的暧昧态度令海合会疯狂压制以什叶派为主的抗议民众提出的民主要求。美国的压力对于推动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革命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海湾国家抗议民众的支持则远远不够。”
二、中东变局的原因分析
中东国家形势之所以动荡和迅速蔓延，既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矛盾具有同构性等表层原因，也有受历史文化传统、共有的宗教因素影响等深层原因，同时也受到了全球化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扩展、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内部矛盾的长期累积是导致中东乱局的根本原因。因此，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侧重对内因的分析。
(一)政治因素分析
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的主要根源。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角度看，无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长期的威权政治和老人政治都使国家的政治体制陷入僵化，尤其是在威权的共和制国家，政治领袖完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光环日渐黯淡，民众已日渐丧失了对现行体制的信心。当前中东的抗议浪潮也正是民众长期绝望情绪以及变革求新渴望的剧烈宣泄。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即国家政权的权力来源与分配、政治架构不仅要有充分的正当性，还必须得到国民的效忠与忠诚?而获得社会心理层面的广泛认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现代法治国家，即根据法律建构国家制度，?行政权更迭，国家元首通过民选产生的国家，只有土耳其接近这种类型；以魅力型领袖为最高权威的国家，多属于在二战前后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的国家，纳赛尔、卡扎菲、阿萨德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代表；以君主、国王等世袭权威为合法性来源的国家，这种国家以沙特海湾国家为代表。
此次中东乱局的中心主要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家政权都是在民族独立革命的过程中或独立革命之后，由军官发动革命建立的，其政权多采取强人政治和军人政治等威权政治模式，并形成了一种事实上国家领导人终身任职的老人政治。在有着革命传统的上述国家，在社会 矛盾长期累积之后，老人政治和强人政治自然会成为民众革命的对象，即昔日的革命者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在君主制国家，长期的体制僵化，家族统治、教派统治和老人政治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从意识形态危机的角度看，在当代阿拉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层出不穷，但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都未能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渴望，阿拉伯社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迷失。
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埃斯波西托就指出：“在建构政治合法性和创造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似乎既没有兴趣也不成功，他们更钟情于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王朝统治、军人或准军人政权依然主导着穆斯林世界。政党被禁止或严加限制，选举经常被操纵，政府的议会和政治党派被统治者严格控制，而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像他们的安全一样，完全依赖军人和秘密警察的忠诚，有的统治者则干脆依靠外国政府和多国公司的支持。”上述结论固然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在未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如何重建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心理的合法性，无疑是它们面临的严峻的课题。
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许多国家或者长期充当美国盟友，丧失外交自主性并惨遭美国抛弃(如埃及)，或者长期与西方对抗并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如2003年前的利比亚)，使自己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或者在二者之间?行激?的摇摆(如2003年前后的利比亚)。其结果是长期追随西方的国家在国内丧失了民意，而对抗国际体系的国家丧失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
(二)经济与社会因素分析
从本质上看，中东动荡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脆弱和经济政策失误使阿拉伯国家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以突尼斯和埃及两个非典型产油国的经济为例，本?阿里政权和穆巴拉克政权都实行大开大放的经济政策，他们“抛弃了前任以平等主义和以福利为中心的政策，转而奉行经济开放和减少干预的政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把埃及和突尼斯的改革奉为该地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突尼斯和埃及在2009～2010年的经济竞争力分列世界第32位和70位；在瑞士经济研究所的全球化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的排名分别为12位和35位。在西方看来，“这两个国家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但由于旅游业、房地产和银行业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构成了埃及和突尼斯的支柱产业，加之“在减少干预和开放的过程中的肆无忌惮，使突尼斯和埃及的物价越来越取决于境外的因素”。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作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和房地产业大幅下滑，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高，尤其是“过去十年的粮食危机把依靠?口解决粮食问题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推向赤贫和饥饿的境地”。
中东产油国经济结构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严重依赖石油美元，工业化水平低下，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等弊端。据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评估，2007年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仍然停留在20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入良性循环。相反，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的财富越是日趋流向发达国家。”工业不发达必然引发就业困难，这正是中东石油富国同样存在高失业率的原因所在。
具体而言，腐败肆虐、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成为阿拉伯国家局势动荡的直接诱因。
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体制并没有产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相反，政治权贵与经济自由化相结合产生了“权贵资本主义”怪胎，其直接后果是腐败横行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腐败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腐败已成为该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生活，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普遍存在的腐败导致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中，?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据统计，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而60％的穷人仅占有18％的社会财富。
在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长期高居不下，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统计，25岁以下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在40％至50％左右，部分国家甚至高达60％。而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的弊端导致其就业吸收能力低下，?而使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人大量失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阿拉伯世界的失业率居全球之首，地区平均失业率超过23％，30岁以下年轻人占60％。在阿拉伯劳工组织2008年发布的第一份阿拉伯就业报告中，年轻人群失业率达到了25％。据报道，在2004～2008年间，埃及国内因无法承受失业压力而自杀的年轻人达1.2万。此外，突尼斯的青年失业率高达52％，巴林和也门的失业率分别在15％和35％左右。因此，青年之所以构成民众抗议浪潮和政治变革的主体力量，是因为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和高失业率问题。
在阿拉伯国家，高贫困率和高通胀率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据统计，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其中埃及近1／2人口中生活在贫穷线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各国基本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阿拉伯各国尤其是北非国家多次发生社会骚乱，并成为最终酿成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就这样，“贫困、失业和普遍衰退已经摧毁了阿拉伯民族的精神”，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构成了导致突尼斯事件发生的先导性因素。
(三)思想文化因素分析
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一伊斯兰社会积弊的批判与外来民主思想的交互影响，为此次阿拉伯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素养。在当代阿拉伯世界，无论是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他们都对当今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危机予以了积极的关注和深刻的批判，甚至预言阿拉伯社会必将发生巨大的变革或革命。
薛庆国教授曾指出，阿拉伯思想界认为阿拉伯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存在的积弊突出表现为：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埃及著名作家阿斯旺尼在2008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专制统治者诛杀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我们生活在埃及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期。……我深信，人民一旦愤怒，一切都会改变。革命就是这样自发地、无人策划地爆发的。埃及的生活如此不堪，无法再沉默下去。一切都该改变，也必定会改变。我觉得前方有巨大的意外在等待我们。”当代阿拉 伯世界的杰出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的现状予以了激烈批判，并预言阿拉伯世界必将发生巨大变革。他指出：“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他曾预言，“发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和阿拉伯人有关的一切，已经构成在21世纪实现巨大变革的基本条件”。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埃及学者尤苏夫?盖尔达维近年来一直倡导探索适合伊斯兰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他对阿拉伯社会存在的专制独裁、官场腐败、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与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教育落后、思想封闭保守、理性缺失、文化更新停滞不前等问题予以了深刻批判。在政治改革领域，盖尔达维提出了一系列穆斯林社会必须尊重和遵循的原则，诸如他强调尊重“公正、协商、自由、尊严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主张“爱护妇女原则”，强调“妇女的权利、地位和尊严”；主张“民主政体原则”和“尊重民意原则”，强调人民“有权力以和平方式罢黜无能渎职的统治者”等等。
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并非无源之水。阿拉伯知识界和思想界对阿拉伯社会弊端的批判与反思，无疑为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为主要诉求的民众抗议浪潮提供了思想源泉，这也符合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规律。
三、中东变局的发展趋势
当前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本节主要从总体态势和地区格局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的总体趋势
总体上看，阿拉伯国家将?入全面变革与调整的时期，其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1)民主化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转型中，民主化无疑将成为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主流。无论是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的共和制国家；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政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中东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特色的民主。对此，有学者指出，“2011年的反独裁斗争终结了阿拉伯穆斯林与民主观念格格不入的观念”，“不管变革中的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即便许多国家仍保持着那种在西方看来不完全民主的统治模式，但对民意和民众的重视程度都会上升。”可以预见，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复杂的部落、教派等因素决定了中东民主化?程将是漫长且曲折的。这也恰如相关的评价所言：“突尼斯不会像法国一样，而埃及也不会变成瑞士。不要期待发生划时代的变革。在阿拉伯世界将维持缓慢发展的半传统社会，传统和现代化的对立将加深。”甚至有人悲观地指出，“阿拉伯革命的被迫性、不成熟、被形势所迫和相互影响等特点使人们相信，阿拉伯世界的迫切任务可能不是消灭专制，而是修复专制”。
(2)世俗化问题。在此次中东政治变革的初期，宗教因素并不突出。因此，人们多认为世俗化在阿拉伯国家未来政治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应得到?一步加强。对此，有评价指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式，而是成为土耳其式的民主模式”。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伊斯兰势力逐步增强的趋势在部分国家已经显现，尤其以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有学者指出，在埃及“可能上台的不是宗教狂，而是相当温和、稳重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将在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总体来说，宗教因素在未来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教派矛盾和宗教极端组织在巴林、也门、叙利亚等国家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3)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此次中东的民众抗议浪潮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反西方的色彩相对淡薄。因此，有评价指出，在此次中东变革中，“要求自由、尊严、公正的思想已经取代了曾经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旗”。即使在西方军事打击利比亚以后也没有引发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因此，当前中东国家的社会运动更为关心的是自身的命运与前途问题，而不再像历史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一味将反西方作为其核心价值的诉求之一。它旨在通过包括思想和制度改造在内的自我救赎，实现国家的再造与民族的复兴。近代以来，反西方几乎构成了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核心主题之一。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霍梅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并且多把西方的侵蚀作为伊斯兰世界落后的根源之一。
当前，中东的政治变革具有明显的淡化反西方色彩的特征，西方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对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呈上升态势。此外，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海湾合作委员会主导的阿盟，在干涉内政问题上也倾向于西方。它们不仅积极参与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战争，而且不断与西方合作向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施压。“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如果中东政治变革换取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完全倒向西方，使自身的命运操控于他者之手，无疑将是更大的民族悲剧，阿拉伯民族的复兴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真正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才能更加自信地面对西方。
(二)中东地区格局的发展趋势
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一步分化、以色列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土耳其影响力增强以及伊朗周边环境复杂化等。此外，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中东和平?程、伊拉克问题和伊朗核危机等热点问题的发展也?一步复杂化。
(1)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世界?一步分化。由于阿拉伯国家陷入群体性动荡，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地位将呈现出?一步下降的趋势。埃及传统大国地位?一步衰落，利比亚问题导致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裂?一步加剧。有学者指出，未来的阿拉伯世界有可能分裂成两大阵营，即“富有影响的阿拉伯君主国精英俱乐部”和“民主运动已经取代或者试图取代腐败独裁专制的国家”，“新集团的形成使阿拉伯联盟失去价值。”从阿拉伯世界次区域的角度看，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对巴林危机的干预，对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施加的重要影响，都表明海合会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呈上升态势，而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活跃外交也值得高度关注。
(2)中东变局对以色列的周边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作为最早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变革将对以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之后，埃以关系再遭破坏乃至美以关系遭到冲击都将使以色列更加孤立。埃及开放加沙的拉法口岸、斡旋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和解、冲击以色列使馆以及西奈半岛通往以色列天然气管道多次发生爆炸等事件，都引起了以色列的忧虑。对此，有评价指出，“阿拉伯之春震动了整个中东地区，导致两个长期专制政权的垮台，而以色列对其联盟和安全忧心忡忡”。此外，伊朗核问题的升温、叙利亚的动荡局势、土耳其与以色列矛盾的上升，都恶化了以色列的周边环境。更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以色列已经认识到中东地区的“政治战略环境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演变。” (3)中东变局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上升。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发生严重危机，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世俗化、民主化的典型代表，其发展模式将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土耳其兼备伊斯兰和世俗民主国家的特性，有利于其施加地区影响力。”从外交角度看，土耳其对利比亚危机的斡旋以及近年来加强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调整，尤其是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调整，都使土耳其的地区影响不断上升。此外，土耳其作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和西方的重要盟国，无疑将对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发挥重要作用。
(4)中东变局使伊朗的周边环境复杂化。在阿拉伯国家抗议浪潮的影响下，伊朗也一度发生民众抗议浪潮，但并未对伊朗现政权产生严重冲击。在一段时期内，由于主要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略收缩，都有利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坐大。对此，有评论指出，当前“中东的均势已经打破，伊朗自然而然占据了优势”，因而“伊朗是地区变革的受益者”。但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叙利亚政权作为伊朗盟国的岌岌可危，西方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军事打击伊朗，都使伊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2011年底以来，伊朗多次?行军事演习并发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后，美国?一步加大了对伊朗?行制裁的力度。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对伊朗核设施?行军事打击，或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己成为2012年中东局势的最大悬念。
(5)中东变局导致地区热点问题?一步复杂化。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使巴以和平的前景堪忧。2011年9月，巴勒斯坦正式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拟以寻求“入联”的方式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注意力，从而避免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被中东乱局所淹没。在伊朗核问题上，伊朗的政策更趋强硬，使短期内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更加渺茫。对此，有学者悲观地指出，“阿拉伯之春或许很迷人，但却不一定长久。可悲的是，伊朗的霸权威胁却看起来更为持久”。在伊拉克问题上，海湾周边国家教派矛盾加剧与伊朗政治渗透相结合，有可能加剧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在阿富汗问题上，在美国击毙拉丹事件的刺激下，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报复性恐怖袭击呈大幅上升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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